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中國從君主制變成了共和制，但是中國的社會跟傳統時代相比沒多大變化。結果就是，新的政治制度沒法從社會層面獲得支持。

可以想象一下，你給一群留著辮子的人講人民主權，他們能聽懂多少，沒幾個人能聽懂的話，新的制度就很難維持下去。

而隨後，是國際秩序的變遷，刺激著中國革命深入到社會層面，讓革命真正成為理解20世紀中國歷史的關鍵詞。

從現實主義轉向理想主義

先來看看國際秩序在20世紀初年的變化，這些變化跟第一次世界大戰緊密相關。

一戰一方面讓列強關係重新洗了牌，美國和日本都賺了一大票，英法兩國遭到嚴重削弱，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沙俄帝國全部崩潰。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國際秩序觀的深刻變遷，從現實主義轉向了理想主義。

一戰前的國際秩序觀是由歐洲列強主導的現實主義，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秩序以國家實力為前提，不考慮實力對比就別談理想。

但是單純從實力出發，各國就會天天死磕，打起來就沒頭兒了，所以為了保衛和平，必須在列強之間構建力量均衡，大家發現誰也打不倒對方，也就認賬了，只能坐下來談了。

為了確保大國之間的力量均衡以便保障和平，必要的時候便要犧牲弱小國家和民族，犧牲弱者也談不上什麼正義不正義，現實世界本來就不是理想的。

這套國際秩序理念，保障了從拿破崙戰爭結束直到一戰之前大約一百年的和平，之間雖然有過一些戰爭，規模都不大，基本上就是調整力量均衡的。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讓現實主義的邏輯說不通了。因為現實主義完全沒能阻止一戰的爆發，而且戰爭剛開始的時候，誰都沒想到過它會打這麼久，規模這麼大，死傷的人這麼多。

過去人們常說“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意思是戰爭是用來實現政治目標的，但是一戰打到後來，已經和政治目標沒啥關係了，各個國家全都是咬牙硬挺著，只是在比誰死得更晚，而不是比誰獲益更多。

這種戰爭已經很荒唐了，所以，人們都覺得現實主義不靠譜了，需要有新的理念來替換它。一戰末期，出現了理想主義的理念，認為大國之間的力量均衡並不能保障和平，一種符合道德的、公正的國際秩序才能保障和平。

這會兒就出現了兩種理想主義理念，一種是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被稱為威爾遜主義，另一種是俄國的列寧主義。威爾遜和列寧都反對現實主義，但是關於啥樣的國際秩序才算符合道德，倆人的主張區別很大。

威爾遜認為，之所以會爆發世界大戰，根本原因就是大帝國以建立力量均衡為名，到處欺負弱小民族。只要允許弱小民族都獨立建國，不再有人挨欺負，大家都平等，就能保障世界和平，這主張歸結為一句話，就是“民族自決”，各個民族要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列寧則認為，之所以會爆發世界大戰，根本原因是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發展到了最深刻階段，統治階級要向外轉移矛盾，就爆發了戰爭。但是就算戰爭打完了，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仍然在，所以還得對外轉移矛盾，還會繼續爆發大戰。要保障世界和平，唯有各個國家都發生無產階級革命，從此之後，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就消失了，階級矛盾也化解了，人類就大同了。列寧的主張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全球革命”。

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和列寧的全球革命，這兩種理想主義理念，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的內政與外交都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威爾遜主義主導下的巴黎和會

伍德羅·威爾遜（美國第28任總統）

威爾遜主義主導了一戰後的巴黎和會。

在一戰前，根本輪不到美國人來指點國際秩序應該是啥樣子，那會兒的美國在外交上不值一提，曾經有歐洲國家因為財政緊張想要裁撤駐外使館，糾結了半天，最後裁撤了駐美使館，保留了駐土耳其使館，因為那個時候土耳其在外交上比美國更重要。

但是到了一戰後不一樣了，歐洲國家全都打得鼻青臉腫，戰爭中都欠了美國人一屁股債，吃人家的嘴短，巴黎和會上就不得不讓美國人來指點江山一把。

但威爾遜主義只是看上去很美，實際上根本沒法落實。因為英法兩個戰勝國都是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它們倆好不容易把德國打敗了，正盤算著怎麼瓜分德國留下的那一大堆殖民地和勢力範圍呢，依照現實主義邏輯，殖民地可以隨便瓜分，但是依照理想主義，這事兒就不能幹。

兩國都不敢公開反對威爾遜，畢竟欠人家錢嘛，但是暗地裡就是各種拆臺。巴黎和會就開成了明面上理想主義，暗地裡現實主義的套路。

巴黎和會上的中國

巴黎和會

這套路讓中國特受傷。本來，中國作為一個弱國，長期處在現實主義的國際環境之中，對自身命運的期望值並不高，只是想法在列強的夾縫中生存就行了。但是巴黎和會上理想主義的口號一喊出來，中國一下就把對命運的期望值調得非常高。

這就悲催了。就好比，你去談判的時候，本來想著能掙回來十塊錢就行，實在不行五塊也忍了；結果有人給你畫了一張大餅，告訴你能掙回來一百塊，你一下興奮了，這下，哪怕是掙回來五十塊都覺得虧了大本，如果最終還是隻掙回來十塊，肯定想要跟人拼命啊。

說實話，中國在巴黎和會上能掙回來十塊錢已經不易了，不僅僅是因為英法跟日本有各種勾兌，還因為中國代表團自個兒就不團結。

在民國初年的政治鬥爭中，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和先是袁世凱、後是段祺瑞領導的北洋派，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後來徹底分裂，形成了北京和廣州兩個自稱中央的政府。

赴巴黎參加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是北京政府和廣州政府各出了幾個人聯合組成的，這些人彼此不信任，也說不清誰真正代表中國，對外談判就處在極為不利的狀態，這種情況下還能掙回來十塊錢，已經很有本事了。

巴黎和會上的日本

說了中國，再來看看巴黎和會上中國的主要對手，日本。日本這會兒也很鬱悶，它搞不清自己到底是想支持現實主義還是理想主義了。

一方面，日本挺想支持現實主義的。英法兩國在一戰中為了拉攏日本，早就暗中承諾，戰後可以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這肯定是以損害中國利益為代價，在現實主義的邏輯下看來，這是很正常的，但依照威爾遜的理想主義，這事兒肯定就不能幹了。

另一方面，日本也挺想支持威爾遜主義的。因為咱們在前面第33講說過，它渴望著黃種人和白種人之間的平等，否則就會被西方人在精神上死死地壓制著，所以日本將“種族平等”作為一個議案專門在和會上提了出來。

但是這個主張直接被英法給拒絕了，它們倒不一定是衝日本來的，而是衝著自己的殖民地來的，一旦種族平等了，它們統治殖民地就沒有理由了。 為了安撫日本，英法兩國答應支持日本對山東的要求。但是日本覺得這已經不夠了，山東權益本來就是自己應得的。

日本這麼想，不僅僅因為英法此前的承諾，更因為日本在一戰中給了段祺瑞政府大量貸款，貸款數額差不多等於甲午戰爭後大清賠給日本的數額了，貸款的抵押品之一就是山東的路權、礦權等等；段祺瑞從來就沒打算還錢，認為這錢本來就該是中國的，日本一看收不回貸款，便覺得自己拿走抵押品，也就是在山東的一系列權益，是正當的。

國內輿論的反應

但是中國這邊就無法忍受了。

作為一個弱國，中國是不能接受現實主義的，因為這隻會讓自己挨欺負，好不容易盼來了威爾遜的理想主義，結果還是換湯不換藥，這就不僅僅是喪失山東權益的屈辱了，更有感情被玩弄的憤怒。

各種憤怒通過大量新出現的媒體的宣傳，嚴重刺激著國人的情感。

這就得說說新出現的媒體了。巴黎和會是1919年召開的，辛亥革命過去快8年了，這幾年間中國的輿論環境前所未有地寬鬆，各種報紙媒體雨後春筍般出現。尤其是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誌，開始了新文化運動，大力推動啟蒙。

人們對國家事務關注的程度，和辛亥革命剛開始那會兒已經是天壤之別了。

今天大概很難想象當時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劇烈變化，看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陳獨秀是中國啟蒙運動的領袖，但是僅僅十幾年前，八國聯軍侵華，簽訂《辛丑條約》的時候，陳獨秀才第一次知道，中國並不是全世界，在中國之外還有別的國家。

要知道那個時候的陳獨秀也不是小孩，已經是20多歲的成年人了。由此可見中國人世界觀的變化有多麼劇烈。

巴黎和會上的各種談判情況，不斷通過媒體傳播到國內，國人的心情就像過山車，從充滿希望到滿心絕望。不斷地刺激下，終於爆發了五四運動。

大量的學生、工人、商人都上街遊行，罷課、罷工、罷市，向北洋政府、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態度。

五四運動是個標誌，中國開始了社會革命，中國的社會再也不是過去的那種樣子了，而是開始積極地參與到現實政治當中了。 中國的現代轉型迅速地深化了。

巴黎和會對遠東秩序的影響

由於五四運動的激烈反對，中國代表團並未在巴黎和會達成的條約上簽字，這就相當於遠東的戰後秩序懸而未決。所以兩年後，又在華盛頓召開會議來討論遠東問題，中國在這次會上，收回了山東的主要權益。

日本在西方壓力下被迫讓步，它又火大了，合著你們西方人想擴張就擴張，我想擴張就找我茬，憑什麼啊？

日本一氣之下，就發誓要推翻白人的不正義秩序，於是發展出了前面解釋過的“大東亞主義”。這算是日本的理想主義了，在黃種人與白種人的終極大決戰這個口號下，讓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獲得一種正義感。

但這又是以中國為代價的，中國肯定不能接受，於是還得找到某種理念來解釋國際秩序，來動員和組織國民，以對抗日本。

中國既不能接受現實主義，也很難再信任威爾遜主義，尤其是列強對於日本在中國的咄咄逼人根本就是縱容默許。於是另外一個理想主義就吸引了中國人，那就是列寧主義。

列寧

列寧主義認為要通過全球的階級革命才能真正實現和平，這就必須對社會進行更加深入的動員。

列寧主義堪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一種動員和組織技術，從20世紀20年代初期開始深刻影響中國歷史，讓革命全方位成為中國的關鍵詞。

革命成為關鍵詞，理解這一點很重要，除了政治邏輯，這背後還有一個深層的經濟邏輯。

咱們曾經說到過，到了晚清，中國由於人口過度膨脹，經濟陷入“內卷化”困境。就是說，由於大量過剩人口的存在，導致勞動力成本過低，以至於任何以節省勞動力為目的的技術變遷都不可能出現了，那麼中國就無法內生地出現工業革命，也就無法用工業經濟消化過剩人口。

這種情況下，中國必須加入世界經濟秩序，以便從外部吸收新技術、新經濟，才有可能發展出工業經濟，解決過剩人口的問題。一個重要的變化於此又浮現出來，中國的過剩人口，只有在作為封閉經濟體的情況下，才會導向內卷化的結果。一旦加入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反倒會成為中國的競爭優勢，因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可以碾壓任何國家。

但是，這種優勢要想能夠真正釋放出來，中國必須先完成政治整合。如果沒有政治整合，就直接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就有可能被徹底撕裂化，比如，上海廣州之類的口岸地區和紐約倫敦的聯繫，會遠遠大於它們與幾百裡地之外的鄉村的聯繫。

這是因為中國規模太大了，不像韓國那種規模的小國，靠外部經濟拉動，能夠把國家給整體性地拉動起來，中國僅僅靠外部拉動的話，僅僅會被局部性地拉動起來，拉不動的地方就會和這些被拉動的地方形成深刻撕裂，這樣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一定會導致內在的劇烈衝突，乃至於內戰。

所以，中國這種超大規模的國家要完成現代轉型，只能是先實現政治整合，然後才能讓這個國家整體性地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並且把中國的巨量人口轉化為競爭優勢；這個步驟不能走反，走反了，就會導致內部撕裂導致內戰。

那麼，如何才能先實現政治整合呢？革命幾乎就是繞不開的選項了。革命的代價肯定巨大，但超大規模國家要轉型，幾乎沒法避免。

回顧一下這講的核心內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秩序從觀念上出現了從現實主義到理想主義的變遷，但在實踐中則還是現實主義的主導。這裡面的矛盾刺激了中國的革命深入到社會層面，也使得列寧主義進入到中國歷史當中。

列寧主義在中國不僅支持追求普世主義的共產黨，也支持追求民族主義的國民黨，這兩個黨構成了20世紀中國革命的兩個重要路徑，卻有大不相同的效果。這個我們以後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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