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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何時成為過去？記憶何時失焦變形，罩上柔美的光暈？
“都柏林，從來不是我的都柏林。那令人著迷的城市，我飢渴的年輕靈魂無限嚮往。”愛爾蘭小說家、編劇約翰·班維爾這樣寫道。
就如同巴黎之於海明威是一場流動的盛宴，都柏林之於班維爾，同樣如此。新近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時光碎片：都柏林記憶》，便是一部班維爾的私人文學地理之書。在書中，喬伊斯、葉芝、貝克特……這些為都柏林寫下種種傳奇的作家們紛聚於此，此時彼刻，城市的文化、建築、社會、歷史和作家的文學交友記憶、創作現場交織糾纏，一場奇妙而獨特的都柏林之旅就此鋪展。
班維爾的小說以精準、冷酷、辯證的散文風格著稱，其作品曾獲布克獎、弗朗茨·卡夫卡獎、愛爾蘭圖書獎、歐洲文學獎、《衛報》小說獎等眾多文學獎項，主要作品有《哥白尼博士》《開普勒》《證詞》《海》《藍色吉他》《無法企及》等。
在獲得布克獎的小說《海》中，布克獎評委會表示，他們在班維爾的作品中“清晰地感受到了喬伊斯、貝克特和納博科夫的影子“。
《海》運用了約翰·班維爾精準而優美的散文體語言，既包含著對人生缺失的妥協，也有對記憶和認知的非同尋常的反思。它完全令人信服、又有著深刻的感動和闡述，毫無疑問，是偉大的語言大師最好的作品之一。《海》對悲痛、記憶和冷靜的愛進行了精妙的探討。在班維爾的作品中，你可以清晰地感覺到喬伊斯、貝克特和納博科夫的影子。
在《時光碎片》中，讀者依舊可以感受到班維爾獨特的敘事風格。在他的筆下，都柏林的詩、酒、音樂、戲劇、童年，永不枯萎。
《時光碎片：都柏林記憶》【愛爾蘭】約翰·班維爾/著，金曉宇/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在街頭
[愛爾蘭]約翰·班維爾
事實是，我對都柏林的過去沒什麼興趣，如果說到這一點的話，我對它的現在也興趣不大。就算是在其輝煌的日子裡，都柏林曾是大英帝國的第二大城市——建築歷史學家馬克·吉魯阿爾說是“歐洲最優秀的古典城市”——或者它獨一無二地擁有兩條主要運河，或者威靈頓公爵出生在梅里恩街現在的愛爾蘭共和國總理府的對面，這些和我有什麼關係？對於我這個在創作中的作家來說，事實是喬伊斯利用這座城市為他自己的文學目的服務，並且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將其用到了極致，正如卡夫卡對K所做的那樣。所以，作為我的小說的背景，這個地方對我沒有什麼用處。誠然，我早期的一些短篇小說可辨認出是在都柏林發生的，但就這件事而論，它們也可以設定在倫敦，或巴黎，或莫斯科。直到很久以後，當我編造了我的神秘兄弟本傑明·布萊克時，我才看到20世紀50年代的都柏林作為他創作的黑色系列小說的背景的潛力。
因此就這樣，我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都柏林，就像我先前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韋克斯福德一樣。像之前一樣，我試圖用一種想法安慰自己，甚至為自己開脫，即這就是藝術家們所做的事情，想象是他們唯一能真正生活的地方。但我相信嗎？幾年前，我被邀請為一本六字“故事”集撰稿，沿著海明威傑作的路線——他寫過的最好的東西之一：“待售：童鞋，未穿。”我對該書的貢獻可能看起來很滑稽，但卻蘊含著一個嚴肅而又必須被接受的事實：“應多生活，少寫。”
葉芝住宅舊址，梅里恩廣場82號
在我的姨媽去世之後，我接替了她山街單元房的99年租約。不過住在那兒的早先歲月裡，我很快樂——事實上，比我當時意識到的還要快樂。我太愛我的那塊都柏林梅耶酒吧，北弗雷德裡克街的特殊地段。我現在認識到，儘管我懷有國際化的抱負，但我的感性本質上是屬於小城鎮的，而巴格特奧尼亞是我理想的韋克斯福德大小的地區，我不情願越過它的邊界冒險。因此，我一直很不像話地對這座城市的——例如——中世紀地區很無知，那是在斯威夫特的聖帕特里克大教堂和吉尼斯啤酒廠周圍，或者北邊更古老的霍斯村和周邊地區。儘管最終我要在那裡定居。那時霍斯村仍然是一個繁榮的漁村，我記得我帶著兩個年幼的兒子沿著西碼頭散步，看見穿木屐的漁民們打包一桶桶醃鯡魚，準備出口到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那些場景縈繞在我的記憶中，色彩斑斕、熱鬧忙碌、古色古香，就像某位二流荷蘭繪畫大師的風俗畫一樣。
對於郊區，我一無所知，一想到那些大片的居民村和被煙塵燻黑的工廠的景象，我就畏縮不前。那裡雜亂無章地點綴著一塊塊綠地，吉卜賽人的孩子們不用馬鞍地騎著花斑小馬疾馳，在我對這些地方的過度想象中，那裡還有塗著布萊克裡姆髮蠟的狂暴的男青年參與幫派械鬥，妻子會被毆打，女孩會給弄懷孕了，到了晚上，穀倉大小的酒館裡充斥著醉酒的喧鬧聲，總的來說，生活骯髒邋遢得不可救藥。
我是一個多麼拘泥謹慎、愚鈍的年輕人，一個在任一方面都沒有什麼勢利資格的勢利小人。
“凱爾特人酋長”，20世紀70年代的都柏林
關於文學上的都柏林，已經有很多著作，言論則更多。大約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愛爾蘭作為中立國，一直將這場戰爭視為突發事件——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一切差不多都隨著這座城市最聲名狼藉的三個“人物”接二連三的死亡歸於塵土。這三個“人物”是布倫丹·比漢、弗蘭·奧布萊恩和帕特里克·卡瓦納。當然，都柏林文學圈子裡還有許多更年輕的人繼續成長：托馬斯·金塞拉，巴格特奧尼亞的桂冠詩人，他那首優美的詩歌《巴格特街荒漠》，散發出那個時期的濃烈氣息；布魯克林出生的約翰·蒙塔古，他為了都柏林破敗的輝煌，離開了度過少年時代的蒂龍郡，拋下了那片崎嶇不平的田野；詩人兼評論家安東尼·克羅寧，他的《死如門釘》是關於那個時期最優秀和判斷最精準的書之一；十分出色但又被大家忘恩負義般地忽視了的短篇小說家瑪麗·拉文，她住在上巴格特街附近的拉德巷；以及傳奇般的——一個老套的字眼，但用在這兒再合適不過——詹姆斯·帕特里克·“邁克”·唐利維，小說《薑餅人》的作者。
順便提一下畫家弗朗西斯·培根，儘管他不失時機地離開了巴格特街，離開了這個國家，但他終歸是在這條街上出生的。
都柏林街頭塗鴉
毫無疑問，我說以下這些話會被人喝叱，但是那些名聲最響亮的傳奇人物創作的作品很少，雖然那些稀有作品確實件件寶貴。他們所處的喧鬧世界的中心，就是格拉夫頓街的麥克戴德酒吧，他們在酒精的刺激下高談闊論，許多“傑作”乍一出現就煙消雲散，不見了蹤影。我想，麥克戴德酒吧裡的人物，在他們聲名鼎盛時期，就充分利用了當時糟糕的時間和地點，設法找些樂趣，甚至還完成了一些作品。但是他們生活在一個沒規矩的時代，缺乏活生生的榜樣。他們的英雄，或者至少是他們口頭上承認的大英雄，已經去世了：葉芝1939年逝世於法國南部，喬伊斯1941年逝世於蘇黎世——後者對自己祖國的態度可以用他《芬尼根的守靈夜》裡的一句話來巧妙概括，是關於“畫家山姆”的一段詼諧的自傳式表述：“他甚至任性胡來，變成教區牧師，說他很快就能打發掉歐洲的肉末扁豆，遠比對付愛爾蘭的裂莢小豌豆快得多。”
我在麥克戴德時代即將結束的時候來到都柏林，那些文學酒徒和健談者們正苟延殘喘。我總能看到比漢和卡瓦納還在那附近。比漢，儘管他的行為方式很瘋狂，但是他住在一幢頂漂亮的房子裡，在伯斯橋區綠樹成蔭的安格爾西路，在巴格特奧尼亞最南端的邊界之外，沒什麼危險。卡瓦納，當時顯然快死了，他會在我住的單元房外面的臺階上坐上幾個小時，一直瞪著馬路對面多爾曼出版社的地下辦公室。多爾曼是當時主要的詩歌出版社，由當時未受頌揚的，或至少是未受足夠頌揚的英雄之一利亞姆·米勒管理。我只遇到過一次弗蘭·奧布萊恩——邁爾斯·納·高帕林，也就是布萊恩·奧諾蘭。那是秋日的一個黃昏，在柔和的微光中，我看見他在空寂無人的格拉夫頓街上搖搖晃晃地走著，帽子歪斜，上衣後襬在10月的大風中飄來擺去，喝得爛醉，身影透著幾分悲涼。
都柏林街頭塗鴉
這座城市有太多的騙子、裝腔作勢者和蹩腳詩人。但也有真正有才華的人，不僅只是藝術家，還包括學者，不管他們多麼古怪——比如歷史學家和系譜學家約恩·“教皇”·奧馬霍尼和民俗學家謝默斯·恩尼斯。而且我們有真正風趣的人。其中，我最喜歡的是外交官兼記者肖恩·麥克·雷摩因，我想部分原因是我有幸能認識瞭解他。我還記得他1962—1965年在羅馬為愛爾蘭電視臺對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做的精彩報道——“當然，我當時根本不在羅馬，”多年後，他假裝向我透露這個“秘密”，只見他明亮的眼睛瞪得老大，帶著抑制不住的笑意，“這一切都是在好萊塢的露天片廠秘密完成的。”
（文中插圖由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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