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少年時代
明萬曆四十年（1612年）十月二十五日，多爾袞出生於建州左衛赫圖阿拉城，其名字的滿語意思為“狗獾”。生母名阿巴亥，烏喇那拉氏，是烏喇貝勒滿泰的女兒，比努爾哈赤小三十一歲，她早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十一月滿十二歲時嫁給努爾哈赤。天命元年（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年號天命，兩年後以“七大恨”告天，發動了對明朝的進攻，揭開了明清戰爭的序幕。在對明戰爭節節勝利中，後金內部的矛盾鬥爭也不斷髮生。天命五年（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努爾哈赤宣佈廢黜大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德格類、嶽託、濟爾哈朗、阿濟格、多鐸、多爾袞為和碩額真”，共議國政。也就是說，從此時起，多爾袞以八齡幼童躋身於參預國政的和碩額真行列。這樣一個改變後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動，是從當年三月努爾哈赤休棄袞代皇后富察氏開始的。當時雖然給大福晉富察氏頭上加了四條罪狀，但是都缺乏足夠的根據，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與富察氏關係曖昧，實際上，是有人對他們進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棄之後，取代她作為大福晉的正是多爾袞之母阿巴亥。這樣，努爾哈赤愛屋及烏，多爾袞及其兄弟阿濟格、多鐸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此外，代善由於處處計較而失去乃父的歡心，又聽信後妻的讒言而虐待己子碩託，這就為覬覦其地位的人們帶來了反對他的口實，造成了前面所說的其“太子”地位的被黜。這樣，在努爾哈赤共治國政的制度下，多爾袞兄弟便第一次成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多爾袞此時還不是旗主貝勒，而僅與其弟多鐸各領十五牛錄，他畢竟還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濟格，甚至不如多鐸。在天命年間許多重大活動中，都不見多爾袞的蹤影。天命元年（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的朝賀典禮中，可以親自叩拜努爾哈赤的宗室顯貴中，阿濟格與多鐸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爾袞則不允許參與其中。儘管如此，除四大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爾袞是領有牛錄最多的主子，超過了德格類、濟爾哈朗、阿巴泰等人，在當時來說，也算是頗有實力的一位臺吉了。
初建勳功
天命十一年（明天啟六年，1626年），努爾哈赤病逝，阿巴亥被逼殉葬。父母死時，多爾袞年僅15歲。天聰二年（明崇禎元年，1628年），在母親死去的翌年，多爾袞就隨其兄皇太極進軍蒙古察哈爾部。多爾袞有戰功，破敵人於敖穆楞。皇太極賜給他“墨爾根戴青”的美號，這一年，多爾袞十六歲。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1629年），多爾袞跟從皇太極從龍井關突入明朝邊塞，與貝勒莽古爾泰等攻下漢兒莊，逼近通州， 接近北京。並且在廣渠門外大敗袁崇煥、祖大壽的援兵，又在薊州殲滅明朝山海關的援兵。天聰四年（明崇禎三年，1630年），攻打北京的大軍班師回朝，多爾袞與莽古爾泰先行，又大破明軍。
多爾袞
天聰五年（明崇禎四年，1631年），皇太極初設六部，命多爾袞掌吏部事。在攻打大淩河之戰中，多爾袞親自衝鋒陷陣，直抵大淩河城下，城上炮矢猛烈，後金軍多有傷亡。祖大壽約定獻出錦州投降，十月二十九日夜，多爾袞與貝勒阿巴泰等率領四千兵馬，與祖大壽所屬舊部三百五十人，裝作潰敗的樣子，打算襲取錦州，錦州明軍迎戰，多爾袞擊敗了錦州的明軍。
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1632年）五月，多爾袞從徵察哈爾。天聰七年（明崇禎六年，1633年），皇太極與諸貝勒、大臣商討進一步興國的大計，皇太極向大臣們詢問，明朝、朝鮮、察哈爾這三個地方，先打哪個。多爾袞力主以徵明為先。他從動搖明統治根基，進而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略目的出發，建議皇太極每年整頓兵馬，乘穀子熟時深入明境，圍困燕京截其援兵，殘毀其屯堡，消耗其國力。多爾袞的建策，得到皇太極採納。因山海關外一帶地方尚為明朝重兵把守，於是八旗軍隊繞道蒙古地區，越過長城，多次深入明境，蹂躪土地人民，給明朝以沉重打擊。
後金征服與招撫蒙古各部時，惟獨察哈爾部在林丹汗率領下，不肯降服，始終採取與後金對抗、周旋的態度。天聰九年（明崇禎八年，1635年）二月，皇太極命多爾袞等率精兵萬人，前往黃河河套地區，招撫察哈爾部眾。此次進軍，進展順利，先後招降林丹汗的妻子囊囊福晉、蘇泰福晉、林丹汗的兒子額哲。林丹汗曾得到元朝傳國玉璽，上有“制誥之寶”四字，多爾袞將玉璽呈獻給皇太極。群臣因而奏請皇太極上尊號稱帝。
受封理政
天聰十年（明崇禎九年，1636年）正月初一新年慶賀大典時，多爾袞首率諸貝勒向皇太極行禮，這與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謂天壤之別。當年四月皇太極稱帝，改號大清，論功行封，多爾袞被封為和碩睿親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時年僅二十四歲。從此更加受到重用。阿濟格等率軍伐明，太宗命多爾袞與多鐸一起攻山海關來牽制明軍的力量，阿濟格勝利之後，多爾袞回師。十二月，皇太極親征朝鮮，多爾袞隨同。崇德二年（明崇禎十年，1637年）正月，皇太極令多爾袞攻江華島，俘虜朝鮮國王家屬，並限“戢其軍兵，無得殺戮”。四月初五，多爾袞奏報押送朝鮮人質昭顯世子李夫婦和鳳林大君李淏夫婦及182名隨從官員、下人和家屬抵達盛京。
崇德三年（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皇太極討伐喀爾喀，多爾袞負責留守，多爾袞修築了遼陽都爾弼城，修築完成後，命名曰屏城；然後又修築了盛京至遼河的大道。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極命睿親王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南征明朝，這次南征兵分兩路，貝勒豪格在多爾袞親率的左翼軍中。左翼軍從牆子嶺、董家口入關，掠山西，破濟南，殺明朝宣大總督盧象升；然後北掠天津、遷安，出青山關返還，往返掃蕩數千裡，於崇德四年（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三月回到遼東；共攻陷城池36座，招降6座，克敵17陣，俘獲人畜26萬。崇德六年（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至崇德七年（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的松錦之戰，雙方各投入十多萬大軍會戰。清軍起先以多爾袞、濟爾哈朗等為首，后皇太極親自趕來增援。明軍經兩年激戰最終慘敗，洪承疇松山城破被俘投降，祖大壽舉錦州城投降。松錦決戰後，明朝在山海關以東只剩下寧遠一城。
皇太極在更定官制時，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給多爾袞統攝。根據他的舉薦，皇太極將希福、范文程、鮑承先、剛林等文臣分別升遷，利用他們的才智治國。根據他的建議，皇太極又對政府機構作了重大改革，確定了八衙官制。此外，文臣武將的襲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貴胄也要經他之手任命。在統轄六部的過程中，多爾袞鍛鍊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為他後來的攝政準備了條件。
擁立幼帝
崇德八年（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農曆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極猝死於盛京清寧宮，他生前未立嗣子。此時，代善的兩紅旗勢力已經遭到削弱。他本人年過花甲，早已不問朝政，其諸子中最有才幹的嶽託和薩哈廉年輕時已過世，剩下碩託也不為代善所喜，滿達海初露頭角，還沒有什麼發言權。但以代善的資歷、兩個紅旗的實力，其態度所向卻能左右事態的發展。皇太極生前集權的種種努力和滿族社會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極長子豪格參加到競爭中來。從利害關係而論，兩黃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繼位，以繼續保持兩旗的優越地位。他們認為，豪格軍功多，才能較高，天聰六年已晉升為和碩貝勒，皇太極稱帝之初晉肅親王，掌戶部事，與幾位叔輩平起平坐。皇太極在世時，為加強中央集權，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勢力，但同時又保持著一定實力，又把正藍旗奪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實力遠遠強於其他旗。因此，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擁戴豪格繼位。
多爾袞便是另一個競爭者。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說，身後兩白旗和勇猛善戰的兩個兄弟則是堅強的後盾，而且，正紅旗、正藍旗和正黃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還有一個人也不容忽視，他就是鑲藍旗主濟爾哈朗。雖然他不大可能參與競爭，但他的向背卻對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響，無論他傾向哪一方，都會使力量的天平發生傾斜。因此，郡王阿達禮、貝子碩託勸多爾袞自立為皇帝。八月十四日，禮親王代善、鄭親王濟爾哈朗、豫親王多鐸、睿親王多爾袞等都一起來到崇政殿，舉行決定皇位歸屬的會議。最後矛盾集中在了以豪格為首的兩黃旗和以多爾袞和多鐸為首的兩白旗上。雙方相爭，委決不下。
莊妃永福宮
睿親王多爾袞在兩黃、兩紅和兩藍六旗不支持的情勢下，多爾袞自立的條件還不成熟，阻力來自兩黃旗原皇太極手下的親信大臣。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多爾袞最後議定由皇太極的第九子、年僅六歲的福臨即帝位。至是，禮親王代善等奉福臨登位，各王貝勒大臣等，共同誓書，昭告天地，同時宣佈以鄭親王濟爾哈朗和睿親王多爾袞輔政，改元順治。就這樣，多爾袞妥善地處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爭奪問題，自己也向權力的頂峰邁進了一步。此後，郡王阿達禮、貝子碩託勸多爾袞自立為帝，多爾袞誅殺阿達禮、碩託。隨後，又肅清了反對這種新格局豪格及其下屬，穩固了新的統治。多爾袞的這一方案，在客觀上避免了八旗內亂，保存了實力，維護了上層統治集團的基本一致。當然，他這一提案，是自己爭奪皇位不易得逞之後才提出來的，是在兩黃旗大臣“佩劍向前”的逼人形勢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並非是他一開始就高瞻遠矚、具有極廣闊的胸襟。多爾袞的權勢也不斷攀升，濟爾哈朗諭諸大臣，凡事先向睿親王多爾袞上報，書名也以多爾袞為先。
順治元年（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四月，順治帝在篤恭殿拜多爾袞為大將軍，親賜大將軍敕印，令他統大軍南下，入關與李自成和南明王朝開始了爭奪天下的宏偉事業。
定鼎燕京
順治帝臨政時，關內正一片混亂。明崇禎十七年（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聲威日壯的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攻克北京城，崇禎帝自縊於煤山（今景山），統治中國276年的明王朝宣告覆滅。四月初四日，吳三桂剛剛叛歸山海關，並向清朝請兵援助。內院大學士范文程上書多爾袞，認為“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是我非與明朝爭，實與流寇爭也”。主張立即出兵進取中原。他提出，“戰必勝，攻必取，賊不如我；順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賊”，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搶掠政策，“嚴禁軍卒，秋毫無犯”。即不僅在戰略上改變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戰術上也要招攬民心。多爾袞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議，答應了吳三桂請兵的要求。並在得到北京為農民軍攻破的確報之後，“急聚兵馬而行”，與農民軍爭奪天下。
李自成此時方知事態的嚴重，於四月十三日親率部隊往山海關討吳，但仍帶有招降他的僥倖心理，行軍速度亦頗遲緩，十九日前後才兵臨關城之下。在此期間，吳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軍求援，使者於十五日便見到了多爾袞，向他遞交了吳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軍支援，則“將裂土以酬”。還不是投降的意思。多爾袞知道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但他非常謹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謀士們商議，一方面派人回盛京調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緩進軍速度，逼迫吳三桂以降清的條件就範。由於事態緊急，吳三桂只得答應多爾袞的要求，請清軍儘快入關，因為二十一日清軍還距關十里，而關內炮聲隆隆，喊殺陣陣，農民軍已經開始攻城了。四月二十二日，李吳雙方在山海關大戰。多爾袞非常瞭解吳三桂的窘境，因此長時間地作壁上觀，在李自成即將攻下東西羅城和北翼城，吳三桂幾次派人又親自殺出重圍向他求救的情況下，估計雙方實力已大損，這才發兵進入山海關。在與農民軍的決戰中，他又使吳軍首先上陣，在雙方精疲力竭之際再令八旗軍衝擊，結果農民軍戰敗，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說，在山海關以西發生的這次著名戰役前後，多爾袞充分利用了漢族內部的階級矛盾，挾制了吳三桂，使他不得不充當清軍入主中原的馬前卒。
順治元年攝政王發給明故軍民的諭旨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舉行了登基大典，四月三十日，李自成以郊外祭天為名撤出了北京。五月初二，清軍進入北京城。
統一區夏
清軍佔領北京之後，多爾袞嚴禁搶掠，停止剃髮為明崇禎帝朱由檢發喪，博得了漢族士紳的好感，然後迎請順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穩定了佔領區內的形勢。順治元年（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六月，多爾袞與諸王貝勒大臣商議決定，遷都北京。清廷遷都北京既是出於統一中原、雄霸九州的目光，也是基於退可出關外的戰略考慮。清廷以多爾袞為首者認為要“以圖進取”，必須遷都北京，只有佔據這個關口才能進而統一全國，“以建萬年不拔之業”。八月二十日，清朝開始遷都。九月，順治帝從盛京（瀋陽）到達北京，封多爾袞為叔父攝政王，賜穿貂蟒朝衣。命禮部為多爾袞建碑紀績，加賜多爾袞冊寶、上飾十三顆東珠的黑狐冠一頂、黑狐裘一襲，金銀、馬駝等。十月初一，順治帝在皇極門（順治二年改稱太和門）向全國頒佈登基詔書，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開始了以北京為都城的長達260多年的統治。當順治帝於皇極門重行即位大典加封多爾袞為叔父攝政王的同時，即令為多爾袞建碑紀功，“永垂功名於萬世”。從此，在待遇上，多爾袞開始凌駕於諸王之上。
1647到1648各地反清活動
李自成退入山陝之後，原明朝降官降將紛紛反水，但他在順治元年（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六月仍積極準備反攻。另一支農民軍在張獻忠率領下已建大西國於成都，統一了全川，而多爾袞對此尚不瞭解。殘明勢力已於五月中擁戴福王朱由崧為帝，定都於南京，改年號為弘光，尚擁有中國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糧足，構成清朝統一中國的障礙。在這種情況下，多爾袞的戰略是：對農民軍的主要力量堅決消滅，而對南明政權則是“先禮後兵”。在此方針領導下，多爾袞先後派葉臣、石廷柱、巴哈納、馬國柱、吳惟華等進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進而包圍陝西。同時，多爾袞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對南明君臣招撫，並寫信給南明閣臣史可法，提出“削號歸藩，永綏福祿”。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團來北京談判過程中，他將其軟禁起來，並不給予明確的答覆。此時，清軍已於九月佔領山東，十月進據蘇北，與史可法的軍隊沿河相峙。在這種形勢下，多爾袞認為全面進攻農民軍和南明政權的時機已經成熟，便於十月先後命阿濟格和多鐸率軍出征，向農民軍和南明福王政權發起了戰略總攻。很快，多鐸於十二月底取得清滅大順潼關之戰的勝利，李自成放棄西安轉移。多爾袞下令由阿濟格追擊農民軍餘部，而多鐸則繼續南下。
至順治二年（1645年）二月，農民軍連戰失利，五月，李自成犧牲於湖北通山之九宮山。這時多鐸軍已克揚州，史可法殉難。接著，清軍渡長江，南京不戰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權滅亡。這一連串的勝利不禁使多爾袞喜出望外，他以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歸一統。五月底，他已對大學士們表示要重行剃髮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國發布剃髮令。此舉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激烈抗爭。
權勢煊赫
順治二年（1645年），多爾袞晉為皇叔父攝政王后，一切大禮諸如圍獵、出師等時，王公貴族俱要聚集一處待候傳旨，還要“列班跪送”多爾袞。若其回王府，則需送至府門。如遇元旦、慶賀禮時，文武大臣在朝賀順治帝后，即去朝賀多爾袞。上朝時，多爾袞於午門內從便下轎，而諸王需於午門外下轎等等。上述所有儀注都表明一點，即多爾袞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同時，由於明末黨爭激烈，清初又大量引用舊人，因此明末黨爭積弊在清初政局中反映出來，並與滿洲貴族內部矛盾糾纏在一起。從順治二年（1645年）開始，以彈劾馮銓案形成了南北黨爭的中心內容。是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吳達上疏彈劾閹黨餘孽，矛頭直指馮銓及其黨羽孫之獬等。高層官員中如洪承疇、金之俊等均是南方人，不會支持馮銓。多爾袞考慮到馮銓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於滿洲貴族，如果處罰了他們，朝中南方官員得勢，於清朝統治可能發生不利影響。所以過了十天，多爾袞仍未表態。但出於對穩定整個形勢的考慮，他終於決定支持馮銓一派，在朝中公開申斥了龔鼎孳，僅將李森先革職，而對其他人並未深究。多爾袞通過雙方的鬥爭更好地利用他們，藉此達到他以漢治漢的目的。
《多爾袞攝政日記》書影
順治三年（1646年）五月，多爾袞以為順治皇帝信符收貯於皇宮之中，每次調兵遣將都要奏請鈐印，十分不便。於是，即遣人將皇帝璽印都搬到自己的府中收藏備用。從是年起，多爾袞所用儀仗的種類與皇帝等同，均為20種，只是在每一種類的具體數目上比皇帝略少一些。而輔政王的儀仗則只有15種，明顯遜於多爾袞，說明多爾袞與皇帝的差距越來越小。
順治四年（1647年）以後，如果官員奏書中將“皇叔父攝政王”還稱作“九王爺”，或是不用全稱而丟字漏字的話，都會受到革職處分。而且“以後凡行禮處，跪拜永遠停止”，多爾袞再不用向順治帝行禮了。
順治五年（1648年）末，多爾袞又向前進了一步，變成了皇父攝政王。其後，多爾袞“所用儀仗、音樂及衛從之人，俱僭擬至尊”，即是說多爾袞不僅實權在握，而且在禮儀排場上也開始向皇帝看齊。凡一切政務，多爾袞不再有謙恭請示之舉，未奉皇帝旨意，卻一律稱詔下旨，儼然如同皇帝。而且，他任人唯親，任意罷免和提升官員。特別是“不令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入朝辦事，竟以朝廷自居”，命令上述人等每日於自己的王府前候命。
身後榮辱
順治七年（1650年）八月，多爾袞追尊生母太祖妃烏喇納拉氏，尊為“孝烈恭敏獻哲仁和贊天儷聖武皇后”，祔享太廟。十一月，多爾袞出獵古北口外。行獵時墜馬跌傷。十二月初九（公元1650年12月31日），多爾袞薨於古北口外喀喇城，年三十九歲。
順治帝聞之震悼。率王大臣縞服東直門外五里，迎多爾袞遺體。下詔追尊多爾袞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喪禮依帝禮。順治八年（1651年）正月，尊多爾袞正宮元妃博爾濟吉特氏為義皇后。祔享太廟。多爾袞無子，賜以豫親王子多爾博為後襲親王，俸祿是其他諸王的三倍。又以多爾袞的近侍詹岱、蘇克薩哈為議政大臣。
睿親王府
但是，多爾袞死後不久，其政敵便紛紛出來翻案，揭發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議了阿濟格的罪，然後恢復兩黃旗貴族的地位，提升兩紅旗的滿達海、瓦克達、傑書、羅可鐸等。白旗大臣蘇克薩哈等見勢頭不對，也紛紛倒戈。在這種形勢下，先興羅什等五人獄，然後便正式宣佈多爾袞的十四條罪狀，追奪一切封典，毀墓掘屍。接著，當權者又接連處罰了剛林、巴哈納、冷僧機、譚泰、拜尹圖等。多爾袞多年培植的勢力頃刻瓦解。多爾袞死後兩個月，突然從榮譽的頂峰跌落下來，完全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鬥爭的結果。但是，多爾袞對於清王朝所立下的不世之功也絕不是政治對手們的幾條欲加之罪所能掩蓋的。順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長庚、一等子許爾安分別上疏，稱頌多爾袞的功勳，幾乎句句在理，但被濟爾哈朗罵了個狗血噴頭，流放寧古塔充軍。[43]遲至一百年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發佈詔令，正式為多爾袞翻案，下令為他修復墳塋，復其封號，“追諡曰忠，補入玉牒”。如此鐵案又再度被翻了過來。到此時，有清一代對多爾袞的評價算有了定論。
為政舉措
政治
定都北京
清軍到達北京後，在是否將首都由瀋陽遷到北京的問題上，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爭論。以阿濟格為首的反對派，主要以清兵入關太快、補給不足為理由，反對遷都。而多爾袞從統一和管轄整個中國的總戰略出發，主張遷都北京。順治元年（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六月，多爾袞終於統一諸王、貝勒、大臣的意見，決定遷都北京，派遣輔國公吞齊喀等攜奏章迎駕。
紫禁城
創立制度
在政治體制上，多爾袞接受了明朝的現成制度，在中央機構中，仍以六部為最重要的國家權力機關，尚書皆由滿人擔任，但諸王貝勒親理部事的制度卻在入關前夕廢除掉了。到順治五年（1648年），多爾袞於六部實行滿漢分任制度。多爾袞力圖表現得比較開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來，並一再鼓勵官員犯顏直諫。總的來說，中央機構中雖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滿族特有的制度，還引進了議政王大臣會議、理藩院等機構，其內院的權力比起明朝內閣要小得多，並對原明臣試圖增大內院權力的努力加以壓抑。
重用漢官
清朝入關，百廢待舉，多爾袞令戒飭官吏，網羅賢才，收恤都市貧民。用湯若望議，釐正曆法，定名曰時憲曆。
並且倚重漢官范文程、洪承疇、馮銓等人，設大學士，行使原先明內閣的職責。承襲了明代“票擬”制度，即內閣對內外大小臣工的題奏本章草擬出批覆意見，供皇帝審閱定奪。
誅除異己
順治初立，皇太極的長子肅親王豪哥怨多爾袞不擁立他為皇帝，有嫌隙。順治元年（1644年）夏四月戊午朔，以語侵睿親王多爾袞，為固山額真何洛會等所訐。訐告肅親王豪格怨望悖妄罪，多爾袞就以豪格“圖謀不軌”，削去他的王爵，廢豪格為庶人，其黨俄莫克圖等皆論死。大臣揚善等以諂附，坐死。十月，大封諸王，又恢復了他的王爵。
正白旗
順治三年（1646年），多爾袞派豪格為靖遠大將軍，統兵往四川鎮壓張獻忠大西軍。順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凱旋迴京，沒有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多爾袞與豪格有夙隙以豪格犯有包庇部屬、冒領軍功及提拔罪人揚善弟吉賽等罪名，將豪格囚禁於牢獄。三月，豪格死在獄中。多爾袞納豪格福晉為妃。
入關弊政
多爾袞有“六大弊政”，剃髮易服、圈地、占房（侵佔房舍）、投充（搶掠漢人為奴隸）、逋逃（逃人法）以及屠城。
（1）剃髮易服
清入關之初，多爾袞頒佈“剃髮易服”令，清廷明令清軍所到之處，限全體漢族人十日之內盡廢明朝衣冠，依從滿族剃髮垂辮、著馬蹄箭袖的服飾習俗，違抗者處死，引起全國各地民眾的強烈反抗，很多人為此獻出生命。
（2）占房圈地
清兵入關後，以明末戰亂造成大批無主土地為由，強行將京畿土地無償分給八旗王公貴族，造成大批被圈土地的百姓流離失所，社會更加動盪。
清朝定都北京，大批滿族官民隨同遷入關內，分佈在北京及京畿地區。為了解決他們的生計，多爾袞下令做了兩件事：一件事是把北京內城（又叫北城）的幾十萬漢民強迫遷往外城（南城），騰空內城安置清朝皇室和八旗官兵。漢人搬遷時雖然給一點搬家費，但根本不夠買房或蓋房。許多漢民傾家蕩產，或流離失所。
另一件事，是在京畿地區跑馬佔地。清廷派出官員，騎在馬上，拉開戶部發給的繩索，縱馬圈佔百姓良田，俗稱“跑馬佔地”。名義上是圈佔無主荒田，分給王公貴族和八旗官兵，實際上是把農民的大量土地無償佔有了。
（3）投充逃人
清朝王公旗人富戶並不從事農業生產，他們在圈佔的田地上設立農莊，因為缺少勞力，便實行逼民“投充”的政策，招收農民供其役使。許多漢人不願離開故土，或經濟破產，紛紛投充到八旗名下，充當奴僕。他們的處境非常悲慘，又引發大批逃亡問題。
多爾袞制定了嚴禁奴僕逃亡的法律，規定：抓獲逃人，鞭一百，歸還原主；隱匿者正法，家產沒收；左鄰右舍，各鞭一百，流放邊遠。這種肆意株連、刑罰過重的做法在社會上產生了嚴重惡果，與多爾袞“滿漢一家”的思想當然也是南轅北轍。
軍事
攻滅大順
清軍進入北京後，順治元年（1644年）十月十九日，多爾袞命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同平西王吳三桂、智順王尚可喜等部三萬餘騎，由大同經榆林、延安迂迴入陝進攻大順軍；命和碩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率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所部進軍江南。
清軍入關後滅大順政權的戰爭
由於此前李自成為扭轉大順軍在山西、河南的頹勢，自十月十二日起反攻河南懷慶（今河南沁陽），連克濟源、孟縣，在柏香鎮大敗清軍，斬殺懷慶總兵金玉和等人。多爾袞聞訊，急命正在南下進攻南明弘光政權的多鐸轉兵向西，先解懷慶之圍，然後由河南渡黃河，與英親王阿濟格形成南北夾攻之勢，兩路清軍同時進攻大順軍。李自成親率劉宗敏、劉芳亮等精銳部隊北上，準備與阿濟格軍決戰於陝北。十二月十五日，多鐸部進攻至陝州（今河南三門峽西），在靈寶境內擊敗大順軍後趨向潼關。李自成聞訊後急忙率兵掉頭趕赴潼關。清軍為保證此次戰役的勝利，增調固山額真阿山、馬喇希等部經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濟市西北）援助潼關清軍，並調來紅衣大炮加強裝備。
順治二年（1645年）正月，多鐸率領的南路軍於潼關大敗大順軍。同時，英王阿濟格率領北路軍也一路過關斬將、勢如破竹，與多鐸會師西安指日可待。南北受敵的李自成棄西安南逃，出藍田，走商州（今陝西商縣），轉戰湖廣地區。二月，多爾袞命阿濟格繼續揮兵追擊大順軍。三月，劉宗敏率所部大順軍佔領守備空虛的武昌，清軍追蹤而至，圍攻武昌。四月二十三日，劉宗敏率所部大順軍棄城突圍，遭清軍伏擊，大將劉宗敏負傷被俘，後清軍用弓弦將其勒死。在此之前李自成率已部分大順軍從漢陽經嘉魚、蒲圻退至通城。五月十七日，李自成在湘鄂贛交界處的通城縣九宮山玄帝廟中拜神時遭當地鄉民所殺，大順政權至此滅亡。
社會
輕徭薄賦
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多爾袞進入北京後，宣佈自順治元年起，薄稅斂。令曰：“明朝弊政，實行三餉，遼餉之外，復還有練餉、剿餉，數倍加派，近者十餘年，遠者二十年，以致民不聊生，朝不保夕。更有糧料、召買諸多名目，各種私派巧取殃民。今與民約，凡正額賦外，一切加派盡予刪除。官吏若有不從者，察實治其罪。”
革除積弊
多爾袞進入北京後，還下令：“自明朝禍亂，刁風日競設機構訟，傷財敗俗心竊痛之！自今皆予以維新，凡順治元年五月初二日昧爽以前，罪無大小悉行豁免。有違諭訐訟者，以所告之罪罪其自身。田、婚、鬥毆細故，就有司告理即可。重大案情者經撫按結案，不是機密要情，無許進入北京越級訴訴。有訟師誣陷良民的，加罪一等反坐訟師。”
民族
蒙古
在民族關係方面，多爾袞首先繼承了乃父乃兄的政策，對漠南蒙古友好相待。科爾沁、阿霸垓、扎魯特、鄂爾多斯、郭爾羅斯、土默特、蘇尼特、翁牛特、喀喇沁、敖漢、奈漢諸部曾入關協助清軍作戰，多爾袞對他們優勞有加，封賞甚豐，後來雙方的封貢往還長期不斷。此外，雙方首腦人物也時有來往，如科爾沁部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郡王滿朱習禮等貴戚前來，多爾袞等親自迎送宴請。多爾袞因事出塞，也常與各部落王公貴族相會，從而不斷加深雙方的感情。順治四年（1647年）八月，多爾袞自己也納阿霸垓部落篤思噶爾濟農之女為妃。這些都是傳統的聯姻政策的體現。多爾袞正是通過這種手段，維持了北方的穩定。正如後來魏源所感嘆的：“世祖當草創初，沖齡踐阼，中外帖然，系蒙古外戚扈戴之力。”
順治帝
漠北蒙古喀爾喀部札薩克圖汗曾將滿人稱為“紅纓蒙古”，與清廷爾我相稱。順治三年（1646年）初，蘇尼特部落的騰機思等人叛清投奔漠北之喀爾喀車臣汗，因此多爾袞命多鐸率軍平叛，並直接與土謝圖汗和車臣汗發生了衝突。事件平息之後，雙方經過書信往還和使者談判，土謝圖、車臣、札薩克圖三汗先後遣使謝罪，表示和解。但此三部真正向心於清政府，還是在四十年後他們在噶爾丹的威脅下遷入內蒙的時候。
另外多爾袞與漠西蒙古也開始往來。清兵入關後，準噶爾下屬的許多部落紛紛前來朝貢，巴圖爾琿臺吉也與清廷建立了聯繫，厄魯特下屬一些部落還曾幫助多爾袞鎮壓甘肅等地的起義。
西藏
統治西藏的和碩特顧實汗和達賴五世、班禪四世在順治二、三年間上表入貢，多爾袞也遣使攜禮物去慰問。順治五年（1648年），多爾袞又派人敦請達賴喇嘛進京，加強雙方的關係。對已經不佔統治地位的西藏帕木竹巴家族的後代首領，多爾袞也沒有輕視，亦賜號錫誥。
回疆
吐魯番首領遣使入貢，多爾袞也表示歡迎，並同意對他們重新封爵。這樣，在多爾袞攝政時期，清廷已與西藏和回疆的地方政權及宗教政權建立或是恢復了聯繫，為康熙、雍正、乾隆時期進一步確立在這些地區的統治奠定了基礎。
外交
清初與李氏朝鮮的往來比較頻繁。多爾袞入關之時，帶著入質世子在軍中，順治二年（1645年）又同意世子等回國。但是，他也曾多次令朝鮮貢米、水果等物，並令朝鮮為他選美女，搞得朝鮮王國人心惶惶。
日本一直對清抱敵視態度，當時的德川幕府似乎有意支持南明。但在順治元年（1644年）發生的漂倭事件中，多爾袞卻對那些日本人十分優待，又多次召見他們，“懇切地問話”，並在第二年送他們回國，向日本傳達了友善的態度。
西方傳教士自明末以來就進入中國，但多爾袞並未以狹隘的民族偏見對待他們，這從他優待和信任湯若望的行動中可以明顯看出。但對葡萄牙人入廣東貿易的要求仍加以拒絕，這表現出多爾袞對少數為自己服務的外國人十分優寵，政策開明，而對有可能威脅清朝安全的較大規模雙邊交往則持保守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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