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9 「美國研究」陳跡：當代美國政治的“種族化”現象探析

陳跡：當代美國政治的“種族化”現象探析

作者：陳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美國研究系在讀博士研究生

來源：《美國研究》2019年第四期；時政國關分析

〔內容提要〕伴隨政治極化一同出現的美國政治“種族化”現象在特朗普時代越來越嚴重。政治精英和選民根據種族議題劃線，選擇政黨聯盟，致使兩黨在種族意識形態上的差距增大，中間派消失。種族保守派與藍領白人大量湧入共和黨，構成共和黨勝選聯盟的關鍵選民。民權運動後，經濟問題的種族化同白人身份政治相結合，加上兩黨“狗哨”政治的推動，使種族主義成為現代選舉政治的核心驅動力之一。奧巴馬時代“種族化”的溢出效應延續至今，是政治種族化加劇的重要現實原因。2020 年大選臨近，兩黨和民眾在種族問題上預計將進一步兩極化，這一趨勢很難逆轉，並將深刻影響美國政治的運作與走向。

政治極化(polarization)作為當代美國政治最顯著的特徵之一，獲得了美國學界和中國學界的普遍

本文擬對美國政治“種族化”的主要特徵進行梳理和分析，並在此基礎上著重探討政治精英和選民種族化的歷史根源與現實原因，進而對種族化政治的未來走向以及對選舉政治的影響做出預測。需指出的是，在美國政治語境下，“種族”一詞往往可同時包括種族(race)與少數族裔(ethinic minority)兩種含義，而少數族裔通常指非洲裔、拉美裔、亞裔美國人、來自墨西哥與中美洲的移民，以及穆斯林社區等群體。為了行文簡潔，本文在提到美國政治的“種族化”時，大多均包含其族裔化的含義。

一 美國政治“種族化”的主要特徵

(一)特朗普“激活”種族保守派

首先，近年來美國的種族主義、排外主義與極端右翼的白人至上主義有抬頭趨勢。2018 年美國仇恨團體的數量達到 1020 個，為歷史新高。中期選舉前的兩週裡，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憤怒進一步蔓延:三起激進右派的恐怖襲擊和一連串針對民主黨位高權重人士的未遂郵件炸彈襲擊震驚了整個美國，共造成 15 人死亡。2018 年，美國、加拿大與激進右派相關聯的恐怖襲擊死亡人數，從 2017 年的 17 人上升至 40人。2018 年 7 月，昆尼皮亞克的民調顯示，49% 的選民認為特朗普是種族主義者，47%認為他不是種族主義者。44% 的選民認為特朗普移民政策背後的主要動因是“種族主義看法”，但有 50%認為特朗普是“真心想要管控美國邊境”。

其次，特朗普總統不斷地使用分裂性、侮辱性的反移民、反少數族裔言辭，來迎合或煽動一部分白人選民的種族主義與種族怨恨(racial resentment)情緒。2012 年大選中投票給奧巴馬的白人選民中有許多在種族和族裔問題上持保守主義立場:其中49%的人不認為“過去幾年中，黑人所得的比其應得的要少”，45% 贊成對被判謀殺罪的罪犯施以死刑，39%認為奴隸制與種族歧視並未阻礙黑人經濟地位的提高，同時還有 28%將黑人處於經濟不平等地位的責任歸咎於黑人自身。支持奧巴馬的這些白人選民在墮胎、同性婚姻等社會問題以及貿易、醫保、稅收等經濟問題上都持中間或偏自由的看法。在 2016 年這樣高度種族化的選舉中，這部分受到“雙向壓力”(cross-pressured)，即黨派從屬與種族問題立場產生衝突的白人選民是最容易改變黨派忠誠的，從支持民主黨轉而支持共和黨。較高的種族敵意降低了偏保守和偏自由的中間選民在總統和國會選舉中給民主黨候選人投票的可能性。

(二)經濟問題的種族化

引人注目的是，2016 年大選較 2012 年的投票變化與選民的經濟焦慮和家庭收入變化均只有弱關係，而與他們對種族和族裔的態度之間存在強關係。2016 年總統大選中，種族怨恨對經濟焦慮情緒的推動作用非常顯著，因而選民的經濟關切通常會經過種族稜鏡的過濾。這一種族怨恨通常呈現為如下形式:許多在種族方面偏保守、經濟上遇到困難，或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認為少數族裔與移民獲得了他們“不應得”的優待，搶走了本該屬於白人的社會和經濟機遇。這就是所謂的“種族化經濟學”:從種族的視角看待就業問題與貧富差距，把種族問題與經濟狀況混為一談，並從根本上認為，是少數族裔的優越地位與移民的大量湧入造成白人如今收入與地位下降。

無論是在競選過程中，還是就任美國總統之後，特朗普都在不斷地煽動和利用保守派白人選民種族化的經濟焦慮情緒。在 2016 年大選中，特朗普經常錯誤地聲稱:“在美國，移民所受到的待遇甚至勝於退伍軍人”，“移民奪去了美國人的製造業工作，奪去了我們的錢財，不給我們活路”，“移民讓公共福利枯竭”，並指責奧巴馬和希拉里·克林頓支持優待移民的社會福利政策，以此來誤導選民。更有甚者，特朗普反覆向其支持者灌輸移民中混有罪犯和伊斯蘭激進分子等毫無依據的言論。2018年中期選舉前不久，他又編造出數千名中美洲難民乘坐“敞篷車”向美國邊境“進軍”這一誇大事實的故事，蓄意在選民中製造和傳播針對所有移民的恐懼和仇視心理。

(三)民主黨在種族問題上加劇自由化

民主黨人在社會問題上明顯左轉，是對特朗普執政的反彈，帶動美國社會整體在種族問題上更加自由化;但同時，近年來，共和黨支持者在種族問題上的立場也呈現出緩慢自由化的趨勢。

針對種族不平等的看法，皮尤研究中心以“國家應該繼續改變，賦予黑人與白人平等權利”為題進行了民意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兩黨支持者觀念的差距在2009 年至2017 年間進一步拉大。主要原因是民主黨支持者明顯變得更自由化，而非共和黨支持者變得更保守。實際上，共和黨支持者認同這一命題的比例略有起伏，在近幾年出現小幅上升，從 30% 增長至36%。而在同一時期，民主黨支持這一觀點的比例從54%一路升至 81%，帶動所有受訪者中認同該觀點的比例從 43%漲至 61%。

在對種族歧視影響的看法方面，對“種族歧視是許多黑人現在無法成功的主要原因”這一論述，共和黨支持者認同的比例，從 2009 年的 9% 小幅上升至 2017 年的14%。也就是說，共和黨支持者整體上並未變得更保守。但是，民主黨支持者認同該觀點的比例在同一時期從28%驟升到 64%，可以說是成倍增長。因此，所有受訪者中認同這一命題的比例也從 18%迅速漲至 41%。

皮尤研究中心的這一調查還包括對移民問題的看法。對“移民通過自身的勤勞工作與才能使美國更強大”這一觀點，共和黨支持者認同的比例從 2010 年的 29% 升至 2017 年的 42%，說明這一時期共和黨支持者在移民問題上變得更自由和寬容，而且變化較為明顯。然而，在同一時期，民主黨支持者認同該表述的比例再一次出現激增，從 48%升至 84%，即從接近半數到絕大多數都認同。因而在所有受訪者中，認同這一判斷的比例也從不到半數的 44%漲到接近 2/3 多數的 65%。

與此相應的是，目前，民主黨內部就如何在 2020 年重奪白宮產生了一些分歧:是重點爭取美國中西部“鐵鏽帶”的支持，如賓夕法尼亞、密歇根、威斯康星等州的白人藍領工人，還是人口日益多元化的“陽光地帶”，如佐治亞、亞利桑那、北卡羅來納州的支持? 換句話說，如果民主黨候選人想要組成一個勝選聯盟，是應該吸引在上次選舉中倒向特朗普的共和黨白人藍領和農村選民，還是緊隨本黨核心支持者迅速左轉的趨勢，動員更多的少數族裔和郊區居民投票? 反映民主黨更為進步主義的政治現狀。

就這一關鍵的競選策略問題，以前副總統拜登(Joe Biden)、參議員艾米·克洛布徹(Amy Klobuchar)為代表的總統候選人認為，收復民主黨在中西部產業工人群體中的失地，重建“藍牆”是民主黨重返白宮的最快途徑。克洛布徹在明尼蘇達州正式宣佈參選後就立即造訪了臨近的威斯康星州，而希拉里·克林頓在 2016 年大選過程中從未到威斯康星州拉票。希拉里·克林頓競選團隊曾忽略了低收入藍領白人的政治力量，未為其量身打造希拉里·克林頓的經濟政策立場，導致其失去中西部數個關鍵搖擺州，這被認為是希拉里·克林頓選舉人團票落敗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HUD)前部長鬍利安·卡斯特羅(Julian Castro)等較年輕的總統候選人認為，“陽光地帶”各州已經出現反特朗普、轉向支持民主黨的明顯傾向，並且正呼喚出現一位能與其多元化的選民產生共鳴的候選人，特別是出身於少數族裔的民主黨人。對於亞利桑那、佐治亞、佛羅里達甚至得克薩斯州這些傳統上偏向共和黨的州，只要其少數族裔選民得到充分動員，在 2020 年變成“藍州”並非不可能。

但是，無論民主黨內部在大選策略上存在多少分歧，特朗普始終是使民主黨人團結一致的最大動因。2018 年，平均 82% 的保守派民主黨人、91% 的溫和派民主黨人和 96%的自由派民主黨人，對特朗普總統的工作表現持否定態度。民主黨人的共同目標就是讓特朗普連任失敗。2020 年總統大選將只有極少的民主黨人會投票給特朗普。

當然，民主黨人的這一分歧並不僅僅是一個競選策略問題，更是對民主黨主流應如何計劃重新變為多數執政黨提出的難題。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出口民調，2016 年大選中，特朗普獲得了 66% 沒有大學文憑的白人的選票;2018 年中期選舉，共和黨獲得了 61%沒有大學文憑的白人的支持。民主黨在白人藍領工人中的地位有所改善，但仍然不足以撼動中西部產業工人對特朗普及共和黨壓倒性的支持。實際上，自 1948 年至 2012 年的每一次總統選舉中，白人收入水平越低，投票給民主黨的概率就越大。2016 年大選至今，低學歷、低收入白人大部分倒向共和黨的情況似乎是一種歷史的反常，同時富人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鄙視與厭惡也是史無前例。這說明由於特朗普的崛起和種族問題的突出地位，總統選舉中收入水平與黨派支持的關係被扭曲了。民主黨想要通過爭取溫和派的藍領工人來入主白宮似乎還任重道遠。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目前以特朗普為主導的白人身份政治在白人中嚴重孤立了民主黨，徹底改變了兩黨的競選政治。

(四)選民根據種族議題劃線，進行政黨選擇

政黨選擇(party sorting)的概念由美國政治學家莫里斯·費奧里納(Morris Fiori-na)與薩繆爾·阿布拉姆斯(Samuel Abrams)最先提出，用於解釋美國政黨極化現象的本質:供選民選擇的意識形態和政策立場變得非常有限，並且分別集中在兩黨之內;所以，選民只能根據自身偏好，選擇站在民主黨或共和黨一邊。

政黨選擇的一個典型案例涉及對墮胎問題的態度。美國綜合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GSS)的權威數據顯示，公眾對墮胎問題的態度在過去40 年中並無明顯變化:大多數人認為墮胎在大多數情況下應是合法的。但在美國政治現實下，墮胎卻是最極化的議題之一。兩黨的精英階級，即當權者、候選人、活動家和利益集團等，對墮胎問題的立場有著天壤之別。因此，在墮胎問題上面對僅有的兩種選擇，兩黨支持者在過去 30 年中進行了持續性的政黨選擇:普通民主黨人士變得比普通共和黨人士更贊同墮胎合法化。此例可同時說明美國政黨選擇的兩大特點:政治精英先於普通選民進行政黨選擇，並且精英階級的政黨選擇程度高於普通黨派人士。

美國民眾按照種族問題劃線，也進行了類似的政黨選擇，其方向是民主黨成為種族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的聯盟，而共和黨成為種族保守主義與經濟保守主義的聯盟，導致兩黨內部更具同質性，兩黨間的政策立場差別更明顯。過去民主黨內有在種族問題上持保守立場的人士(如羅伯特·伯德參議員)，共和黨內有在種族問題上持自由立場的人士(如密歇根州前州長喬治·羅姆尼)，而現在兩者幾乎都不復存在。美國選民的政黨選擇程度越來越高，幾乎所有種族自由主義者都來自民主黨，幾乎所有種族保守主義者都來自共和黨，而且兩黨中的種族溫和派越來越少。現在，我們僅憑藉某個選民的黨派從屬(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就可以預測他在種族問題上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兩黨在種族問題上達成共識和妥協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產生衝突和鬥爭的可能性急劇升高。

具體而言，在除種族之外的問題上持自由立場、但懷有種族敵意情緒的中間選民一邊倒地轉向共和黨;教育和收入水平較低的白人大多數投票給共和黨。在 2016 年美國大選中，沒有大學文憑的白人中有 67% 投票給特朗普，只有 28% 投票給希拉里·克林頓。共和黨的領先優勢達到 39%，為 1980 年以來最高值。而在僅僅四年前的 2012 年大選中，沒有大學文憑的白人中 51% 投票給了民主黨候選人，47% 投票給共和黨候選人。也就是說，這部分選民有20% 以上在兩次大選中改變了黨派支持，這在任何大選中都是一次極富戲劇性的反轉。同時，在擁有大學及以上文憑的白人中，希拉里·克林頓的得票率高出 2012 年的奧巴馬 10 個百分點。

自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以來，白人選民中基於教育水平的黨派遷移就已經開始:沒有大學文憑的白人轉向共和黨，受過大學及以上教育的白人轉向民主黨。2016年，在具有投票資格的美國選民中，有 47% 是沒有大學文憑的白人，22% 是有大學及以上文憑的白人，其餘約 31%是非白人。特朗普的崛起、2016 年大選和 2018 年的中期選舉都加劇了這一黨派遷移趨勢。

黑人、拉美裔與亞裔等少數族裔則站在民主黨一邊。2016 年和 2018 年的選舉中，黑人對民主黨的支持率分別為 89% 和 90%，拉美裔支持率為 66% 和 69%，亞裔為 65%和77%;非白人整體上對民主黨的支持率分別為 74%和76%。越來越多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也站在民主黨一邊。

二 美國“種族化”政治的歷史根源

造成當代美國政治“種族化”的原因比較複雜，既涉及民權運動遺產、“種族化經濟學”、白人身份政治、兩黨“狗哨”政治等歷史、社會、經濟和政黨政治問題，又與奧巴馬時代“種族化”的溢出效應直接相關，而且這些因素之間存在相互交織、相互增強關係。下文首先將試探究美國政治“種族化”的歷史原因。

(一)民權運動與白人身份政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經濟的快速增長與繁榮給美國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富足和安全感。美國在逐漸由工業化社會向後工業化社會演變過程中，引發了一場代際間的價值觀轉變，即政治學家羅納德·英格爾哈特(Ｒonald Inglehart)所說的“無聲的革命”(silent revolution):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社會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更多地秉持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支持多元文化主義與世界主義，追求平等的社會政治權利、個人自由與寬容，以及生態平衡。但是，20 世紀 50 至 60 年代的美國南部卻仍然實行著事實上的種族隔離。其後席捲美國的學生抗議運動、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和性別革命等都在這一社會文化環境中誕生，而民權運動在美國追求政治平等的進程中不啻為一場革命，也是追求平等進程的必經之路。

1964 年的《民權法案》與 1965 年的《選舉權法》不僅廢除了全國範圍內公共場所、教育與就業中的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政策，也有力地保證了黑人等少數族裔的投票權。《1965 年移民和國籍法案》生效後，大量拉美裔與亞裔移民進入美國工作定居，併成為美國公民，逐漸改變了美國人口的種族構成，影響了主流價值體系的文化結構、語言結構和宗教結構。在1964 年與 1968 年的關鍵性選舉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分別輸掉了“深南部”五個州和除得克薩斯州以外的所有南部州。民主黨“堅固的南部”開始發生鬆動，南部白人首先在總統選舉，隨後在國會、州和地方選舉中大量逃向共和黨。這也被稱為共和黨在南部選舉政治中“自上而下”的崛起。由此開始了延續至今的全美範圍的政黨重組(party realignment)進程。民主黨失去了南部的傳統優勢，但贏得、鞏固了兩岸、東北部與大湖區的選民支持;共和黨則在南部和西部扎穩腳跟，把保守派選民變成堅實的基本盤。時至今日，共和黨幾乎完全是一個白人政黨。97%的共和黨官員是白人，96%的共和黨候選人是白人。

種族問題是理解南部政治的關鍵。美國政治學會前主席弗拉基米爾·奧蘭多·基(Valdimer Orlando Key)在其代表性著作《州與國家的南部政治》中指出:“不論我們試圖理解南部政治進程的哪一個階段，遲早都會將研究引向黑人問題。”這一美國政治學的經典研究發現，南部白人在種族問題上採取保守態度，主要不是因為想要維持白人支配黑人的種族至上地位，而是因為相當多的南部白人都生活在黑人佔多數的縣。

也就是說，白人有產者組成的少數群體為了維持自身的控制權，必須想方設法阻止黑人獲得投票權(甚至是公民權)並與白人下層階級聯合起來，形成多數投票聯盟。因此，民主黨主導推行的民權運動關鍵性立法，實際上對南部白人政治構成了一種生存危機，因為如果大多數黑人都獲得了投票權，那麼白人的主導地位將一去不返。被逼到牆角的南部白人選擇叛離自己堅守了一個多世紀的民主黨，分階段大批轉向共和黨。尼克松帶領共和黨實行“南部戰略”，有意利用白人激奮的懷舊情緒，鼓動他們為共和黨投票，並不斷孤立民主黨，為之後白人身份政治的形成與鞏固埋下了伏筆。

隨著權利革命的發展，民主黨逐漸變為一個行動主義、進步主義政黨，支持少數族裔的權利、多元文化主義與經濟再分配政策。然而，民主黨人卻忽視了該如何維持在“鐵鏽帶”產業工人中的傳統優勢，從文化和經濟上都疏遠了藍領白人。民主黨為鞏固在少數族裔、女性和非異性戀(LGBT)社區中新的基本盤，推行少數群體的“身份政治”;倡導教育和就業領域的“肯定性行動計劃”(Affirmative Action)，造成針對部分白人和少數族裔的“逆向歧視”問題，在白人和亞裔社區中尤其不受歡迎。2019年 2 月，73%的美國人對大學裡的“肯定性行動”持反對態度。一波又一波的社會與司法挑戰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肯定性行動”的效果。

另一方面，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美國領導並且深度參與了全球化進程。全球化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紅利，但自由貿易與資本全球流動的固有缺陷也直接導致了美國人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加劇，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顯示，從 1968 年到 2017 年，美國最富裕 1/5 家庭的收入佔美國家庭總收入的比重從 42．6%增至 51． 5%，而其餘四個五等分組的比重都在逐漸減少，且越貧窮的家庭減少得越快。若考慮通貨膨脹因素，2010 年美國男性工人的平均工資甚至低於 1978 年。美國的基尼指數從 1968 年的 0． 386 上升至 2017年的 0． 482，高於所有其他發達國家。與此同時，自動化、信息化行業的科技進步導致藍領白人的製造業工作崗位大量減少。自 2000 年以來，美國的工廠數量減少了 22%，製造業崗位減少了 28%，約500 萬工人失去工作。大多數藍領白人並不具備客觀分析全球化和技術革新後果的知識儲備與感性經驗。他們憑直覺對經濟和文化損失進行感知，往往將自身財富和地位降低的責任歸咎到黑人與移民身上。他們認為自己不但需承擔權利革命的成本，為少數族裔的權利和福利待遇埋單，而且正喪失對國家事務的主導權和話語權，便逐漸形成對少數族裔、移民和民主黨的怨恨情緒。在藍領白人看來，這種對白人身份與利益的威脅在美國曆史上少有先例。

自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現代保守主義運動掀起了對權利革命的反彈政治，保守主義與基督教右派的聯盟動員了大量在文化和社會問題上保守的白人選民，把經濟問題同社會文化議題緊緊捆綁在一起，完全“激活”了白人身份政治。對現代保守派白人而言，對民權運動、多元文化的反感就近乎等同於憎惡大政府和社會福利。他們對 20 世紀 50 年代“黃金時代”的美國懷有濃厚的依戀情緒，因此擔心白人失去人口多數的優勢與相應的政治、文化權力。他們深信白人地位和特權的喪失是由政府“逆向歧視”政策與少數族裔的崛起所致，而且少數族裔獲得的每一分收益都是以白人受損為代價的。約 30%至 40%的美國白人具有這種較強的白人身份認同，但這部分白人與懷有種族怨恨情緒的白人群體並不重合。所以，這兩種白人子群(subgroup)均可以接收兩黨候選人的種族信號，成為潛在的決定選舉成敗的關鍵選民。

(二)共和黨和民主黨的“狗哨”政治

從 1964 年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參選總統開始，在過去 50 多年中，共和黨政客大量運用“狗哨”政治(dog whistle politics)策略來拉動選民投票。一般人無法聽到“狗哨”發出的超聲波。顧名思義，“狗哨”政治就是利用“代碼”或“隱語”(coded language)來遮蔽政客其實想要向選民傳達的某種信息，以致非目標群體可能聽不出其中的隱含意義，但目標群體卻很容易理解。尼克松、戈德華特與亞拉巴馬州前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都是共和黨“狗哨”政治的高手。華萊士脫離民主黨後，組建了美國獨立黨這一種族隔離主義的單一議題政黨，通過嫻熟運用種族“狗哨”策略，竟然在 1968 年一舉贏得五個南部州和46 張選舉人票。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

1980 年，里根成為共和黨正式候選人，他選中的競選第一站就是密西西比州的“內肖巴郡農貿會(Neshoba County Fair)”，而這裡正是1964 年三名民權活動家被3K黨人殘忍殺害的“自由之夏謀殺案”的發生地。里根選擇此地就是為吸引“傾向於喬治·華萊士立場的選民”。里根在集會上對在場的約一萬名白人高喊道:“我相信州權!”“州權”在美國政治中是一個充滿種族意味的詞，因為在奴隸制與種族隔離制度在南部盛行的年代，“州權”經常被用來為維持南部的種族現狀辯護。里根對“狗哨”政治的運用背後往往還隱含著對自由主義福利國家的攻擊。里根競選時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套說辭，便是他自己捏造出的形象，一個費盡心機鑽社會福利空子的“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她)有 80 個名字、

1988 年，老布什的競選團隊投放了關於黑人暴力罪犯威利·霍頓(Willie Horton)的廣告，似乎迎合與強化了保守派選民的種族刻板印象，因此事後招致了媒體與輿論的猛烈抨擊，直至今日都被視作“狗哨”政治的典型案例。

伴隨著這些精英層面的種族政治變化，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美國的大眾政治也因種族問題變得更加分裂。美國內戰結束後直到大蕭條時期，黑人的政黨忠誠度一直偏向共和黨，但自1964 年大選以來卻完全倒向民主黨，民主黨在黑人中的投票支持率始終居高不下。與此同時，白人的政黨偏好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種族這個楔子議題的影響。民權運動後，民主黨的新政聯盟被強制校車接送、學校種族融合、“肯定性行動”、社會福利等不受白人歡迎的政策徹底撕裂。民主黨“堅固的南部”逐漸變為共和黨堅實的票倉和大本營。在種族問題上保守的“里根民主黨人”在聯邦選舉中大量投票給共和黨，1984 年竟有 26% 的民主黨人在總統選舉中投票給里根。1964 年後，這些“里根民主黨人”往往成為共和黨在聯邦選舉中獲勝的關鍵選民。在新的種族政治背景下，民主黨與共和黨為了爭取這些種族立場保守選民，都不得不在種族問題上做文章。美國政治學家唐納德·金德(Donald Kinder)與琳·桑德斯(Lynn Sanders)將這部分搖擺選票稱為“種族的選票誘惑”(the electoral temptationsof race)。

民主黨與共和黨都未能抵制這種“誘惑”。一方面，對共和黨而言，“種族的選票誘惑”意味著必須迎合在種族和文化上保守的白人的心理，同時又不能採用帶有明顯種族主義色彩的立場和言論，以致失去過多的非白人選票。這也正是民權運動之後，共和黨大量運用“狗哨”政治手腕，隱性種族主義甚囂塵上的原因;另一方面，民主黨則必須留住、動員更多的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選民，同時又不能冷落那些在種族問題上保守的白人選民。因此，里根當選總統之後，民主黨建制派在種族議題上慢慢學會了視而不見或保持沉默的迴避策略，採取所謂的“種族中立”(color-blind)立場，實際上就是為了爭取保守的搖擺選民。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黨人也是種族“狗哨”政治的同謀者和實踐者。

克林頓總統的言行及其政府的政策便是典型例證。在競選總統時，克林頓以“新民主黨人”自居，實際上便是效仿共和黨人，採取對黑人關切持冷漠態度、對犯罪強硬、主張削減社會福利以迎合保守派白人的種族策略。1992 年大選中，著名民主黨民權運動領袖傑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牧師邀請克林頓在集會上發表講話，但克林頓卻藉此機會，含沙射影地批評了傑克遜牧師與 1992 年洛杉磯的種族騷亂，刻意在選民心中留下自己與黑人民權運動保持距離的印象，以爭取“里根民主黨人”的選票。克林頓在任時簽署的《暴力犯罪控制與執行法》共投入

克林頓政府還徹底重組了聯邦社會福利政策，大幅減少了福利受惠群體的規模。克林頓對肯定性行動等民權運動的遺產保持“只修補、不擴大”的消極態度。強調“法律與秩序”、要求削減社會福利、反對肯定性行動和“逆向歧視”，這些都是共和黨“狗哨”政治的核心主題。因此，有學者指出，克林頓

三 美國政治“種族化”的現實原因

上述美國“種族化”政治的歷史根源孕育了一個相對成熟的種族社會與政治環境，在奧巴馬執政後，因其第一位黑人總統的特殊身份而被徹底“激活”。種族政治的“星星之火”通過奧巴馬的“引雷針”(lightning rod)作用，迅速擴散，終於在特朗普時代變成“燎原大火”:“種族化”成為當代美國政治最重要的特徵之一。為了說明奧巴馬被“種族化”的強大溢出效應，我們必須首先弄清如何區分和測量美國社會中不同形式的種族主義。

(一)老式種族主義和現代種族主義

學者通常將當代美國社會中的種族偏見分為老式種族主義(old-fashioned racism)與現代種族主義，其中現代種族主義又稱“象徵性種族主義”，可通過種族怨恨(racial resentment)、種族刻板印象(racial stereotypes)、反黑人感情(anti-black affect)、隱性種族歧視等維度進行衡量。如何定義和測量種族偏見是美國輿論研究中最核心的問題之一。

老式種族主義是指從美國奴隸制時代遺留下來的白人至上主義意識形態，又稱吉姆·克勞(Jim Crow)種族主義、大老粗(redneck)種族主義或生理種族主義，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主張白人與黑人之間保持一定社會距離，反對種族融合;認為黑人具有“生理上的缺陷”;支持用公共政策將種族隔離與歧視合法化、正式化。

20 世紀中葉的大部分美國白人仍然公開持有這種意識形態。在當代美國政治與社會環境中，公開宣稱老式種族主義的個人與政客早已為大眾所唾棄，但極端右翼、“另類右翼”團體中不時爆發的遊行示威、尋釁滋事和恐怖主義活動仍帶有明顯的白人至上的種族仇恨色彩。社會學家貢納爾·默達爾(Gunnar Myrdal)在其著作《美國困境》中指出，老式種族主義源於白人非理性種族偏見與維護自身特權的利益訴求之間的一種毀滅性結合。

也就是說，老式種族主義為美國社會普遍的種族不平等辯護。與老式種族主義不同，現代種族主義不主張黑人的“生理缺陷”或正式種族隔離，而是基於刻板印象，認為黑人具有“文化上的缺陷”:“懶惰、暴力、毒品濫用、未成年母親———許多白人把這種‘病態綜合症’視為黑人社區的特徵”，並以此為美國社會的種族不平等開脫。現代種族主義深信黑人目前實質社會地位低下，是由黑人的“文化缺陷”造成的，是黑人“罪有應得”。大多數白人之所以視這種觀點為常識，除了維護自身種族優越地位以外，更因為他們從道德上憎惡和譴責刻板印象中的“黑人文化”。它似乎與美國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並且違反了個人主義、自力更生、敬業精神和自律等美國傳統價值觀。也就是說，許多白人題:黑人不再受歧視;黑人的劣勢地位反映其敬業精神低下;黑人要求的太多、太快;黑人所得的比應得的多。

在美國政治研究中，衡量現代種族主義最常用、也是公認最有效的方法是種族怨恨情緒調查問卷。自 1986 年至今，美國國家選舉研究一直用它來揭示象徵性種族主義的思維體系。該問卷依據被調查者對以下四個表述的認同程度給出綜合分數:第一，在過去幾年中，黑人所得的比應得的少;第二，愛爾蘭裔、意大利裔、猶太裔和其他許多少數民族均已克服偏見，通過努力工作提升了自身地位。黑人也應當如此，而非依賴任何特殊照顧;第三，問題確實是有些人不夠努力;如果黑人更加努力，他們可以像白人一樣富足;第四，過去一代又一代的種族奴役與歧視使黑人很難通過自身努力擺脫下層階級地位。

(二)奧巴馬被“種族化”的溢出效應

儘管有美國媒體在奧巴馬當選後歡呼美國“後種族社會”的到來，但事與願違:作為第一位黑人民主黨總統，奧巴馬的強大政治意象及其象徵意義“激活”了種族保守派白人選民與非洲裔、拉美裔等少數族裔，使得種族再次上升到政治議題的中心位置;保守派和自由派選民按照種族問題劃線，進一步進行政黨選擇和極化。這是近十年美國政治種族化程度不斷加深最重要的現實原因。

在 2008 年總統初選和大選中，選民的種族怨恨、反黑人感情、老式種族主義分數與對奧巴馬的評價呈明顯的負相關關係，種族主義情緒越重的選民投票給奧巴馬的可能性越低。奧巴馬是一個被嚴重種族化的政治人物。作為首位黑人總統與非洲裔總統，奧巴馬自身似乎就是種族在美國的化身和代表。在美國主流選民，特別是白人選民眼中，他永遠首先是一個黑人、非洲裔或非白人總統，具有某種與白人文化和價值觀不相容的異質性。

在其執政期間，美國政治使奧巴馬被“種族化”，對公共政策、大眾政治和政治人士都施加了“溢出效應”。當奧巴馬成為醫療改革、經濟救市計劃與累進稅改革的主要倡導者和領軍人物後，種族怨恨情緒對公眾就這些議題的看法都產生了顯著負面影響。

奧巴馬時代，美國白人的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因與白人的種族態度緊密相連而變得更加種族化與兩極化，更多的種族自由派白人進入民主黨，更多的種族保守派白人進入共和黨。大眾黨派性(mass partisanship)對美國人的投票、政策、婚育、住房偏好，以及他們對政治、社會問題的感知都有著長遠而深刻的影響。而選民的政黨依附一旦形成，在一生中往往非常穩定。因此，奧巴馬時代白人政黨認同的極化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在短期內極難逆轉。

此外，與奧巴馬存在直接聯繫的政治人士的民調支持率由於種族態度而出現較大波動。2008 年大選中，副總統候選人拜登的支持率受種族怨恨的影響比 1988 年至 2004 年間所有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均高出一倍。1992 年至 2004 年間，選民的種族怨恨分數始終與對希拉里·克林頓的支持率呈負相關關係。2008 年民主黨初選中，當希拉里·克林頓與奧巴馬展開激烈競爭時，她在種族保守派民主黨人中的支持率上升，而在種族自由派和非洲裔民主黨人中的支持率下降;種族怨恨分數與希拉里·克林頓的民調支持率首次出現正相關。希拉里·克林頓作為奧巴馬政府國務卿任期結束時，種族怨恨情緒卻再次與希拉里·克林頓的支持率呈現相當程度的負相關。當希拉里·克林頓與奧巴馬由對手變為合作伙伴，她在種族保守派中的支持率顯著下降，在種族自由派白人和非洲裔中的支持率則上升了至少 30 個百分點。在進入2016 年大選時，希拉里·克林頓便已是一個被高度“種族化”的候選人，並與奧巴馬的公眾形象與政策立場緊緊捆綁在一起。她在種族問題上的立場比奧巴馬更自由化，加之特朗普反少數族裔的分裂性言辭與種族主義的極右立場，使得選民對兩黨在種族意識形態上差距的感知達到 40 年來最大值。

結 語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隨著美國社會逐步進入後工業時代，民權運動與權利革命成功地將種族問題推至國家政治議程的中心位置。保守的南部白人徹底逃離民主黨，湧入共和黨，引發整個美國範圍內的政黨重組過程。以尼克松與里根為代表的共和黨精英藉機運用“南部戰略”和“狗哨”政治等策略動員和集結種族保守派，並與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對權利革命的反彈政治活動相結合，促使懷有種族怨恨的民主黨人和中間派加入共和黨選票聯盟。選民也根據種族問題劃線，進行政黨選擇。現在幾乎所有的種族自由派都在民主黨內，幾乎所有的種族保守派都在共和黨內。奧巴馬作為第一位黑人總統成為被高度種族化的公眾人物，進一步分裂了保守派白人和少數族裔選民。這種種族化的溢出效應迅速滲入大眾政治的各個方面，使選民對公共政策和政治人士的看法呈現兩極化。特朗普的崛起進一步激化了已有的種族矛盾與衝突，美國政治的種族化與極化由此相互加強，存在愈演愈烈之勢。

如前所述，選民的政黨依附一旦形成，便很難逆轉。因此，兩黨在種族問題上預計將進一步兩極化，種族問題成為黨派“純潔度”的試金石。共和黨精英和保守派核心選民逐漸簇集在特朗普身後。議員害怕自己公開對抗特朗普會造成連任失敗，致使中間派數量在過去兩年中進一步銳減，不少前溫和派議員在種族與移民問題上向右移，在意識形態極右端與特朗普一同形成共和黨新的建制派。與此同時，以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為代表的民主黨建制派已無法阻止以伯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奧卡西奧－科爾特斯(Ocasio-Cortez)為代表的更自由化、更進步主義的民主黨左翼發展壯大。該左翼勢必將在保障少數族裔與移民權利、促進經濟再分配政策等方面提出更激進的要求。在 2020 年美國大選中，特朗普極有可能變本加厲地利用種族主義、本土主義言論動員更多的核心選民投票，由於現在民主黨控制眾議院，特朗普的政策訴求很難通過國會實現;“通俄門”調查報告已經公佈，眾議院很可能開展新一輪針對特朗普的調查聽證活動，甚至不排除對特朗普啟動彈劾程序的可能。特朗普意識到自己四面受敵，必然在大選之路上發起反撲，發洩怨怒。

據研究顯示，溫和派候選人與強意識形態候選人在國會選舉中的勝選概率在2012 年後基本持平，而此前溫和派一直握有較大勝選概率。此外，許多美國民眾對政治話語中明確的種族煽動性內容已習以為常，接受程度越來越高。民主黨已宣佈參加 2020 年總統競選的候選人中，大多數都擁有少數族裔背景或進步主義運動履歷。預計種族政治將成為 2020 年大選民主黨的核心議題之一，將有更多候選人提出種族自由主義的政策立場，並與特朗普在這方面展開纏鬥與論戰。選民在種族問題上整體將呈現更加極化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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