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陷阱”之下，巴西贫困人口激增，图为巴西里约热内卢罗西尼亚贫民窟。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当前，一些人将工业视为必然被历史淘汰的产业，还提出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搞“去工业化”。但是，从现实来看，工业的发展与一国的繁荣紧密相连，“去工业化”的结果只能是令自身发展陷入困局。
曾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的巴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早在1970年代末，巴西便跨入了中等收入行列，人均GDP比“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还要高，但在之后却因“去工业化”而逐渐陷入“发展陷阱”。进入1980年代后，巴西的工业在整体经济结构中的占比降幅明显，至2017年，其工业在GDP中比重已经下降到21%，而作为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占比却大幅提升，在2017年已经高达72.8%，比日本（68.78%）、德国（68%）、韩国（52.84%）等一批公认的发达国家还要高。这种变化令巴西制造业产生的岗位及从业人员迅速减少，在世界上的工业地位也一落千丈。如1970年代，巴西是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造船国，鼎盛时一年造船产量达72.9万吨，提供的直接就业岗位近4万个，还带动10万个间接就业，而到
1998年，造船业直接就业人数萎缩到1880个，到现在巴西在全球船舶制造业的分量已经微乎其微了。如此这般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把就业人口“赶到”了第三产业，而在没有高端制造业的支撑之下，巴西的服务业也只能被困在较低水平，陷入了经济发展的困境。至2017年，韩国的人均GDP是巴西的3倍还多，在没有工业充分吸收就业的情况下，巴西贫困人口高达5480万，占全国总人数的26.5%，尤其是在经济落后的东北部，有超过40%，乃至近一半的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实际上，“去工业化”的苦果不仅在巴西有所展现，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并不少见。在美国，随着“去工业化”，大批工人阶级失业，而美国金融业者、会计师、律师、医师的教育成本和门槛异常高昂，这些岗位的稀缺性和专业性造成子承父业内循环的情况异常普遍，阶层流动趋于停滞。为了扭转这种情况，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至现任总统特朗普，一直在强力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计划。奥巴马在第二任期的首份国情咨文中提出“让美国成为新增就业和制造业的磁场”，鼓励制造业回流；特朗普政府则要对以美国市场为主的海外制造企业和基地设在外国的美国公司征收高达35~45%的关税和罚款，其共同目的就在于恢复制造业的繁荣，期望用强大的工业振兴美国。再如英国，当其遭受金融危机和欧债风暴影响之时，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询问经济成功的秘诀，默克尔悠悠地回答：“我们至少还在做东西。”
由此可见，正如已故北大教授、中国现代化理论化研究开创者罗荣渠先生所言：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因此，我们要以各国工业化发展为鉴，在工业领域持续精进。这既是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也是国家间竞争比拼的基础实力。
（参见：《“去工业化”的巴西，早已落入了“发展陷阱”》《制造业对中国崛起到底有多重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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