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戰六國平天下，實現古代中國的大一統，被世人稱為“千古一帝”，然而，此番千秋霸業能夠順利完成，離不開背後一個關鍵人物——呂不韋。
呂不韋曾為戰國時期的大商賈，後通過其過人的謀略進入仕途，先後輔佐秦莊襄王和秦王嬴政長達十三年, 為推動秦國一統天下立下了汗馬功勞。
呂不韋棄商從政，步步為營，曾官至秦國丞相，連秦始皇都要尊稱一聲“仲父”，他傾盡畢生心力沉浮宦海十幾載，卻終究落得飲鴆而死的落魄下場。
但不可否認，呂不韋的治國方略對秦國、乃至古時歷代的發展都具有不可忽視的歷史價值。
一、運用商業思維開啟戰略投資，實現階級躍遷
據《史記》記載，呂不韋祖上均以經商為生，他本人更是深諳營商之道，以販賤賣貴賺取了第一桶金，進而積累了千金家財，成為富甲一方的商人。
當時封建等級制度森嚴，且經濟核心始終以農業發展為主導，重農抑商思想嚴重，社會上按照士農工商對各行業進行階級排位，“商”始終排在最底端，作為商人的呂不韋雖家財萬貫，社會地位卻十分卑微。
呂不韋很快意識到，商人的身份終究難登大雅之堂，想要改變命運，唯有入仕這條出路。
於是呂不韋充分運用了自己卓越的商業才能，策劃了縝密的戰略投資計劃。
首先，物色投資標的。呂不韋很快將目標鎖定在秦國的落魄王孫子楚身上，散盡千金為子楚打造個人形象、廣結賓客、擴大影響力，而對於當時不受寵且生活困窘的子楚來說，此舉無異於雪中送炭，令子楚感激涕零，並承諾“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
第二步，尋找合夥人。子楚雖為皇室血統，但沒有強硬的背景，終究勢單力薄，於是呂不韋又獻一計——拉攏華陽夫人。
華陽夫人最受國君寵愛，在選立太子方面極具話語權，唯一的缺憾便是膝下無子，子楚便開始遊說華陽夫人，華陽夫人也明白其中的利害關係，自己雖當下受寵，但隨著國君老去，終究有日薄西山之時，不如趁現在建立起勢力範圍，於是兩人一拍即合，華陽夫人認子楚為義子，倆人結成同一戰線聯盟。
第三步，使用美人計。當子楚被立為繼承人，聲譽青雲直上之時，呂不韋為了進一步拉近與子楚的關係，將自己的愛妾趙姬獻給子楚，這是歷史上著名的“邯鄲獻姬”的故事，獻姬之舉令呂不韋獲得了子楚更多的信任，進一步鞏固了勢力。
直到公元前249年，子楚繼位，為秦莊襄王，任命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賜洛陽食邑十萬戶、奴僕萬人。
從傾盡家財千金到賜食邑十萬戶，從卑微的商人到萬人之上的丞相，呂不韋這筆風險投資的回報率已不能用簡單的數字來衡量了，呂不韋憑藉自身的雄才偉略平步青雲，迅速實現了階級躍遷。
二、《呂氏春秋》突破文化藩籬，推動了秦國大一統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文化最為多元的時代，各派思想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但文化的多樣性嚴重阻礙了人們意識形態的統一。
秦人自古好戰，從秦孝公時期起，就存在吞併六國的勃勃野心，統一的中央集權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意識形態相配合，首先要結束百家爭鳴，取得思想上的統一步調，在這一方面也體現了呂不韋的政治預見性 ，於是《呂氏春秋》呼之欲出。
《呂氏春秋》並非由呂不韋所著，是其廣納天下名士，汲諸子百家之長編繪而成，因此也被稱作雜家。
全書分紀、覽、論三部分， 即 《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二十餘萬字。它批判性地繼承了各派的思想精髓，涉及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哲學、科技、歷史、藝術等諸多方面。
東漢文人高誘的評價很好地概括了該著作的中心思想“此書所尚, 以道德為標的, 以無為為綱紀, 以忠義為品式, 以公方為檢格, 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裡也。”
呂不韋的聰明之處在於，不打造自己特立獨行的思想體系，而是建立在已有的諸子思想之上，一方面讓民眾易於接受，從而拉攏了群眾基礎，另一方面尚古卻不盲從，有意識地注入倫理秩序、君主皇權等思想，為今後的中央集權作足鋪墊，使思想與政治主張更為融合。
《呂氏春秋》既是促進天下歸一的助推器，又是歷史發展的必要產物，但對於呂不韋來說，就像是開啟了潘多拉的魔盒，為後來招致禍患埋下伏筆。
三、矛盾日益激化，導致君臣決裂
秦莊襄之後由秦王嬴政繼位，關於秦始皇與呂不韋之間的決裂，史學界有種種說法，但多數著墨於呂不韋與趙太后的後宮之事，但據筆者經過多方史料考證，認為二人決裂的真正原因主要源於兩大利益集團的爭鬥，所謂一山不容二虎，功高蓋主的臣子不可能被君主所容忍和接納，呂不韋的結局就是權力鬥爭後的政治宿命。
前文提到的《呂氏春秋》為呂不韋的政治主張，這與秦始皇的治世之道存在諸多矛盾之處。
- 其一，《呂氏春秋》政治核心中提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呂不韋欲通過“天下為公”、“無為”的思想，暗示秦王不能獨攬大權，要懂得分權臣下、尊重民意，這一主張直接挑戰了君王的權威，秦王也暗中觀察到了呂不韋日益膨脹的野心；
- 其二，呂氏早意識到民眾對於統治者的重要性，特別強調君主須實行儒家“仁政、愛民”的思想，相反，秦始皇視百姓如草芥，認為天下皆為其驅使，並制定多項苛政，將百姓放在自己的對立面；
- 其三，《呂氏春秋》所繼承的法家衣缽主要體現在法治思想方面，而秦王嬴政則將法家思想發展到極端，篤信“以刑去刑”，制定殘酷的刑罰。
呂不韋日益擴大的朝內勢力、背道而馳的政治主張，皆為君王所忌憚，而秦始皇想要拔掉這顆眼中釘也成為必然。
於公於私，呂不韋均有恩於秦始皇，嬴政並未對呂趕盡殺絕，卻留下一封意味深長的書信“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通過多處反問，意在指責呂氏已經封官加爵，超額獲得了名與利，還有什麼不滿足，竟如此貪婪還想覬覦皇權？
隨後將呂不韋發配至西蜀荒地。
識時務者為俊傑，眼看大勢已去，不願苟且的呂不韋最終選擇用自盡結束了傳奇的一生，給自己保留了僅剩的一點體面與尊嚴。
作為商人出生的呂不韋，追逐利益最大化是他的本性所驅，憑藉精明的商業頭腦和強有力的政治手腕步步為營，從子楚“奇貨可居”的那一筆投資開始，就已經實現了名利雙收，但始終無法滿足他日漸膨脹的私慾，而且在沒有具備“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能力之前，過早地暴露了自己的野心，最終成為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儘管如此，呂不韋留下的《呂氏春秋》為後人提供了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其理論著作也對當今社會治國理政裨益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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