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到一篇微文，名《中国的“博士大跃进”，国家的耻辱》。文内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进行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历时两年，近30万字的报告透露：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其中半数以上博士进入政府当官，完全不同于早年90%博士留在大学及科研所工作，“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作者认为，我国作为博士超级大国的位子，至少二十年内无人能赶超。中国的“博士大跃进”的造假之风和所隐藏的巨大祸患，让稍为清醒的国人痛心疾首。
从文内所引用的数据来看，该文应发表在2009年或稍后，文内的具体数字与事例，笔者虽没有去一一核实，但感觉他说的现象是存在的，所表达的担忧也并非无道理。又有十年快过去了，虽然如此之“风”并没有如其文所担忧的那样“愈演愈烈”，但估计我们博士超级大国的地位应依然占据着，其现象所产生的土壤与带来的危害亦并未根除。
“博士大跃进”，尤其是官员“博士大跃进”；在我国的确并非个案，甚至可说是很普遍。不少高级干部任前公示的简历中多可见博士的头衔，哪怕其起始仅是个小中专或更低的基础。实际上，老百姓喜欢的干部是多种类型的，关键在于干部所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在于是否能为人民服务，学历的高低并非是核心的。只要你有素质与能力，能为老百姓做事，哪怕是小中专的学历，或仅是个基层干部出身，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英雄不问出处，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英雄不问出处，那应该问什么呢？核心的应该是“问才”“问能力”“问水平”“问功夫”。古往今来，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与被认可度常不是被这样的“核心”所定。如我国历史上的汉、魏以后，以九品中正制来选官、任官，很多公卿士大夫就唯亲是举，只要和自己有关系，近及身边的子孙弟侄，旁及七大姑八大姨的亲亲眷眷们，哪怕是无才无学，甚至是呆蠢弱智者，都能有一官半职。如此便造成了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现象。如此也才催生出由隋朝开始形成、并一直延续至清末，前后共达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有不少历史学者曾痛批科举制度的黑暗与对人的桎梏；但如果没有科举制度，真难以想象我们的社会与文化发展又该是怎样的一种面貌。
新中国发展的初期，社会的领导与中间力量均是经过血雨腥风的洗礼而走出来的，他们信仰坚定，作风优良，能力超群，长期斗争的砥砺就是他们最好的答卷。因而，对于他们，根本不需要任何其它形式的考试或学历来；当然，这些优秀成员中也有不少学历或知识水平很高的留苏、留美、留英、留法等人员，也有不少我们自己国家所培养的大学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社会发生大发文化动荡，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高考不能正常举行，国家建设与发展人才的选拔出现困难。因此，在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高考制度被恢复，而且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提出了干部“知识化”的重要标准。在和平年代，国家的治理与社会的发展均离不开知识，知识水平的高低确实是一个合格社会管理者的重要基础，因此，干部“知识化”标准的提出，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包括后来，对很多具有博士学位的一些专家、学者的发现与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此的举措对于社会的发展及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无疑均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很多人的功利之心。社会上有不少人，功利心甚重，他们贪恋权势，目光主要凝聚在官位本身，把对“知识化”的要求仅仅理解成硕士、博士的学位证书的提供。因此，这些人常常直奔结果，而忽略过程。对他们来说，既缺少一个真正的学习经历，也不具有一个硕士、博士的真正水平。他们的“知识化”本质上仅是“证书化”“形式化”，是一种专业形式的“镀金”。
更进一步说，这即是腐败的一种新形式——学术腐败。很多有识之士对之不乏揭露与批评。如《中国的“博士大跃进”，国家的耻辱》的文内即举例说，最早公开在2009年10月27日，人民网转载了《钱江晚报》的一篇文章，题为《人大校长称中国最大博士群在官场，倡议还学术权力以学术》，文中摘录了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先生对“博士大跃进”的担忧：学术权力市场化，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而对“官员博士化”背后的造假现象，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指出：“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根本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于同年7月19日在新浪博客上撰文《请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学历来历》，对王益的博士学历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本科和硕士都是历史学专业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从理论上讲，要修完一门课程就得定期到学校听讲并参加考试，王益任职单位在北京，西南财经大学在成都，学校不可能派人到北京为王益单独上课或单独命题考试，王益上课和考试是如何完成的？正常情况下，全日制博士生需要3年多时间才能拿到学位，在职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王益为何能比正常学制的学生还要早毕业？如果王益真的按规定上课，参加论文撰写和答辩的各个程序，就必须每周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旅费是自己出还是花了纳税人的钱？
鄢烈山先生在《从于幼军的博士学位说起》一文质疑：于幼军是函授本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是在职学习，博士研究生也是在职学习。2年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已经比在校生当时上的3年要短。拿硕士学位需要参加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和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每年一次），于幼军在2年内可以读完全部课程并通过这学生们最怵的英语全国统考吗？而且3年内上两个在职研究生进修班，能同时拿哲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真是神人也。如此诸多的发问和质疑，可谓掷地有声。
博士学位的滥得与滥用，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危害是不容小觑的。《中国的“博士大跃进”，国家的耻辱》的文内即指出，中国的“博士大跃进”，直接影响到各国对中国人的学历资格承认——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学历，这本来是中国学子的心头之痛。《求是》杂志发表吴陈胜先生的一篇文章——《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中国“博士大跃进”》指出：“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还有，“博士大跃进”的现象倒逼博士研究生学位获取条件的提高，很多博士生被要求在读博间发表数篇核心或C刊论文。此要求根本堵不住那些神通广大的“求证者”，倒使不少真心向学的人不能安心为学，反叫苦不迭。
当下，我国的经济文化有了高速的发展，包括本科及硕士、博士的各级高度教育的规模都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究竟怎样才算有“知识”、怎么才可符合“知识化”的要求？要进行准确地甄别，变得十分困难。因受功利观念影响，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曾造就出如周进、范进、孔乙己之类的废物与文化垃圾，曾给后世留下不少笑柄；我们今天的“博士大跃进”，对后世留下的恐怕不仅是笑柄，会有更深度的社会危害，应当引起社会的更大关注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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