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讀到一篇微文，名《中國的“博士大躍進”，國家的恥辱》。文內說：“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人事部進行的中國博士質量調查，歷時兩年，近30萬字的報告透露：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其中半數以上博士進入政府當官，完全不同於早年90%博士留在大學及科研所工作，“博士大躍進”之風愈演愈烈。”作者認為，我國作為博士超級大國的位子，至少二十年內無人能趕超。中國的“博士大躍進”的造假之風和所隱藏的巨大禍患，讓稍為清醒的國人痛心疾首。
從文內所引用的數據來看，該文應發表在2009年或稍後，文內的具體數字與事例，筆者雖沒有去一一核實，但感覺他說的現象是存在的，所表達的擔憂也並非無道理。又有十年快過去了，雖然如此之“風”並沒有如其文所擔憂的那樣“愈演愈烈”，但估計我們博士超級大國的地位應依然佔據著，其現象所產生的土壤與帶來的危害亦並未根除。
“博士大躍進”，尤其是官員“博士大躍進”；在我國的確並非個案，甚至可說是很普遍。不少高級幹部任前公示的簡歷中多可見博士的頭銜，哪怕其起始僅是個小中專或更低的基礎。實際上，老百姓喜歡的幹部是多種類型的，關鍵在於幹部所具備的素質和能力，在於是否能為人民服務，學歷的高低並非是核心的。只要你有素質與能力，能為老百姓做事，哪怕是小中專的學歷，或僅是個基層幹部出身，這又有什麼關係呢？英雄不問出處，說得就是這個道理。
英雄不問出處，那應該問什麼呢？核心的應該是“問才”“問能力”“問水平”“問功夫”。古往今來，一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與被認可度常不是被這樣的“核心”所定。如我國曆史上的漢、魏以後，以九品中正制來選官、任官，很多公卿士大夫就唯親是舉，只要和自己有關係，近及身邊的子孫弟侄，旁及七大姑八大姨的親親眷眷們，哪怕是無才無學，甚至是呆蠢弱智者，都能有一官半職。如此便造成了當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社會現象。如此也才催生出由隋朝開始形成、並一直延續至清末，前後共達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有不少歷史學者曾痛批科舉制度的黑暗與對人的桎梏；但如果沒有科舉制度，真難以想象我們的社會與文化發展又該是怎樣的一種面貌。
新中國發展的初期，社會的領導與中間力量均是經過血雨腥風的洗禮而走出來的，他們信仰堅定，作風優良，能力超群，長期鬥爭的砥礪就是他們最好的答卷。因而，對於他們，根本不需要任何其它形式的考試或學歷來；當然，這些優秀成員中也有不少學歷或知識水平很高的留蘇、留美、留英、留法等人員，也有不少我們自己國家所培養的大學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社會發生大發文化動盪，重要的選拔人才制度——高考不能正常舉行，國家建設與發展人才的選拔出現困難。因此，在進入到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高考制度被恢復，而且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提出了幹部“知識化”的重要標準。在和平年代，國家的治理與社會的發展均離不開知識，知識水平的高低確實是一個合格社會管理者的重要基礎，因此，幹部“知識化”標準的提出，無疑是十分正確的。包括後來，對很多具有博士學位的一些專家、學者的發現與使用也是沒有問題的，如此的舉措對於社會的發展及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無疑均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
那麼，問題究竟出在什麼地方呢？出在很多人的功利之心。社會上有不少人，功利心甚重，他們貪戀權勢，目光主要凝聚在官位本身，把對“知識化”的要求僅僅理解成碩士、博士的學位證書的提供。因此，這些人常常直奔結果，而忽略過程。對他們來說，既缺少一個真正的學習經歷，也不具有一個碩士、博士的真正水平。他們的“知識化”本質上僅是“證書化”“形式化”，是一種專業形式的“鍍金”。
更進一步說，這即是腐敗的一種新形式——學術腐敗。很多有識之士對之不乏揭露與批評。如《中國的“博士大躍進”，國家的恥辱》的文內即舉例說，最早公開在2009年10月27日，人民網轉載了《錢江晚報》的一篇文章，題為《人大校長稱中國最大博士群在官場，倡議還學術權力以學術》，文中摘錄了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的紀寶成先生對“博士大躍進”的擔憂：學術權力市場化，各式各樣的博士學位開始氾濫。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並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場。”而對“官員博士化”背後的造假現象，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指出：“許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學位，但是一些黨政幹部憑藉手中的權力，根本課也不上，稀裡糊塗就混到了文憑，這很不公平。”
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於同年7月19日在新浪博客上撰文《請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學歷來歷》，對王益的博士學歷提出了一系列質疑：本科和碩士都是歷史學專業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約兩年時間完成經濟學博士課程，寫成博士論文，發表若干篇學術論文，並通過答辯？從理論上講，要修完一門課程就得定期到學校聽講並參加考試，王益任職單位在北京，西南財經大學在成都，學校不可能派人到北京為王益單獨上課或單獨命題考試，王益上課和考試是如何完成的？正常情況下，全日制博士生需要3年多時間才能拿到學位，在職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王益為何能比正常學制的學生還要早畢業？如果王益真的按規定上課，參加論文撰寫和答辯的各個程序，就必須每週往返於北京和成都之間，旅費是自己出還是花了納稅人的錢？
鄢烈山先生在《從於幼軍的博士學位說起》一文質疑：于幼軍是函授本科，碩士研究生課程進修班是在職學習，博士研究生也是在職學習。2年的“研究生課程進修班”已經比在校生當時上的3年要短。拿碩士學位需要參加同等學力人員申請碩士學位外國語水平全國統一考試和同等學力人員申請碩士學位學科綜合水平全國統一考試（每年一次），于幼軍在2年內可以讀完全部課程並通過這學生們最怵的英語全國統考嗎？而且3年內上兩個在職研究生進修班，能同時拿哲學碩士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真是神人也。如此諸多的發問和質疑，可謂擲地有聲。
博士學位的濫得與濫用，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和危害是不容小覷的。《中國的“博士大躍進”，國家的恥辱》的文內即指出，中國的“博士大躍進”，直接影響到各國對中國人的學歷資格承認——很多國家不承認中國的學歷，這本來是中國學子的心頭之痛。《求是》雜誌發表吳陳勝先生的一篇文章——《官員博士化”漸成奇觀：中國“博士大躍進”》指出：“在這場由官員和高校擔任主角的“二人轉”中，官員以權力謀學位，教授以學歷謀資源，“博士帽”變成了權力腐敗和學術腐敗同流合汙的籌碼。還有，“博士大躍進”的現象倒逼博士研究生學位獲取條件的提高，很多博士生被要求在讀博間發表數篇核心或C刊論文。此要求根本堵不住那些神通廣大的“求證者”，倒使不少真心向學的人不能安心為學，反叫苦不迭。
當下，我國的經濟文化有了高速的發展，包括本科及碩士、博士的各級高度教育的規模都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究竟怎樣才算有“知識”、怎麼才可符合“知識化”的要求？要進行準確地甄別，變得十分困難。因受功利觀念影響，我國古代的科舉制度，曾造就出如周進、范進、孔乙己之類的廢物與文化垃圾，曾給後世留下不少笑柄；我們今天的“博士大躍進”，對後世留下的恐怕不僅是笑柄，會有更深度的社會危害，應當引起社會的更大關注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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