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一本書，涉及的是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恐懼的問題。
一篇文章是剛剛在公眾號上看到的《朱元璋的牛逼與恐懼》，說的是朱元璋身上非常矛盾的兩個因素：一個是牛X，一個是恐懼。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可以說是一個很牛的人，甚至可以說是很牛的皇帝。但就是這麼一個牛人，內心裡卻充滿恐懼。他處處設防、惦記著的各大臣將軍的忠誠度以及各吏民的順從心因而設置的那密不透風的特務網絡。東廠西廠、錦衣衛等明面上的機構自不在話下，就算是個各兵衛之中、酒樓茶肆乃至田邊地角，眼線與密探也無處不在，跟蹤、告密以及羅織構陷，竟成為大明維護其統治的主要政治手段，雖有所謂大明律令頒佈，但如錦衣衛一類的皇家內廷親軍，可以徑直取詔行事，不必經過任何司法手續。
在應對這種恐懼感上，朱元璋可以說是一個集大成、開先河的人。正是這種繼承與創新的結合，使他鍛造了一種足可以稱之為制度安排的東西，且影響悠遠。
一本書，則是指挖書俱樂部前些天推薦的一本書，《《恐懼本身——羅斯福新政與當今世界格局的起源》（Fear Itself: The New Deal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該書曾獲美國史學界最高獎班克羅夫特獎，作者是艾拉·卡茨尼爾森（Ira Katznelson），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和歷史學教授。
與其他分析大蕭條和羅斯福新政的著作不同，這本書將恐懼的問題置於分析的核心位置，一次來梳理大蕭條之後美國曆史的演變及其出現的問題。對於，作者特別指出瞭如下兩點：
第一，大蕭條之後的制度演變在很大程度上是圍繞應對恐懼的問題而進行的。1936年接受民主黨總統連任提名時，羅斯福信心滿滿地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名言：“在那些難忘的歲月裡，我們最大的恐懼就是恐懼本身。所以，我們要堅決地戰勝恐懼。今天，朋友們，我們已經戰勝了我們最大的敵人——我們徹底征服了恐懼。”
第二，“新政”消滅了一部分恐懼，但也帶來了更大的恐懼；且為了應對外來的恐懼，任由其他恐懼因素的發展。如評論家尼古拉斯•李恩曼所言：“人們不僅容易忘記新政時期美國國內以及國際形勢是多麼危險，也容易遺忘這一時期各種政策的後果如何使我們陷入了更糟糕的境地。”“新政”打造的美國國家機器，主宰了戰後的世界，但也變相地把恐懼因素輸出到整個人類社會。
除了上述兩個資料之外，我還想起張維迎教授講到的華盛頓夫人的例子。華盛頓總統在1799年去世，去世前他要求他的妻子瑪莎去世之後，把他所有的277位奴隸都解放了，但瑪莎在第二年就把所有的奴隸都解放了。問她為什麼，她說我不想生活在那些盼望我死的人當中。瑪莎的選擇說明什麼？也可以看作是在面對恐懼時的一種選擇。
閱讀更多 孫立平社會觀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