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滿樓
辛亥年間，袁世凱通過在清廷與革命黨之間搞平衡，最終迫使清帝退位，革命黨也在民國二年被徹底清退，由此掌握了民國的大權。
對於袁世凱的上位，東鄰日本是極為忌諱和厭惡的，原因很簡單，從歷史上看，袁世凱早在朝鮮的時候就一直與日本人鬥法，對日本的鬼蜮伎倆可謂是知根知底。
而且，袁世凱對日本人的野心一望即知，如其對革命黨的扶持，企圖製造滿洲國分裂中國，這一切，都讓袁世凱對日本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當然，日本人深知，袁世凱在外交上乃是李鴻章“以夷制夷”之法的衣缽傳人，其一貫主張聯英美以制日俄，他一旦上臺，對日本的圖謀無疑是一種潛在的威脅。
1915年，藉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機，日本趕走了盤踞青島的德國人後，隨即將原德租界的據為己有，並隨後對中國提出所謂的“二十一條”。
袁世凱在接到“二十一條”後，表面上未動聲色，只是說事關交涉事宜，須由外交部主管辦理，屆時由外交總長與貴公使交涉。
等到日本公使走後，袁世凱知道事態嚴重，隨後便召集緊急會議，討論對策。
據記載，袁世凱對“二十一條”的批示非常詳細，如第一號關於旅大南滿鐵路展限問題，袁批示：
此本於前清中俄協定東三省會議時，已允繼續俄國未滿之年限，由日本展續滿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將來若能收回，對於年限沒有多大關係，此條不必爭論；
對第二號至第四號，袁批示：對承認德國利益問題，應雙方合議，何能由日本議定，由我承認，這是將來之事，不必先行商議，可從緩議；
對於合辦礦業問題，袁批示：可答應一二處，須照礦業條例辦理，愈少愈好，可留與國人自辦；
對於建造鐵路，袁批示：須與他國借款造路相同，鐵路行政權，須又中國人自行管理，日本可允與以管理借款之會計審核權，惟須斟酌慎重；
對於開商埠問題，袁批示：須用自開辦法，並應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來，反客為主；
對漢冶萍鐵礦廠問題，袁批示：這是商辦公司，政府不能代謀；
對福建讓與問題，袁批示：荒唐，領土怎能讓與第三國；
對內地雜居事宜，袁批示：治外法權未收回之前，不能允以雜居。
對於第五號，袁批示：此項限制我國主權，簡直似以朝鮮視我，這種條件豈平等國所應提出，實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覺不妥，故注“希望條件”，不理可也。萬萬不可開議，切記切記(後兩句為袁世凱特意加硃筆密圈)。
日本此時提出“二十一條”是有備而來的，因為它之前便已料定中國缺乏反抗能力，從一開始便警告袁世凱這是秘密條約，必須從速商定，不得外洩。
倘若中國不答應，日本就要海陸並進，大舉進攻，而當時的列強都沒有能力前來干涉，美國雖然尚未介入歐戰，但也不願獨力阻止日本的侵略計劃。
對此，日本是早有戰略預估，因而也就肆無忌憚了。
“二十一條”是袁世凱從政以來最嚴重的外交危機，所幸其應對還算有效得體。
袁世凱採取的第一個措施便是利用各種渠道摸清日方的底牌，他先派出日籍顧問有賀長雄返回日本訪問日本政界元老松方正義及山縣有朋，探查其中的內幕；
隨後，袁世凱又派人花重金收買日本間諜，調查日方的有關情況，以在談判中爭取主動。
為配合摸底活動，袁世凱在談判中故意採取了拖延戰術，他首先將在外交交涉中不甚在行的孫寶琦換下，隨即再度啟用了善於在困難局面前談判的前外交總長陸徵祥。
袁世凱隨後指示陸徵祥與曹汝霖在談判中逐條商議，務必拖延時間，不可被日本人牽著鼻子走。
陸徵祥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難得的外交人才，為了貫徹袁世凱的指示，他也想了很多辦法，譬如：
日本提出每天開議，而陸徵祥則和顏悅色的提出，他的事務非常繁忙，每週只能開一次會，最後使得日方妥協，每週會談三次。
在每次談判之時，陸徵祥總是故意縮短會議時間，譬如每次開會，陸徵祥說完開場白後即命獻茶，並儘量拖長喝茶的時間，這與猴急的日方代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對此，日本代表也無可奈何，因為這畢竟是東方的禮節，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在袁世凱的應對下，日本的態度雖然很兇，但“二十一條”只是部分得逞，並徹底將中國人民推向了敵對的一面，此前清末新政營造的“中日友好”，就此不復返了。
更多精彩，請關注筆者民國專欄：
閱讀更多 坑爹史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