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體記者 劉子陽
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是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的重要方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這是全面推進國家社會治理創新的切入點與突破口，是政法工作突破創新的著眼點，也是完善和發展”中國之治”的具體體現。
近日，由法制日報社指導、法治週末報社主辦的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成果交流會在北京召開。200多位奮戰在創新社會治理一線的參與者、執行者、創新者，就市域社會治理、社會治理共同體、大數據運用等話題深入交流。
破解城市治理“最後一公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出現巨大變化，經歷了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帶動社會治理水平提高的同時，也提出一系列挑戰。當前，城市社區治理中存在哪些問題？
北京大學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長、原國家信訪局司長孫寬平認為，隨著城市規模的急劇擴大，人員大規模快速流動，原來的單位所有、單位管理大多已經解體，更多的是具有流動性的陌生人集中的住宅小區，對社區內部事物的管理服務和治理提出新要求。
“初期，我們對城市管理還是基於堵住、管住這個出發點。各地探索實施了網格化管理方法，即把街道劃分成若干個小片區，每個小片區配備一名專職信息員，把街道、社區、公安、司法行政等有關部門人員整合到網格中，及時發現問題、就地進行處理，不能就地解決的及時上報。”在孫寬平看來，這一做法在一個時期的城市管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遠遠不夠。
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地在總結網格化實踐經驗基礎上進一步創新。北京、上海以市委一號課題的力度，以黨建引領加強社區基層黨組織建設，賦權賦能於街道。北京把這一做法形象化地稱為“街鄉吹哨，部門報到”。四川成都、廣東廣州、江蘇南京也從當地實際出發推出系列措施，推動行政管理資源下沉，以黨建引領構建社區治理格局。
“從實踐來看，這一輪新探索把行政管理向街道下沉，由街道協調整合並統一調度，強化‘塊塊’對‘條條’的整合力度，提升了街道層面的難題化解能力。”孫寬平說，“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是黨組織領導城市基層治理的重要改革，有力破解了城市治理“最後一公里”難題。
堅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提出要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社會問題社會治，人民是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最大受益者、最積極參與者和最終評判者。
“社會治理千頭萬緒，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明確黨委、政府、社會、公民等主體在社會治理共同體中的責任邊界和角色定位，是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的關鍵。”中國法學會黨組成員、專職副會長張蘇軍認為，政府必須做好社會治理的支持者，加強對社會參與治理的引導，維護社會治理的良好秩序。
城鄉社區是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的幸福家園和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也是實現人人盡責的基礎平臺。
“社會治理共同體是一個均衡交織的網絡狀體系，每個主體雖各司其職、權責明確，但必須相互協同、共同治理，才能實現各主體間良性互動，為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有序的發展空間。”張蘇軍說，要注重發揮黨建引領作用，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著力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
張蘇軍認為，在推進社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必須按照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要求，堅守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預期，注重機會公平，保障基本民生，著力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良好的社會秩序。需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建設，全面保障人民各方面的合法權益。
推進社會治理法治化智能化
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作為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切入點和突破口，需要以法治作為有力保障。提高市域治理整體能力，要強化依法治理，解決市域治理頑疾、難題。
“市域是一個承上啟下的組織，根據我國社會治理架構做好市域社會治理，首先要發揮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統籌各方、協調全局的作用，要堅持法治引領，充分發揮法治的引領和保障作用。”江西省樟樹市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陳海榮認為，抓住領導幹部是關鍵，特別是在決策過程中，要有法治思維和法治思維方式。
“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最重要的是法治。人人尊法守法，要從最具體的事情抓起，每個人都要進行誠信、規則、行為方式的再學習、再教育、再社會化，看起來很簡單，恰恰是我們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國務院研究室信息研究司司長、中國政策研究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劉應傑說。
在社會治理中，現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術的基礎性支撐作用越來越重要，科技支撐成為現代社會治理體系的一個重要特徵。
“在科技應用方面，中國走在世界前列，互聯網與各行各業融合發展，過去靠人解決不了的問題，現在依靠科技力量能夠輕鬆解決。”劉應傑認為，大數據、人工智能與社會治理相結合，將推動我國社會治理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為“中國之治”開闢出新的廣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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