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戎馬倥傯的一生中，並不缺乏失敗。從起兵平定黃巾起義開始，到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戰的近二十年間，劉備先後和曹操、呂布、袁術等漢末群雄交手，幾乎是在屢戰屢敗、屢敗屢戰中度過。但是每一次失敗後，劉備很快就能東山再起，迅速滿血復活，因而這些失敗對劉備來說話不過是軍事生涯中的小挫折。唯有晚年的夷陵之戰算得上劉備最大的一次慘敗，不僅讓他驟然從巔峰跌落深谷，摔了個體無完膚，而且他也因此憂憤成疾含恨而終，再也沒有了翻盤的機會。

劉備在總結夷陵之戰時說“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將敗在無名後輩陸遜的手中視作自己的恥辱，更是將失敗的原因歸結於天意使然。不難看出劉備並沒有對夷陵戰敗進行過深刻的反思，至死也未能明白自己究竟失敗在何處。我們知道戰爭從來就不是孤立的存在，其中交織了重重複雜的因素，將戰爭的失敗簡單歸結於天意是說不通的。通過對三國史料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劉備慘敗夷陵絕非偶然，而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吳蜀之間至少在實力、內政、外交、軍事這四個方面存在明顯差距，已然註定了劉備失敗的命運。

一、實力

戰爭是實力的比拼，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更是綜合國力的較量，脫離這一本質問題空泛地從純軍事角度看待戰爭都是片面的。劉備發動夷陵之戰時的綜合實力明顯相比東吳弱小得多。

第一，蜀漢失去了荊州，所能控制的區域僅剩益州一地，益州雖然號稱“沃野千里”，但基本上僅指的是狹小的成都平原，大部分地區都是險塞的群山，土地貧瘠，不利於開展農業生產，自然也就無法為戰爭提供龐大的物力支撐。而東吳則坐擁揚州、交州和荊州三州，控制著長江中下游平原的富庶土地，“沃野萬里，民富兵強”，而且漢末北方士民南渡躲避戰亂，為這一地區帶來了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使農業得到了迅速發展，東吳採取屯田的方式為戰爭積累了龐大的物資儲備。

吳人於江南，廢郡縣之吏，置典農督農之官，則谷粟充溢，雖疆場多事，恆無缺乏之虞。——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第二，蜀漢人口資源短缺，公元265年時人口“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加起來不過百餘萬人。而東吳基本沒有受到漢末戰亂的影響，人口增長較快，到公元242年時人口達到“戶五十二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幾乎是蜀漢的兩倍。雖然人口數據來源於三國中後期，但以此推斷，兩者之間的人口規模也有著相當在的差距，因此

第三，蜀漢在夷陵之戰前連年戰爭不斷，僅劉備在建安十六年入川開始，就經歷了為期三年的取川作戰、魏蜀之間的宕渠之戰和耗時兩年的漢中之戰，這些戰爭都頗具規模，對國力的損耗也相當巨大。如漢中之戰，蜀漢方面就到了“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的地步，實力受到嚴重透支。反觀東吳，自赤壁之戰後，沒有發生過持續時間長、規模宏大的戰爭。在為數不多的幾次戰爭中，除建安二十年的逍遙津之戰受到損失外，皖城之戰、兩次荊州之戰都未費吹灰之力就取得了勝利，掠奪了大量的地盤和人口，實力不僅未見損耗，反而得到了大幅擴充。

二、內政

縱觀夷陵之戰時的吳蜀兩國，在政權內部環境上也有著較大的差異。劉備入主益州不到八年，立國時間太短，統治基礎並不牢固。儘管劉備註重用軟硬兼施的手段調和荊州外來勢力與益州本土勢力之間的緊張關係，極力籠絡任用益州人才，但是二者之間的根本矛盾並沒有根除，南中少數民族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統治階級內部並不團結，腹心之地暗流洶湧，各種反對勢力暗地裡蠢蠢欲動。比如夷陵之戰失敗後，漢嘉太守黃元、益州大姓雍闓、越巂夷王高定、牂牁太守朱褒等先後起兵反叛。而且蜀漢內部在興兵伐吳一事上分歧嚴重，反對的聲音不絕於耳，劉備不得不採取將反對者“幽閉下獄”的方式來彌平紛爭。這些無不表明蜀漢政權內部經不起大風大浪的考驗。

而東吳從孫堅任長沙太守開始，一直經營江東數十年，“已歷三世，國險民附”，孫權“善於任使”、“親賢愛士”，大量啟用提拔士族集團的精英人士，贏得了江北流寓人士和江東士族集團的鼎力支持，各方正處於合作的蜜月期，統治基礎穩固。此外孫權通過“盡除荊州民租稅”的方式，迅速穩定收服了荊州的民心，極大緩和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同時，受到荊州之戰勝利的影響，東吳國內高度團結，士氣空前高漲，與蜀漢內部意見分歧形成了鮮明對比。

三、外交

在外交上，劉備視曹魏為篡漢的“亂臣賊子”，以“攘除奸兇、興復漢室”為已任，一貫堅持“漢賊不兩立”。這種僵化的政策註定了不能使魏、吳之間的矛盾為己所用，在外交上走進了死衚衕，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在東征時既要對付東吳，又要時刻對曹魏嚴加提防，以弱小的實力同時對付兩個強己數倍的敵國，讓本來就不寬裕的兵力變得更加捉襟見肘。

孫權則不同，他沒有劉備“擁漢反曹”的空洞政治口號，在處理與魏蜀兩國的關係時進退有據、遊刃有餘。有人評價孫權在外交上喜好見風使舵，但我認為這是他善於審時度勢、把握機會。他能夠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及時靈活地調整外交政策，既利用蜀漢對抗曹魏，又利用曹魏遏制蜀漢，從而為自己攫取最大的利益。赤壁之戰時，孫權以承認劉備對荊州的事實佔領為條件，同時“進妹固好”以換取劉備共同對抗曹操；當關羽在荊州坐大威脅到了自己的時候，他又不惜以向曹魏稱臣為代價，武力奪取了荊州；夷陵之戰前，孫權一面虛與委蛇，接受曹丕的冊封，一面與劉備講和，同時還不忘積極備戰。這種高超的外交手腕也是劉備難以望其項背的。

四、軍事

很多人在研究夷陵之戰時往往把目光集中在了雙方的兵力對比和主帥的戰場指揮上，把劉備兵敗的原因歸咎於驕傲輕敵和舉止失措上，這樣的結論未免以偏蓋全，我認為吳蜀兩國另外幾個方面的差異也值得重視。

第一，水軍力量的差異。東吳地處長江中下游地區，既有大江之險，又有湖泊河網星羅密佈其間，適合水軍作戰，而吳軍最為強大的也是水軍，水上作戰是其強項。從進攻者的角度來說，只有從長江上游水陸並進才能對東吳構成致命威脅。赤壁之戰時曹操就是因為沒有一支成熟而強大的水軍而遭遇慘敗，後來西晉大將王濬伐吳時利用七年時間訓練出一支水軍，從而憑藉“樓船下益州”，才使“金陵王氣黯然收”、“一片降幡出石頭”的。而劉備原有的荊州水軍早已全軍覆沒，益州水軍的規模根本無法與東吳相比，不僅做不到水陸並進，甚至無法對岸上的陸軍提供有效的掩護，因此，劉備命令水軍棄舟登岸，加強陸上力量也是無奈之舉。這一短板被陸遜敏銳地捕捉到，對戰局的發展起來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佈置，必無他變。伏原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三國志·吳書·陸遜傳》

第二，後勤供應上的差異。劉備伐吳，所需要的糧食草秣、兵器甲仗都需要從遙遠的益州轉運，運輸線過長，補給相對困難。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劉備興兵是在章武元年七月，夷陵之戰是在章武二年六月，都是長江的洪水期，水流湍急，航道不通，運輸輜重的水上通道斷絕，後勤補給只能穿越地勢險惡的大巴山區，“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只有“緣山截嶺”才能到達夷陵前線，不僅轉運困難，而且一路人吃馬嚼消耗驚人。

反觀吳軍自奪取荊州後便開始未雨綢繆，為預防備蜀漢的報復而積極整軍備戰。距離夷陵不遠的江陵城歷來就是軍事重鎮，囤積了大量的糧草輜重，孫權更是定都武昌靠前指揮，為前線的物資調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三國志·吳書·吳主傳》

五、結語

夷陵之戰是三國三大戰役之一，此戰過後蜀國實力大損，只能偏安益州一隅，失去了一統天下的能力。劉備兵敗夷陵，固然有其主觀上的恃勝而驕和對戰場指揮上的舉止失措，更多是輸在綜合國力的懸殊、外交政策僵化、內部矛盾突出等客觀問題上。縱橫漢末三國的劉備晚節不保，以這樣一種悲情的方式在歷史舞臺上謝幕，著實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