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點多面廣線長，深圳教育發展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隨著深圳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和適齡學童人數的增加，從幼兒園到中小學，優質學位供給壓力越來越大，“擴大中小學教育規模”被寫進國家重大文件中。
深圳初中生綜合評價方案引發的風波，因涉及到稀缺的優質學位，快速刺激到這一數量廣泛的群體的神經。深圳家長火速上書，官方積極回應，短時間內拿出了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案。不可否認的是，事件折射出一個問題：深圳的高中學位數量依然與其他一線城市有著不小的差距，深圳家長的焦慮正是由此而生。
2019年對深圳教育是有著特殊意義的一年。這一年是深圳建市40週年，是深圳被賦予“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使命的一年，是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全面實施的一年。這意味著深圳不止立足深圳、著眼當前，更要立足大灣區、謀劃未來，進行教育的先行示範。在體制機制方面進行大刀闊斧的變革和深度探索，產生更有生命力和複製性的優秀經驗，以輻射到全國，這是未來深圳教育的使命。
南都製圖 何欣
高中教育
建設“高中城”能否成為學位問題治本之策？
在2019年的最後一個月，深圳初中生“綜評之爭”引發全社會關注，家長們在吐槽綜評方案與綜評系統“複雜、難懂、不友好”的背後，是深圳公辦高中學位不足引發的普遍性焦慮。一部分頗為理性的家長紛紛在“綜評”相關文章中跟帖評論，呼籲教育部門“應該多建高中”。
“深圳破解學位不足問題，有沒有更好的先行示範辦法？”在2019年12月舉行的中國(深圳？羅湖)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教育現代化暨深圳教育先行示範專家論壇沙龍環節中，聽眾首先向在場教育專家拋出這個問題。
在場的教育人、家長都被這個問題吸引，期待專家們能提供一些可行的思路。對此，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教授楊四耕認為，深圳或者可以借鑑上海的經驗，在學生導入上有控制、設條件，加大投入多建學校等。楊四耕的一番話，也道出了深圳高中學位不足的其中一個問題所在，即高中學校建的還不夠多。
就在2019年即將結束之時，《深圳市高中學校建設方案(2020-2025)》經深圳市委市政府審議通過，超常規高質量建設高中學校。未來3年，深圳將一次性拿出29塊地建37所高中，五年新增公辦高中學位10萬個，總量超過深圳近四十年來的高中學位總和。
針對以“高中城”建設應對目前急需解決的學位不足問題，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楊東平認為，是治標之法，是政府為解決高中學位不足問題“不得已的辦法”。要想徹底解決高中學位不足的問題，深圳教育部門就要意識到問題存在的根本原因。
“高中教育的主辦權應該下放到區縣一級，不應該由市教育部門來主辦。”楊東平表示，高中教育的主辦權不在區縣教育部門手裡，就很難調動區縣辦學積極性。“深圳的情況是比較特殊的”，他提到，如重慶市、上海市等很多城市所有的高中學校都由區縣教育部門管理，而不是由市教育部門統籌。對比其他城市，他認為深圳的高中學位不足問題，或許與深圳的高中學校管理體制有關。
義務教育
對於學位不足的因果關係應該怎麼考慮？
統計數據顯示，最近十年，深圳小學生增量全國第一，10年增長了75%。與之對應的，是深圳近年來學位供給顯著攀升：“十三五”期間，深圳年均新增學校37所，新增公辦學位4.76萬個。僅在2019年，全市新改擴建中小學校27所，新增公辦中小學位5萬個，新增幼兒園學位2.01萬個，公辦園和普惠園在園兒童佔比達到79.6%。但是，2019年年末多區發佈學位預警。小初學位緊張，部分公辦學校更是一位難求。
深圳是座移民城市，外來人口比例高，隨之而來的還有大量隨遷子女的入學需求。據公開報道，截至2019年4月，深圳65%以上的義務教育學位提供給了非深戶籍子女。雖然學位年復一年緊張，但必須承認的是，相比其他一些大城市，外來人口子女在深圳入學相對容易。
2019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出臺的《關於推進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和《深圳市高中學校建設方案(2020-2025)》提出，規劃2020年至2022年，新改擴建146所公辦義務教育學校、新增公辦義務教育學位21萬個。深圳正在多措並舉，補齊公辦學位缺口這塊短板。但就目前來看，深圳增加學位的速度還趕不上缺學位的焦慮。
在北京師範大學校長、教育部基礎教育質量監測中心主任董奇看來，解決學位問題的關鍵不僅僅在於建學校，還在於“在平等對待每一個孩子的基礎上，達到教育的優質”。如何標本兼治，增量提質兩手抓，更是深圳面臨的挑戰。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楊東平認為，深圳要建成教育綜合改革的實驗區，而不是一個個單項改革。以改革促進發展，以創新促進教育公平和質量，也就是說要破解深圳教育困擾，要進一步以改革和創新的思路去解決。
“深圳的教育困擾是中國所有的大城市相似的地方，它有一個思維上很難超越的限制，是我們對於供給不足的因果關係怎麼考慮。我們總是認為外來人口太多了所以供給不足，其實這是倒因為果。因為你是按1500萬的人口來規劃，只給戶籍人口提供公共服務，當然不足，實際上城市已經發育成2000萬、2500萬、3000萬人口規模。”楊東平說，以此為思考，要解決學位供給不足，就要站在城市發展的角度，以城市人口規模來規劃教育體量。
在這樣的佈局之下，面對雙區發展的機遇，深圳也應該以創新的方式發展教育。楊東平認為，深圳要在體制機制改革上給教育“鬆綁”，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促進教育體制開放，引進社會力量舉辦教育，促進教育的多樣化創新。
如深圳允許舉辦小微化、社區化、多樣化的學前教育機構，類似的組織方式是否可以在義務教育階段出現，讓教育有更多的可能性和靈活性，同時也可解決人口密集區的學位問題？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介紹了這樣一種經驗，“在國外，數以百萬計的學生通過在家上學完成基礎教育。這實際上是一種以家庭為單位、小規模辦學的微型學校，國內也可以放開更多形式的教育。”
學前教育
以公辦園為主的轉型能否順利、高質量落實？
2019年以來，深圳《關於進一步深化改革促進學前教育普惠優質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深圳市學前教育發展行動計劃(2019-2020年)》(即“1+1”文件)，提出大力發展公辦幼兒園，標誌著深圳市學前教育轉入以公辦園為主的發展新階段。
在剛剛過去的2019年，全市新增幼兒園學位2萬個，公辦園和普惠園在園兒童佔比達到79.6%。據“1+1”文件，到2020年深圳全市幼兒園總量將達1967所，其中公辦園約984所，在園兒童佔比達到50%。如果說2019年是深圳學前教育的轉型之年，那麼已經到來的2020年將是深圳學前教育的攻堅之年。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5月，深圳公辦園數量68所，要在2020年達到984所，深圳還有一場硬戰要打。
以“新建為主，轉化存量幼兒園為輔”是深圳發展公辦園的途徑，而這也並非一條坦途。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南方中心研究員王依杉看來，當前新建園任務時間緊張，規劃落地、建設週期較長。在轉化存量這條輔道上，同樣涉及到多方利益協調的難題。王依杉指出，由於當前政策中還沒有明確應該如何與舉辦者協調利益、如何進行經費補償、如何採取措施帶動鼓勵轉型等問題，協調不同利益主體間的工作難度大、細節多、週期長，目前各區只能根據自己的情況，由教育部門牽頭，依法對政府產權民辦園開展清算工作，商定回收補償辦法；對租賃物業改造辦公辦園的也需逐步引導轉型辦園，協調回購獎補標準。
同時需要關注的還有，深圳學前教育在加速擴張公辦園的同時，相關質量能否跟上？首先迎來挑戰的就是公辦園的管理。王依杉指出，目前深圳在市一級層面尚未出臺公辦幼兒園管理辦法，造成各個區難以制定自己的管理細則，對於管理已有公辦園的路徑不夠明晰。這是政策配套不到位的問題。
教師隊伍薄弱也是深圳學前教育亟待解決的問題。目前，深圳市新建公辦園的教師全部無編制，實行“按需設崗、以崗定薪”的教職工全員崗位聘用管理。這樣的做法好在“能上能下”，對教師有一定的激勵作用，但也存在弊端。王依杉指出，由於沒有編制，薪酬差距不大，教師對未來生活預期的不確定，這就容易造成人員的流動與流失，尤其是關鍵管理崗位人員的流動。他們是一所幼兒園持久發展最核心的力量，且掌握著的是國有資產。如果這部分人不穩定，對於深圳未來大體量公辦園的發展是一個隱患。對此，王依杉建議，預留出一定的編制，給到幼兒園重點崗位人員，保證幼兒園運作的穩定。
在政府大力建設公辦園的同時，關於學前教育的另外一種新氣象也在萌芽。2019年12月，深圳市教育局發佈《深圳市學前教育機構設置標準》(以下簡稱“新標準”)，允許舉辦小微化、社區化、多樣化的學前教育機構。新標準為深圳學前教育的未來發展指出了一條新的道路——隨著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幼兒園學位壓力與日俱增，將有更多規模更小、辦學形式更加靈活的學前教育機構出現。
統籌：南都記者 朱倩
採寫：南都記者 朱倩 伍曼娜 賀如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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