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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為是有目的的
在現實中，人的各種行動是為了達成某種目的。行動就是改變現狀，而之所以要改變現狀就是由於對現狀不滿，其中必然有對於某種價值的追求。
經濟學關注人的行動，而且關注人們為什麼採取這樣的行動。只有這樣，我們對於整個經濟現象才能有更為深刻的理解。
只有個體才有能力決策
只有個體，才有目的和行動能力。人要行動，就必須思考，需要蒐集信息、進行分析判斷，然後做出決策。這些活動只有個體才能完成。
我們常常使用群體、集體、政府、國家等概念，說它們做了某某事，這讓我們以為集體似乎也是能行動的。但這種說法只在隱喻意義上才是對的。事實上，集體本身不可能行動，只有集體裡面的人才能行動。
一些經濟學家在分析問題時，習慣把集體、國家作為一個獨立的分析單位，並把它們想象為沒有自身利益訴求、完全大公無私的。如果是這樣，很多問題就很難理解，例如，為什麼政府會有腐敗，為什麼所謂的“集體決策”經常沒有效率等。
而一旦我們摒棄了這種集體主義的分析角度，用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來重新審視這些問題，一切困惑就迎刃而解。
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
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曾說過，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經濟學，那就是“沒有免費的午餐”。這裡，要為午餐所付的那個“費”，就是“機會成本”。
人類有很多的慾望。但不幸的是，用來滿足慾望的資源卻總是稀缺的。
比如，我們常說的錢不夠花，就是指，相對於花費而言，我們擁有的錢是稀缺的。也許有人會說，大富翁們總該不受稀缺的困擾了吧？其實不然。儘管他們並不缺錢，但他們的時間是有限的，因此也受稀缺性的約束。
因為稀缺性的存在，人們在行動時就必須有選擇，為了得到一樣東西就得放棄另一樣東西。所謂“機會成本”，就是你為了達成某項目的所要放棄的最大的價值。
舉例來說，如果你現在面臨兩個工作機會，一個是年薪10萬元的大學教職，另一個是年薪50萬元的投行交易員，那麼在不考慮非貨幣利益的前提下，選擇去大學任教的機會成本就是50萬元。
雖然人們在個人決策時比較容易理解“沒有免費的午餐”，但在考慮公共福利提供等問題時，卻很容易忘記這一點。
相對於私人，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往往更低，因此那些本想獲取“免費午餐”的人最終得到的往往是一份更加昂貴的午餐。
人在邊際上做選擇
經濟學所要關注的問題，通常不是極端的非此即彼，而是“多一點”還是“少一點”的比較，也就是對“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的權衡。
舉例來說，我們不會只買衣服不吃飯，也不會只吃飯不買衣服，而會考慮是多買些食物而少買些衣服，還是多買些衣服而少買些食品，這樣的選擇就是邊際選擇。
值得一提的是，“邊際”概念的引入破解了經濟史上的一個著名難題——水和鑽石的悖論。
19 世紀的經濟學家們曾一直困惑於一個問題：為什麼對於人類生存至關重要的水價值很低，而對人類生存可有可無的鑽石則有很高的價值？
對於這個問題，古典經濟理論並沒能給出很好的解釋，而從“邊際”的概念入手，這個問題則很容易回答。
這是因為，物品的價值是由它帶給人的邊際效用決定的——雖然水很重要，但是由於它很多，因此在邊際上多一滴、少一滴對效用的影響不大；而鑽石雖然無關緊要，但由於它很稀少，因此在邊際上多一顆、少一顆對效用的影響很大。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鑽石的價值要遠遠高於水。
自由交換是互利的
人們在資源佔有上可能有豐寡之別，在個人特質上可能有各自差異。這些差異性的存在，給通過自由交換，改進彼此的收益創造了巨大的空間。
舉例來說，我手裡有一瓶水，並且我認為這瓶水對我而言值1元錢，而你卻認為這瓶水對你而言值2元錢。那麼，如果我用1。 5元把水賣給你，我們雙方就都相當於賺了0。 5元錢，這場交換活動讓我們雙方都獲益了。
交易自由是雙方都獲益的前提。如果我強買強賣，非要用5元錢把水賣給你，那就是在增加我的收益的同時，減少了你的收益。
我們常說，市場經濟下是“等價交換”，但這種認識是錯誤的。如果一件商品對你我的價值都一樣，那麼交換髮生的可能性就很小。只有我們對某件商品的評價存在差異，自由交易才會發生，交易一旦發生，就為雙方都創造了價值。
從這個意義上說，自願交換一般都不會是等價的，而是伴隨著價值的創造，也就是財富的創造。
區域貿易、國際貿易，本質上也都是個人之間的交換。自願交換能促進交易各方福利的增進。而那些阻礙貿易自由的政策壁壘，很多都是打著維護“公眾利益”、“國家利益”的旗號，事實上卻剝奪了公眾改進福利的機會。
分工是進步的源泉
分工是和交易相聯繫的。如果沒有分工，人類的交易就會很少。有了精細的分工，人與人之間的交易才能更加頻繁地開展。
分工是市場規模擴大的結果。如果沒有市場就不會有分工，只能自給自足。市場的擴大促進了分工的細化，分工的細化導致了技術進步與創新，進而促進了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反過來又使得市場進一步擴大……如此反覆，就是經濟良性發展的整個過程。
為什麼我國在改革開放後迎來了經濟發展的奇蹟？
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場的擴大。一方面，各項改革措施廢除了所謂的“投機倒把”等罪名，為國內貿易掃除了障礙；另一方面，對外開放則開啟了巨大的國際市場，這兩方面都讓市場規模急劇擴大了。
隨著市場的擴大，良性循環就啟動了，“中國奇蹟”產生的奧秘就在於此。
結果比動機更為重要
在現實中，人們常常以動機來判斷某項行動的好壞；但經濟學家卻認為，即使一項行動的出發點是利己的，只要它的結果是利人的，那麼這項行動就符合市場道德，值得肯定。
亞當·斯密曾在《國富論》中論述道：“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於屠戶、釀酒師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的自利的打算。”屠夫、釀酒師和烙面師雖然有著利己之心，但客觀上做出了利人之行，因此值得讚許。
相比之下，那些利人的動機導致的損人後果倒是十分值得重視。
例如，政府希望實現充分就業，讓所有願意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可幹。但是，如果政府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規定所有企業一旦僱用職員就不能解僱，那麼企業僱用員工時就會更加慎重，反而讓更多的人難以找到工作。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曾說過：“通往地獄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鋪就的。”這一忠告我們應時刻謹記。
自由競爭是件好事情
讓“利己之心”產生“利人之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由競爭。沒有自由競爭，“利己之心”就只能導致“利己之行”。
中國農村有句老話，叫“匠人要發，房子快塌”，意思是工匠要發財，就必須把房子的質量蓋得差一點。
只有房子一蓋起就塌，才能不斷有生意。但這個發財“秘訣”只可能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才有用。如果有競爭，為了爭奪生意，工匠們必須提高建築質量，讓消費者滿意，那些蓋房質量差的工匠就不會有生意。
儘管自由競爭是好事，但在現實中卻頻頻遭受非難。經濟學大師阿爾弗雷德·歇爾曾說過：“‘競爭’這個名詞揹負惡名，而且還包含某種利己心和對他人的福利漠不關心的意思。”
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因為它顛覆了傳統社會的模式。
在傳統社會中，所有的生意、交往只有在熟人之間才能發生，這看起來很有人情味。而自由競爭讓人們對於鄰居和陌生人差不多一視同仁，這似乎大大沖淡了社會的人情味，因而會招致一些人的厭惡。
對此，我們必須看到，所謂“人情”，其實是侷限在一個狹小的圈子裡的，超出這個圈子時，人們往往相互敵視。恰恰是自由競爭改變了這一切，讓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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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選自《經濟學原理》，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張維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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