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文化與社會》一書中，雷蒙·威廉斯分析了四十位活躍於18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中葉英國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在談到喬治·奧威爾時，威廉斯形容道，“奧威爾作品的總體效果是悖論性的”。
他就奧威爾悖論的一部分——“流放者的悖論”展開了論述。之所以將奧威爾稱為“流放者”，是因為他屬於那些“失去或者摒棄了那些世代相傳的穩定生活方式或信仰，同時發現隨遇而安的生活、獨立自主的主張，也不無好處”中的一員。也正因為此，這些流放者們“缺少一種實質性的共同體”。不過，和作為旁觀者、“中間派”（intermediary）的“流浪者”不同的是，“流放”仍是遵循某個原則的。1927年，作為英國駐緬甸殖民警察一員的奧威爾因認識到了殖民主義罪惡的一面而選擇離開了公職，回到英國後，他開始了長達四年的流浪生活，先後做出酒店洗碗工、書店店員、碼頭工人。在這一段時期，出生併成長於上層社會的奧威爾“第一次意識到了工人階級的存在”，並選擇接受了社會主義的原則。
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後，奧威爾參加了由西班牙共產黨領導的共和軍隊。這段時間裡，他又目睹了由共產國際領導的國際縱隊內部的權力鬥爭和清洗。於是，在奧威爾的寫作中，你可以找到這樣的悖論：一方面，他為那些可以避免或補救的窮困疾苦所觸動，肯定結社和各種社會手段介入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儘管他肯定社會主義原則，但他堅持與現實中的社會主義者保持距離。他否定社會對個人自由的干涉，懷疑一切結社，因為它們很容易就導向了壓制性的社會控制方式，即“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奧威爾對英國工人階級的實際觀察又產生了另一重悖論。他同情受剝削的工人階級，將反抗的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但在另一方面，由於接近了那些抽象寫作的左翼作家們沒有觸及到的真相，奧威爾展露出了自己的失望：“那些啞不作聲的‘窮人’（proles）大眾，在‘遲鈍’這頂保護傘下，堅持著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至少在目前，他們看起來毫無希望可言”。
雖然威廉斯指出，奧威爾的問題在於將自己觀察到的個別人的行為準則推定為了工人階級所有人的行為，但他肯定了在作品中展現出悖論的奧威爾是真誠且善良的。正是因為一系列接觸社會底層、參與西班牙內戰的切身經歷，並親眼目睹了烏托邦的幻滅，使奧威爾他感受到了理論構建在面對人性的複雜性時所產生的撕裂——這也成為了他在寫作中持續探討的主題。
奧維爾式悖論
譯/高曉玲
標題為編者所加
他實在讓人感到困惑，除非你找到解開這個悖論的鑰匙。我稱其為“流放者的悖論”。有相當一大批人，他們失去或者擯棄了那些世代相傳的穩定生活方式或信仰，同時發現隨遇而安的生活、獨立自主的主張，也不無好處。奧威爾便是這些人中的一個。這個傳統在英國非常突出，帶有很多自由主義的優點：經驗主義、某種正直和率真；其中有時也附有流放會帶來的優點：某種洞察能力，特別是能夠發現那些遭擯棄集團不足之處的能力。另外，這種能力表面上看很有力量，但這只是一種幻象而已。這些特徵雖然有益，總體上卻是消極的；表面上非常強硬（對於虛偽、自滿、自欺欺人等嚴峻的批評），但常常十分脆弱，有時還會變得歇斯底里：他們缺少一種實質性的共同體。因此，具有高貴品質的人們心中總有非常強烈的緊張感。這些人一方面強硬地拒絕妥協（這是傳統的優點所在），另一方面在社會中又感覺到自己軟弱無力，沒有辦法形成拓展開來的人際關係。勞倫斯，當代這類人中最有智慧的一位，瞭解這種狀況並對此進行了記述。奧威爾可能也瞭解這種狀況，至少他本人親身經歷了這種徹底的拒絕，而且引起了公眾的高度關注。
奧威爾作品所具有的優點來自這整個傳統，而且這些都是我們所期待和珍視的優點。不過我們有必要對“流放”和“流浪”（vagrancy）進行區分：流放通常遵循某個原則，而流浪一般只有鬆懈（relaxation）。在奧威爾的職業生涯的不同階段，他既是流放者，又是流浪者。在文學術語中，流浪者是個“記者”。如果這個記者夠好的話，他的報道就能既新奇又準確及時；但如果這個記者只是一個旁觀者，“中間派”（intermediary），他就不大可能深刻理解自己所記述的生活（這個流浪者從他自己的社會、從他自己的階級角度觀察另一個階級，因而不可避免地是從外部觀察的）。但是一個騷動不安的社會非常容易接受此類成果：在一個層面上，這些報道新鮮獵奇；在另一層面上，當這個階級或社會比較接近記者自己的階級或社會，就會獲得非常具有洞察力的批評。奧威爾早期作品的大部分都屬於這兩者中的一個：（如《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通向維根碼頭之路》）。同樣，早期的小說是一種虛構化（fictionalized）報道：即便是其中最好的一部《上來透口氣》（Coming up for Air），也顯示出一種資深記者的特質（他把自己化身為一個抽象的代表人物），而缺乏想象力的充分發揮。我們聽到奧威爾的保林先生（Mr. Bowling），並且和他一起四處逛蕩；奧威爾經常出現並對我們做出他的報道。
20世紀20年代，喬治·奧威爾曾作為大英帝國的警察在緬甸生活了五年。在後期的寫作生涯中，緬甸以各種形式在他的書中出現：《緬甸歲月》、《動物莊園》、《一九八四》等等。圖為三輝圖書2016年策劃出版的《在緬甸尋找奧威爾》一書。該書的作者艾瑪·拉金重訪了奧威爾在緬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她帶著奧威爾的清醒和觀察力，刻畫了在殖民幽靈與獨裁統治的交纏下，緬甸日常生活的矛盾與荒誕，以及人們的恐懼與希望。
如今要因為奧威爾的“流浪”經歷而對他進行苛責，就太荒唐可笑了；
他有足夠的理由拒絕他本可以隨意選擇的生活方式。但是他看到這種拒絕最終還需要得到某些原則的支持：這是把“流浪”變成“流放”的條件，而由於他本人的特質，他覺得後者更好一些。他選擇的原則是社會主義。《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至今仍感人至深（與這部小說引起的政治紛爭毫不相干），因為它記錄了他一生中試圖成為具有信念的共同體的一部分所進行的苦心嘗試。這樣的褒獎不會因為他屢試屢敗而有任何減損。一方面我們有權利對流浪者和流放者這種自足的主張提出質疑，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他們的拒斥和發現所具有的複雜性。奧威爾在挖掘這種複雜性方面，提供了真正有價值的作品。這一原則儘管得到了肯定，但仍然無法把他直接帶入實際的共同體中（奧威爾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只能在紛爭中親身實踐這些原則。奧威爾的社會主義變成了流放者的原則，他不計一切代價，要保證這些原則不受侵犯。在現實中，這種代價就是要部分放棄他自己的標準：他常常破口大罵趕走別人，以免與他們糾纏不清。他不怎麼攻擊社會主義，因為在他看來社會主義沒什麼問題。他攻擊的是社會主義者，這些人會把他拉攏到他們中間去。他對社會主義的抨擊主要在於其準則，基於此，他逐漸集中批判共產主義。他抨擊了共產主義對自由的否定。 然而，當流放者談到自由時，他處於一個相當曖昧不明的立場。因為所涉及的權利雖然是個體權利，但是這些權利的保障卻無可避免地來自社會。因為他的個人立場，流放者無法徹底相信任何社會保障：對他來說，這便是他自己的生活模式，懷疑一切結社。他對結社心存恐懼，因為他不願妥協（這通常算是他的優點，因為他能很快看出妥協所帶來的背信棄義）。但是，他之所以心存恐懼，還由於他沒有辦法在社會中確定他的個性；歸根結底，這便是自我流放者的一種心理狀態。因此，他有充分的理由抨擊那種對自由的否定；他會全力抗拒，不讓自己捲入社會。但是，當他以任何明確方式肯定自由時，他不得不否定自由所不可避免的社會基礎：他只能求助於一種原子式的社會概念，因為原子社會不會對個體自由橫加干涉。“極權主義”（totalitarian）描述某種壓制性的社會控制方式，但是任何真實的社會，任何充分的共同體，都必然具有極權性質。成為一個共同體的一員，必然意味著成為總體的一部分，而且必然要在幫助確定其規章的同時，接受這些規章的約束。對於流放者來說，這樣的社會就是極權主義的，他無法認同這樣的社會，因此就只能被排除在外。
西班牙內戰時期，高唱國際歌的國際縱隊。
然而，奧威爾同時也為那些可以避免或補救的窮困疾苦所觸動，他深信補救的措施關涉各種社會手段，涉及信念、結社，甚至有時候他相信自己也應該投入其中。在他為《政治與文學》一書撰寫的文章《作家與怪獸》（Writers and Leviathan）中，他承認了這種僵局的存在，而且他的解決方案是，在這種情況下，作家自己必須一分為二：一半置身事外，另一半身處其中。這的確是流放者的終結，但或許這是無法避免的結局。他無法相信，一個人可以過著安定的生活，同時其個體性又能得到社會認同（這不是智性信念的問題，而是一個人最深切的體驗和反應的問題）。我們現在必須要意識到，作家的問題只是這個普遍問題的一個方面，當然，在我們這個時代作家問題變得非常尖銳。因為我們已經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對於有天賦的個體來說，流放是正常的狀態，因此就很容易以為奧威爾的分析既高明又巧妙。奧威爾的報道的確坦率誠實，我們的社會在這樣的問題上一再糾結不清；但是奧威爾所記錄的是一個受害者的經歷：此人拒斥了原子式社會的後果，但同時又保留著原子社會獨特的意識模式。在比較簡單的層次上，人們會把社會形容為一場騙局，以此來緩解緊張情緒；一個人甚至可以參與這場騙局，不過他告訴自己：對於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不抱任何幻想—他保持自身的一個秘密部分不受侵犯。在比較複雜的層次上，對於像奧威爾這樣嚴肅認真的人來說，這條路是行不通的，而且緊張情緒也難以釋放。由此產生的壓力是可怕的，比任何客觀威脅都更可怕，這便是《一九八四》中的夢魘。
有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曾輕蔑地稱奧威爾為“小資產階級” ，但是如果我們知道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就會發現這個說法太過淺薄。你不能簡單地用某些階級原罪來詮釋一個人。這個人有其身處之地、有其獨特情感，他的人生必須自己去經歷，不能依賴他人的體驗。關於階級問題，奧威爾只關注一點，那便是英國工人階級問題。他曾經就此寫過很多文章，這些文章影響深遠，因此需要進行重新評價。奧威爾在這些問題上再次變成了記者：他觀察敏銳犀利，但也常常陷入那種貌似合理的泛泛而談。從他的立場出發對於工人階級進行思考，太容易把自己觀察到的工人階級個別人的行為推定為工人階級所有人的行為。不過，因為他對人們進行了實際觀察，所以比那些抽象寫作的左翼作家們更接近真相。他主要的失敗之處是無可避免的：他觀察到了那些顯而易見的事情，即外在因素；而對於那些不太明顯的成分——固有的情感模式，他只是進行了推測。這種失敗在結果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他逐漸開始相信（儘管不大情願），工人階級真的無力迴天了，他們最終沒有能力進行自我救助。
電影《一九八四》
《動物莊園》（Animal Farm）中親切的氛圍、以獸喻人的悠久傳統，使我們忽略了一點：書中描寫的革命者，是一種與人類對抗的動物。書中人類是壞蛋（那些老主人），但是動物一旦自由活動，就分裂為豬玀（奧威爾常常攻擊的那些虛偽可恨的政客）與其他動物。其他這些動物有很多美德——力量、愚忠、仁慈，但它們是：單純的馬、憤世嫉俗的驢、咯咯叫的母雞、咩咩叫的綿羊、蠢笨的奶牛。很明顯奧威爾是在進行政治評價：他同情受剝削的綿羊和其他蠢笨動物，但他認為政府的問題介於醉漢和豬玀之間。《一九八四》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而且措辭直截了當。那些可恨的政客仍然掌權，而那些啞不作聲的“窮人”（proles）大眾，在“遲鈍”這頂保護傘下，堅持著自己的生活方式。奧威爾做出這樣的描述是因為在他眼中真實的社會就是如此。《一九八四》是絕望的，因為奧威爾認識到，流放者是無法贏過這種體制的，故而毫無希望可言。或者說：
如果說還有希望的話，那麼希望一定在窮人身上。……到處都挺立著同樣結實和不可征服的身體，因勞作、生兒育女而體態粗壯怪異，終生勞苦卻還在歌唱。必定有一天，從這些強壯的人們身上會誕生一個有覺悟的種族。你們葬身黃土，他們擁有未來。但是如果你們能夠保持心靈活力，還是能夠與他們一起分享未來的。……
任何一位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都會用馬克思主義的措辭得出這樣的結論，但是奧威爾的結論與有些馬克思主義還是有些區別的：這些窮人，目前就像動物一樣“粗壯怪異”（monstrous），卻沒有“覺悟”（conscious）——他們終究會覺悟。同時流放者保存了這個真理，使之永駐。我要說明的一點是，這種觀察工人階級的方式不是源自事實和觀察，而是由於流放而感受的壓力：將其他人看成是沒有區別的“粗壯怪異”的群眾。這裡再次出現了一個悖論：一方面把希望寄託在這個階級身上，另一方面又把這個階級說得一文不值，至少目前來看毫無希望可言。
我不同意其他批評奧威爾的人所持的觀點，我認為他是一個勇敢、寬厚、坦率、善良的人。他的作品產生了一個悖論式的整體效果：這個悖論不能依據他的為人來理解，而要從整個形勢所產生的壓力理解。我當然也認定他的結論沒有普遍適用性，但事實是，在當今社會，善良的人一再被迫陷入他的那種悖論之中，至於他們對他的苛責——“他……帶著幾本能使他名利雙收的恐怖漫畫書，尖叫著撲向資本主義出版商的懷抱之中”—它既傲慢又粗魯，我們應該仔細體會經驗的細節，以求瞭解人性的本能如何在壓力之下崩潰為一種非人性的悖論，以及（在我們所有人看來）一個偉大而人道的傳統怎麼會偶爾粉碎為一陣裹著沙礫的塵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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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社會：1980-1950》
[英] 雷蒙·威廉斯 著
高曉玲 譯
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
ISBN : 978-7-100-16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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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領域的必讀經典
英國新左翼的奠基之作
《文化與社會》是雷蒙•威廉斯的成名作，1958年首次出版後已多次再版並被譯為多國文字，被譽為英國新左翼的開創性之作，文化研究領域的必讀經典。
本書以“文化”以及圍繞其展開的“工業”“民主”“階級”“藝術”四個關鍵詞為主題，分析了四十位活躍於18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中葉英國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從伯克到休姆，從柯勒律治到奧威爾，通過分析他們對工業革命以及文化問題的不同論述，威廉斯梳理了文化觀念的變遷，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變革，勾勒出了影響20世紀文化思潮的重要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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