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傳統劇目中, 有這樣一類取材於《施公案》以黃天霸為主角或是配角的短打武戲, 過去戲班術語稱為“八大拿”，即《薛家窩》拿薛應龍、《東昌府》拿郝世洪、《殷家堡》拿殷洪、《獨虎營》拿羅四虎、《河間府》拿侯七、《淮安府》拿蔡天化、《鄭州廟》拿謝虎、《霸王莊》拿黃龍基等八出。武老前輩們有的說 《八蜡廟》也在內，《淮安府》不算，也有的說拿郞如豹在內，《八蜡廟》不算。據遲月亭先生說還有把《彭公案》的幾齣戲叫“小八大拿”的。我看這些名詞不過是當時戲班裡的一種說法而已。總而言之，所有上述一些劇目都可以同為一種類型。
朱家溍先生
這種類型劇目的內容究竟反映了什麼矛盾？戲中雙方究竟是些什麼人物？產生這些劇目的時代背景與作者的意圖究竟如何？我們今天應以什麼態度來評價這些劇目？看法頗不一致。有人認為黃天霸既是狗腿子，就把被他拿的對象都看成了反清的民族英雄，實際情況是否如此呢？這些問題很值得搞搞清楚，否則對這些戲難有一個正確的估價，也就不能有正確的繼承，這裡談些我個人的浮淺看法。
談這些戲，不能不先談一下清代的《施公案》和《彭公案》。《施公案》的內容是敘述清康熙年間，施世綸從江都知縣做到漕運總督時有關辦案的故事。所見最早的刊本是道光十八年（1838 )刻的，八卷，九十四回，一名《百斷奇觀》，無作者姓名。
《彭公案》是敘述康熙年間，彭鵬從三河知縣做到河南巡撫，回京又到大同宣化辦案的故事。所見最早的刊本是光緒十七年（1891 )刻的，二十卷，—百回，作者署名“貪道人”。施世綸、彭鵬都實有其人（見《清史稿》) 。施世綸的父親就是康熙年間打臺灣的施朗。小說故事和其他人物不全是真人真事，大體上有些象明人的《包公案》的路子。兩部小說的文筆都非常拙劣，它們的刊行年代，不等於書的創作時代。估計這些故事的流傳是相當早的。
這些故事中，雖然彭鵬、施世綸實有其人，可是事件本身和其他很多人名都不見經傳。但這些事件確也反映了清代如何鞏固統治秩序的一部分情況。故事內容寫的都是地方上有勢力的人物和官府之間的矛盾。彭鵬、施世綸是統治階級的上層人物，黃三太、黃天霸等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問題在於他們的對方是些什麼人，是否反清的民族英雄？在故事裡看不出這種跡象。也有人說：竇爾墩是傳說中的俠盜竇爾東，傳說他與史閣部有關係，似乎是反清民族英雄。今天談竇爾墩也可以不和原來的傳說記載纏一起。我也主張可以另編一出竇爾東的戲。所以還是就戲論戲，根據戲所提供的實際情況來談談戲中與彭鵬、施世綸對立的那些人物。這些人物約有兩個類型：第一個類型就是竇爾墩和李佩、濮武二位是結交俠義的綠林英雄。在具體的矛盾上來看，竇爾墩是和黃三太在李家店有比武之仇；李佩則因為乾兒子毛如虎被施世綸殺了；濮武二位因為蓮花院一十二家朋友被施世綸逮捕了。這幾個綠林英雄，都是有財產有武裝的大戶，所報的都是私仇。第二個類型如《八蜡廟》的費德功，《霸王莊》的黃龍基，《獨虎營》的羅四虎，《淮安府》的蔡天化，《溪皇莊》的花得雷、武文華等，他們都是地方上的大富戶，家人打手一大群，對他們都以 “費大爺”“黃七爺”“四太爺”相稱，蔡天化是個大寺院主，稱為祖師爺；武文華出來念引子的詞是“武藝高強壓良善……”定場詩有“身為武舉家富豪”等句子,足以介紹這類人的身份、行為。
清宮廷戲畫之《八蜡廟》
他們的名字並不是真人，所以不存在什麼歪曲了誰的問題。劇中交代這些“太爺們”，在地方上是無惡不作的，他們和《水滸傳》中梁山英雄的行為在性質上不是同一類的。雖然他們口中自居綠林，並沒提出要反抗當時的政府。由於彭鵬、施世綸接受了被害者的狀子，於是雙方矛盾才尖銳起來。
上述兩類人物的性格品質不同，與官方的矛盾也各有具體的原由，但雙方的對立並不是階級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矛盾，只是地主階級內部不同集團之間的矛盾，個人和個人之間利益上的矛盾。彭鵬、施世綸處置這兩種類型人物，都是為了鞏固統治權，對於剷除惡霸地主，除了安定統治秩序以外，在客觀上還代表一部分被害者的利益。從這一面來看施世綸、彭鵬，和戲曲故事中包拯、況鍾等也算是一種類型的人物。這類故事題材之所以能夠流傳久遠，它的群眾基礎就在這裡。
頌揚封建社會的文藝作品，當然是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統治階級正需要宣傳他的統治是比前代更強有力而又非常愛民。這些故事好象就在那裡為統治者說話:“你們老百姓，不是最恨那些欺壓良善的惡霸嗎？我有施世綸、彭鵬這樣的賢臣來替你們除害。”所以這些故事在過去是符合統治階級利益的。當時作者為封建統治服務選擇彭鵬、施世綸這種人是很有用心的。戲中所拿的對象不單是一般的惡霸，還有象黃龍基、花得雷這樣的皇糧莊頭，更表現了作者善於選題。花得雷在《溪皇莊》清節中是裕王府的包衣人(包衣是滿州語，即奴僕的意思)， 在地方上無惡不作，依仗王府勢力，欺壓良善，搶劫婦女，歷來地方官都不敢惹他，而彭鵬卻派人設法把他逮捕法辦了。黃龍基在《霸王莊》情節中說是內務府的莊頭，即所謂皇糧莊頭，由於施世綸接受被害者的吿狀，黃龍基想要先下手為強，但終於被拿了。戲曲、小說的故事當然不侷限於真事，但在清代史料中也確實有類似這種情況的事件。統治者在必要時不一定要包庇這種類型的人物，因為這些人只顧自己的利益，破壞了當時的統治秩序，如果不懲辦就損害了自己的統治威信，懲辦其中的少數人，可以博得多數人的擁護，能夠更加鞏固自己的統治。所以這類事件，在當時社會中最值得一吹。
這類劇目的產生，和京劇在北京的形成發展的時代是差不多的。因為從過去佔據北京劇壇流行在京劇之前的崑腔、弋路劇目中，尚未見過這些故事，雖然《淮安府》、《武文華》唱的都是一整套北曲，但看來也是京劇已經在北京形成的時代所編。舞臺上演出這些故事的藝術成就是相當高的，人物鮮明，結構緊湊。劇中對彭鵬、施世綸並不多作描寫，只交代他們是貫徹最髙統治者政策的代表，是封建時代當然的正面人物。主角黃天霸在作者的意圖中當然也和彭、施一樣當作正面人物寫的，有些戲中是絕對歌頌，有的戲裡是歌頌諷刺兼而有之。劇中描寫他有相當髙的武藝，盡最大的忠誠為統治階級服務，無其他顧慮，不講朋友交情，不顧信義，但寫得很不概念，同時描寫他並不是一個萬能的人，有時還表現並沒什麼辦法，要依靠很多其他的人，所以能夠令人相信。其他角色如朱光祖、計全、關泰、何路通等，也都各有特點。往往在這一齣戲裡以某一人某一事為中心解決的，在另一齣戲裡則以另一人另一事解決的；有時一齣戲裡同時以幾個人幾個問題糾葛起來分頭解決的。其中還穿插某些不是他們這個集團內部所能對付的重要關鍵，由他們能通過某些曲折的關係發動另一些人來解決。所以有關黃天霸的十餘出戏，各有結構上的特點和角色的特點，並不使人感覺重複。
《惡虎村》楊盛春飾黃天霸
這些戲，不是由一個人，或一個戲班編出來的，當初也是根據不同的生活經驗和自己戲班裡演員的特長來設想的，所以各有巧妙。當初原始的故事也不是那樣生動，經過劇作者和演員的創造，才有舞臺上那樣高度的成就。例如《惡虎村》這一段情節，在《施公案》小說中簡單異常，只是人物事件的羅列，故事情節的交代而已。在說書場中就比較生動，到了舞臺上，這出《惡虎村》簡直是一個手法很高的藝術作品。據武行老前輩們說，沈三元（和譚鑫培先生同輩，是三慶班程長庚的徒弟）的父親沈小慶最善編武戲。他有一次犯事入獄，在獄中編了這出《惡虎村》(陳墨香《梨園外史》中也談過這件事）, 用骨牌在桌上設計了這出戏的武打。因為他曾經被一個盟兄弟給出賣了，他憤恨這種不講信義的行為，就選擇這個故事來寄託自己的情緒。因此人物性格入木三分，重點也隨著作者的意圖而有所修改，他強調渲染黃天霸熱中作官不顧信義的惡劣品質，咄咄逼人，氣焰囂張，細緻地刻畫了雙方的思想活動。這位沈小慶先生真是一個有本領的編劇兼導演家。
其他幾齣是何人所編，則不可考。《殷家堡》裡描寫黃天霸對來通風報信的李五，反而懷疑是殷洪派來的間謀。《落馬湖》描寫黃天霸請萬君兆幫忙，本來答應保證李佩不死，但到了公堂卻翻臉不認帳，說“這是他自作自受、那個害他不成!”當場被朱光祖挖苦了一頓，才不得不履行諾言。《連環套》描寫黃天霸對付竇爾墩並沒什麼把握，反而懷疑盜鉤回來的朱光祖有歹意，立刻翻臉。其他如拿費德功、拿黃龍基、拿羅四虎等戲中，對於天霸卻沒有刻畫出翻臉無情的這一面。分析一下原因，除了前面所說不是一個人寫的和不是一個戲班排的之外，可能還有這樣因素在內：劇作者反映了觀眾的愛憎，對費德功類型的惡霸是大多數人所憎恨的，但對於竇爾墩、李佩等，則認為是個老英雄，所以作了不同的處理。故事本身雖然是歌頌康熙時代的統治秩序，但劇本產生在清代後期，已經是面對著腐朽的政權。時代變了，文藝作品必然會隨著時代反映一些現實內容，所以在黃天霸身上，就把當時那些熱中作官的種種卑鄙現象，結合故事體現出來。
我聽過楊小樓先生對於清末一些大官僚形象的描述，他說：袁德亮本是跟榮祿的，由於善於逢迎，慢慢提拔到步軍統領衙門當右翼總兵。那時候園子傳差，西太后每逢要進城的日子，袁德亮有時在大門外站班，穿著官衣，掛著腰刀，樣兒還真好看，連走道都有個樣兒。平常見了榮祿總是站著不敢坐，要是真讓他坐，他也斜著屁股跨一點凳子邊，就跟天霸見彭鵬那個勁頭一樣。等他見了屬員又是揚著臉帶理不理的樣子，平常凡是賣苦力氣的事都讓別 人幹，到時候他盡等著露臉。用著你的時候蜜裡調油，用不著的時候踹你一腳。只要與自己有利，管你什麼朋友不朋友。楊先生這番話是閒聊天，並不是談什麼創造的過程，但我分析這與他創造黃天霸形象不無關係。例如《連環套》中的報門而進的身段，在彭公面前那副卑躬屈膝的模樣，當彭鵬下場時他一面說“謝大人，多謝大人，送大人! ”一面連請兩個安，最後雙膝一跪，站起身來, 滿臉惶恐；等到出門下臺階時正在擦汗, 突然看見他的幾個屬員 (關泰、何路通、朱光祖、計全），立刻變了一副面孔，端起架子說“回至公館再議”,把這些奴才的嘴臉刻畫得淋漓盡致，更可以印證他從當時那些武官們身上吸取了不少東西，加工提煉用在舞臺上。楊先生一生創造成功的角色形象很多，但幾齣天霸戲的確是楊派重要劇目之一。不僅楊先生一人演的好，而且同臺角色如錢金福的李佩，許德義的殷洪，王長林或傅小山的朱光祖，郝壽臣或侯喜瑞的竇爾墩，侯喜瑞的黃龍基和濮天雕，遲月亭的萬君兆，李春林的李大成等等，都演得好。楊先生在這類劇目中除了演黃天霸之外，《八蜡廟》的費德功，《武文華》的萬君兆，《英雄會》的黃三太也是異常出色的。遲月亭先生說我年青的時候唱《薛家窩》，德義的薛應龍，我的天霸。我們那套把子是真解氣, ‘鎖喉’接‘三十二刀’，卸掉了槍（即扔下搶）之後，再‘奪刀’，刀卸掉之後，手把子‘上八掌’，‘掃飛腳’，‘切槍背’這幾套把子連著氣的打完，一亮住，臺下簡直炸窩的叫好，把場面先生們都給累的腰痠胳臂疼”。總而言之，這些戲，經過多少名演員的創造，無論是編劇手法、表情身段、場子調度、武打安排，都投人了很大的藝術勞動，尤其是《惡虎村》《落馬湖》《連環套》這三齣戲，更是重要的遺產，這些戲裡面保留著很豐富的藝術結晶，值得認真硏究、繼承。
楊小樓、劉硯亭之《連環套》
這些戲和封建時代遺留的其他藝術品也有其共同點。譬如有這樣一類古代名畫，畫的藝術成就很髙，而內容是符合封建統治利益的，依然值得我們硏究，我們不是肯定它的內容，而是學習它的表現方法，但對這些畫的本身是無法變更它的主題的。這些藝術品不僅在手法、技術上值得學習，而且原物也可以在博物館中公開展覽，是一種很好的硏究資料。對待封建時代的藝術產物，只在文字說明中加以批判、分析，說明它的本質，觀眾大概不致於誤會這是宣傳封建。至少觀眾知道這不是現在編的戲，不是代表今天人民在說話。我們並不一定提倡演這些戲，但如果演的話，還是儘可能保持它的本來面目，因為小改還是變更不了原來的主題，弄得似是而非，觀眾認為這是修改過的，可以代表今天人民在說話，反而誤事；如果大改就等於另編一出，那又何妨另選其他題材呢？
（《上海戲劇》1962年第7期）
閱讀更多 梨園雜志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