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漢至清兩千多年，各朝代國號數十個，先後有“秦人”、“唐人”、“桃花石”之稱，但都被“漢人”逐一擊敗，“漢人”早已與歷代國號無關，成為漢民族的專用詞。漢朝後，“漢”國號仍為後世諸多漢族建國者沿用，甚至很多匈奴人、沙陀人等非漢族建國者也以“漢”為國號。這在其他國號上非常罕見，他們為何如此？

相比其他國號“漢”算是美名

秦朝建立後取“秦”為國號，始皇北擊匈奴，降服百越，進一步擴大鞏固了“秦人”使用範圍。可在華夏民族內部，秦朝人並不自稱“秦人”，他們似乎更喜歡後來的“漢人”。漢人的“漢”雖源自劉邦，但並不是劉邦自己的選擇，而是被迫無奈才接受的。

秦末群雄蜂起，項羽和劉邦實力最強，各路人馬爭先滅秦，約定“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沛公劉邦最先攻入關內，本該獲封關中王，但卻出了大變故。

當時的群雄首領主持分封的楚霸王項羽為避免其他勢力同自己爭奪天下，從各隊人馬駐紮地就近取名，“分其地而王之”，共有獲封為18人為諸侯王，劉邦恰好駐紮在漢水，被封為“漢王”而不是“關中王”。劉邦非常生氣，不打算受封，寧願魚死網破，攻打項羽。劉邦的氣憤是有原因的，這可不僅僅只是封號幾個字的差別。相對於富饒的關中及廣大的關東，巴蜀作為犯人流放地，漢中也地居偏僻貧瘠，對於“先定秦”有大功的劉邦，這實在是侮辱。此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項羽又出身貴族與反秦力量總統帥楚懷王關係密切，楚人還善戰，天時地利人和全在楚軍一邊，劉邦一旦任性進攻，後果不堪設想。

華夏民族更喜歡“漢人”

漢朝雖然成立，但至少在漢武帝劉徹之前域外文明仍稱漢朝人為“秦人”。《史記》中大宛列傳中記載：“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漢書》匈奴傳稱逃入匈奴的漢朝人為秦人，甚至在漢武帝公元前89年罪己詔《輪臺罪己詔》中也有“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勾若馬’”。對此，唐朝人顏師古的“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的觀點受到後世最多贊成。

稱呼本質是一種認同，秦朝武功雖然不下於漢朝，但一個稱呼獲得本民族認同，單純的武力作用並不大，這需要來自文化思想、政治制度和經濟基礎共同支撐。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認為：漢朝對於中國的意義不只是一個政治上的朝代，而是將各種不同來源、背景的中國人熔鑄成一個大家共有的身份認同。

漢朝到底做了什麼，以至於華夏民族更喜歡“漢人”呢？

漢朝對於中國的意義不只是一個政治上的朝代，而是將各種不同來源、背景的中國人，熔鑄成一個大家共有的身份認同。這和漢朝在政治、宗教文化和經濟方面一系列創舉有關。秦朝“廢封建，設郡縣”開始中央直轄地方的政治制度，漢朝立中朝、設刺史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並在董仲舒等人努力下，建立察舉制度，由此民間精英可以進入統治階層，開啟了中國科舉制度幾千年的傳統，使漢朝由以前封閉的功臣貴族集團轉變為全國各地精英共同統治的政權。

宗教文化上的整合更為顯著。漢初各地的信仰就由中央管理，各地的神祗都要在長安年建祠，各種巫師、降靈人物都在宮中融合成一體。有學者認為東漢晚年道教盛起，全國的民間信仰結合成為道教的根源，因此，今日各種信仰方式、祀奉對象和當時相差不大，是宗教的大統一緣故。文化方面，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尊儒尚法，經察舉制度各地精英齊聚中央，在太學中學習，學成後回到各地教書，對於全國文化尤其是上層文化起到至關重要的統一作用。另外，經濟領域漢朝的“貴粟”重農抑商和修建成國渠、六輔渠和白渠使得農業大幅度發展，漢武帝改國營、官營和民營為國營等一系列舉措都增加了國家財政，整合了全國經濟。

正因此，政治、文化和經濟上三個層面兼容幷包的大系統使得漢朝獲得了極大認同，各地不同人群願意居住長留，奠定了漢朝國號作為華夏民族族稱的基礎。以至於公元8年漢朝被王莽廢除，但國號“漢”並未消失，頻頻復活。

最為人熟知當屬劉備建立的蜀漢，另外十六國時期劉淵，巴氐的李壽，“五代十國”時期五代中的劉知遠，十國中的王建、劉龔和劉崇，以及元末陳友諒都以“漢”為國號。其中有眾多少數民族，比如匈奴人劉淵、沙陀人劉知遠和沙陀人劉崇等。

他們為什麼這麼做呢？

首先很明顯使用“漢”的人劉姓居多，取“漢”是以劉邦後裔的身份攀附與劉邦漢朝和劉備蜀漢關係，以此顯示高貴的血統，否定其他政權。這實質上體現了國號的“家天下”本質：一個國號代表某一帝王家族。而少數民族以“漢”為政治稱號是因在中原建國必須認同接納融入漢地文化傳統，劉淵就曾明確提出“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

在此，“漢”雖然使用愈加普遍，和政治關係越來越緊密，但是漢人仍然只是一個並不明確的指向，漢人開始帶有濃重的民族色彩是在一段大分裂時期。

南北朝時，南朝作為漢族政權延續，北朝處於胡漢融合狀態，這即激發了民族觀念又促進了民族融合。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如北朝的北魏，東魏和北周的統治者都是鮮卑族，對中原居民稱為“漢人”或“漢兒”，施行的政策多有歧視意味。

《舊五代史·張礪傳》記載，遼朝的張礪在被契丹虜獲後說：“礪，漢人也！衣服飲食與此不同，生不如死，請速就刃！”民族英雄的形象躍然紙上。

20世紀初，滿清政權在列強堅船利炮下屢屢戰敗，傳統天下中心唯我獨尊的世界觀受到嚴重衝擊。國人紛紛向西方尋找救亡圖存的出路，知識分子認為中國的貧弱，正是由於中國非漢人統治，沒有形成真正的民族和國家，缺乏凝聚力。

梁啟超在《新民說》的話很具有代表性：“皇皇種族，乃使之永遠沉淪，其非人心也哉！夫駐防雲者，則豈不以防我漢族哉！”知識分子逐漸輸入民族觀念，強調漢族，推翻滿族統治，提高國家凝聚力。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提出漢族、滿族、蒙古族、藏族和信仰伊斯蘭的諸多民族“五族共和”，漢族正式出現。

中國當然不僅僅只有這五個民族，56個民族的確定還在解放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