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儒商？
正所謂立己立人，達己達人。
儒商，便是有著儒者的才德並濟，又有商人的財富成功。
一、融儒於商，商賈儒行
“南有胡雪巖，北有孟洛川。”作為與紅頂商人胡雪巖齊名的孟洛川，是儒家亞聖孟子的後裔。
由於自小受到仁愛、禮教等儒家思想的浸染，他的言談舉止間均帶有深深的儒家文化烙印。
18歲那年，孟洛川接管家業“瑞蚨祥”。雖然彼時年紀尚輕，但他立下的經營宗旨，卻是百年未變：至誠至上，貨真價實；言不二價，童叟無欺。
清末的綢布行業，進貨時有個不成文規矩：商家提貨只需兩手空空而來，待到布匹賣出之後，再向綢布廠補上貨款。
然而，一眾商號之中，唯獨“瑞蚨祥”一家，在孟洛川的授意下，靠手摸眼觀驗貨，並當場結清貨款，且出價合理，從不拖欠。
建立在誠信、真摯基礎上的生意往來，引得供應商爭相和“瑞蚨祥”合作，恨不得呈上自家所有最好的貨。
長此以往，能否被“瑞蚨祥”選中，便成為了檢驗綢布優劣的一大標準。而“瑞蚨祥”店內的商品質量，自然也是一等一的好，最終登頂“八大祥”之首。
孟洛川擅經營，同時也重服務，恪守“以德為本、以義為先、以義致利”的原則。他從不因為顧客社會地位的高低而區別對待。是否購買，買多買少，也不會影響熱情細心的店員服務顧客。
在長達70多年的從商生涯中，孟洛川常與店員強調：“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想要有長久富足的財富不斷進賬，先要學會規矩做人，誠懇做事。由於孟洛川格外看重店規店訓，但凡違反，必從嚴處理，故而還多出個“孟四閻王”的外號。
二、商之大者，為國為民
紅極一時的電視劇《喬家大院》，讓人們認識了一位真實的歷史人物，清末的晉商翹楚：喬致庸。
經商秉承一信、二義、三利原則的喬致庸，家中有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寫下的楹聯。在國弱民貧之際，資產可達數千萬兩白銀，實力可見一斑。
但事實上，喬致庸並非出身富賈之家。喬家祖上是再普通不過的草根階層，生活貧窮而窘迫，甚至連個媳婦兒都娶不上。喬致庸本想通過科舉高中光耀門庭，只因兄長故去，才不得不棄文從商。
家族的貧困史對喬家子孫造成了深遠的影響，直到喬致庸富甲一方，也並未忘卻自己的出身，盡己所能為黎民百姓提供資助。
喬家大門外常年拴著三頭牛，供村民免費借用，無需餵食草料，只要及時歸還即可。每逢春節，還會有一輛載滿年貨的板車出現在喬家門口，貧苦人家可免費拿走裡頭的米麵蛋肉，招呼一聲就能過個好年。
光緒三年，祁縣鬧饑荒。當富家大戶自顧不暇，唯恐遭到哄搶時，唯獨喬致庸忙著搭建粥棚，救助災民。
他要求家丁分發給百姓的熱粥，必須濃稠到插入筷子也不倒。為了節省糧食，喬家全員也跟著一塊兒喝粥。即便如此，那年救災還是幾乎令喬致庸破產。
甲午戰爭打響前夕，為了響應李鴻章號召，資助國家組建北洋艦隊，作為富甲天下的晉商代表，喬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恆票號捐出了整整十萬兩。
八國聯軍攻陷皇城時，喬家大德通太原分號又拿出了三十萬兩白銀，給逃經山西的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
正所謂，商之大者，為國為民。樂善好施，救國濟民的喬致庸，無論世道如何，始終固守著身為商人和國家子民的底線，這便是儒商之典範。
三、儒商，中國企業家的本色
儒商的開山祖師，是兩千多年前，孔子的得意門生子貢。而儒商一詞，最早記載於康熙年間。
可以說，有了中華文明的環境，才孕育出了儒學；有了儒學，才孕育出了儒商。時至今日，儒商精神仍然存在於不少優秀的中國企業家身上，儒商也成為了他們區別於其他國家商人的稱謂。
今年正月初七，香港富商李嘉誠來到深水埗的“惜食堂”，與一群頭髮花白的老人家共享午餐。
作為一家運行了7年之久的慈善食堂，“惜食堂”的食材原料都是從超市、酒店等機構回收的“剩菜”。但李嘉誠卻表示自己吃得很開心，不僅沒在餐盤中剩一粒米，還在離開時，以李嘉誠基金會的名義，留下了1000萬的“餐費”。
此次造訪引發了媒體的廣泛報道，但這並非李嘉誠最知名的一次捐贈。
事實上，成立於1980年的李嘉誠基金會，在38年裡共捐出了200億元。而在李嘉誠退休時，他還明確表示：家族任何人決不能碰基金會的一分一毫。
從很多細節能看出，李嘉誠受儒家文化影響極深。先不說他五歲能背誦儒家經典，經商後也常以儒商自居：高調做事，低調做人；淡泊名利，專注慈善。
世界著名哲學家，公認的“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之一，成中英教授曾在博鰲儒商論壇的演講中說道：“要讓儒家、儒商那種精益求精創造的精神能夠對社會的風氣有一些改變。不管在哪裡，儒商都應該成為社會的一個淨化器。”
而像李嘉誠這樣的現代儒商還有很多，他們憑道德向社會做出表率，用行為兌現承諾。從現代儒商身上，能看到歷史的傳承，和社會對真善美的呼喚。
《論語》有云：“富貴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在儒家理論中，利與義並不是矛盾的。
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世上最會做生意的人，往往就是最會為人處世的儒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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