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大部分讀書人的目標是做官，終極目標是做大官。 京官做到可以參加早朝，陪王伴駕（在清朝至少得是三品），外官做到封疆大吏，在旁人看來可算是高官得坐，駿馬得騎，人前顯貴了。但事實上做官也有做官的煩惱。
比方說吧，在清朝如果參加早朝，那麼大概率會睡眠不足。
清代的皇帝大多十分勤勉，隔個三五天或者約定每月的某幾日就要御門聽政（上早朝）。只有康熙皇帝例外——他每天都上早朝。
國立北平圖書館展覽《舊京風物——德國攝影師鏡頭下的老北京》
皇帝聽政的地點，大多數時候都定在乾清宮。時間上，冬春在辰正初刻（早晨8點），夏秋在辰初初刻（早晨七點）。聽起來不算早，跟現在上班差不多，其實各種機構開始運轉的時間比這要早得多，簡直早到令人吃驚。
他們前天夜裡九點多關門，十二點就再次開放，夜裡兩三點鐘就開始辦公，為迎接各路騎馬的、坐轎的大人們做準備，開始新一天的工作。
這樣連軸轉下來，各部門領導和小職員們的生物鐘就很成問題了。
國立北平圖書館展覽《舊京風物——德國攝影師鏡頭下的老北京》
清代雖是滿人當政，漢族官員卻也很多。依據舊制，除非皇帝在內城賞給宅子，否則他們只能住在外城，即使後來這個規定有所鬆懈，大部分人也還是住在外城。也就是說，這麼遠的距離，如果不想早朝遲到掉腦袋，他們就必須凌晨一點多鐘就從家裡出發。縱然廚子能爬起來做飯吧，凌晨一點鐘也夠嗆吃的下早飯吧。所以大部分人選擇進前門之後，在進宮的必由之路上吃早飯。
故宮大清門舊影（圖片 | 百年中國）
清朝典制規定：王公親貴出入神武門，內務府人員走西華門，其他滿漢官員則出入東華門。因此東華門、西華門附近都有早點攤，西華門內的隆宗門甚至出現了類似小吃街的地方。
景運門和跟它對稱的隆宗門之間這個區域把皇宮分成了外朝和內廷（也就是後宮），這兩座門也就成了後宮的禁門。大臣們披星戴月的從家裡出來，一路上昏昏欲睡，好不容易到了皇城，早已飢腸轆轆，這一進宮少說得個把時辰，時間長的時候一個上午都結束不了，所以上朝前必須要在這裡吃些早點。
光緒朝的舉人壽森進宮公幹，經常在隆宗門吃早點，他後來寫有《憶江南詞百首》，其中有一首寫的就是在隆宗門吃早點的場景：
前朝憶，憶得出隆宗。蘇造肉香麻餅熱，炒肝腸爛杏茶濃，鋪猷日初紅。
其中“蘇造肉”是出自宮廷的“名特優產品”，真傳來自於昇平署。肋條肉下水加上秘製藥料和調料，煮的爛乎乎、顫巍巍，後以肉湯煮麵或燒餅夾肉都堪稱一絕。
蘇造肉（圖片 | 百度·七妹下廚房）
燒餅夾肉（圖片 | 豆果美食）
隆宗門小吃街大概是全大清朝食客素質最高的小吃街了吧！這群食客是吃的行家裡手，食物的味道自然也差不到哪裡去。
壽森自己在註解中說：
“乾清門外東曰景運，西曰隆宗。隆宗門外罩壁後，於黎明時，有蘇拉戴紅帽賣食物，為奔走小吏調飢之所，各種食物之美，至今人稱道不衰，殆飢者甘食也。”
不過，食物雖然美味，卻也沒時間享受，畢竟還得進宮“打卡”呢！夏天還好，到了冬天可就難捱了。飢餓的王公大臣們頂著寒風，快速地吃著手上的油條杏仁兒茶，或者燒餅夾南府蘇造肉，老大人們的鬍子上凍的都是冰珠兒，不知道那是怎樣一種光景。
壽森寫這首詞的時候清朝政府已經是過眼雲煙，這位遺老心裡想的大概是“當時只道是尋常”吧。
這些吃早飯的大臣中還有很多都是滿漢大員，比如中堂、軍機大臣、尚書、侍郎，這些部長、副部長級別的人物也是要體面的，所以他們不會光顧那種簡易飯攤，而是去飯鋪子裡。有兩位堂官（對於尚書、侍郎的尊稱）總是約會在一間飯鋪裡吃飯，邊吃飯邊就國家大事交換意見。因為這家店裡有他們兩個坐鎮，低級官員大多不敢進去打擾，所以導致飯鋪子客流量還比不過飯攤。老闆也是可憐，所以這兩位大官只好每個月都給飯鋪補幾兩銀子來彌補他們的經濟損失。
大臣在吃早點（電視劇《走向共和》截圖）
誰有這麼大勢力能夠在這種地方開飯鋪，解決清朝公務員們的飢餓問題呢？平頭百姓就別想了。
這些小吃攤大多是太監和蘇拉（滿語雜役）們經營的，他們相當有商業頭腦，而且擅於庖廚。有這個做飯技能，再加上廣闊的市場，自然是一舉成功。後來甚至有人專營此業發了財的，不過那又是其他故事了。
故宮的一角（圖片 | 百年中國）
這種小吃攤雖然有點像“食堂”，但絕不是公益的，甚至比人們平常吃飯花費的還要多，純粹是市場催生的產物。
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任蘇州知府，福建人何剛德在他的《話夢集》中記載：
“軍機處階前，每晨必列燒餅、油炸果……備樞臣召見後作為點心，可謂吝嗇極矣。”
何剛德是光緒朝的進士，到他為清廷效力的時候，老大帝國已經是國事日衰，江河日下了。國事不濟，就連股肱之臣的早飯也越來越應付事。
從康乾盛世大臣們由隆宗門吃過飯上殿討論開疆拓土的軍國大事，再到同、光時代軍機處門前的油炸鬼兒，早飯鋪子也算是見證了大清朝的興衰。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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