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接到舉報信
在2005年6月份之前，中紀委就不斷接到一封封舉報信，內容大都是檢舉揭發李宏塔利用擔任安徽省民政廳廳長職務之便，並倚仗其祖父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其父是安徽省原第一書記、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李葆華之勢，涉嫌貪汙、受賄、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等一系列重大經濟問題。
中紀委極為重視，經主要負責人批示，未與安徽省有關部門打招呼，便派出調查組直接赴安徽進行調查。
經過一段時間深入細緻地調查，調查人員並未發現舉報信中列舉的事實，卻被一件件感人的情節打動了。調查的結果是：李宏塔不是貪官，而是一個跟祖父、跟父親一樣的清官、好官。調查人員回到北京彙報後，主要負責人當即指示要將李宏塔作為典型進行宣傳。於是，中紀委機關報《中國紀檢監察報》於2005年7月3日用一個整版的篇幅登載了一篇題為《在李大釗革命家風沐浴下》長篇通訊。文章以大量的事例和感人至深的故事展現了李宏塔作為李大釗第三代傳人的光輝業績。
祖父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父親是安徽省委原第一書記、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李葆華。出身於名門之後的第三代傳人李宏塔是個怎樣的人呢?
騎了一輩子的自行車的“紅三代”
安徽省民政廳的工作人員都知道，李廳長每天都是騎自行車上下班的。 對於一個廳級幹部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人們會怎麼看? 老百姓肯定是拍手叫好的。倒不是希望所有坐小汽車的領導幹部都騎自行車上下班，而是覺得李宏塔這樣做難能可貴。
可能有人覺得是打在了臉上，也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從鼻孔裡哼出一聲——“做秀”。 也有好心人勸李宏塔:“你這一搞，廳裡的副職怎麼辦?別的廳局怎麼辦?” 李宏塔哈哈一笑:“按規定辦，該坐就坐，蘿蔔白菜，各有所愛。我騎車也是個人愛好，鍛鍊身體嘛!習慣了，改不掉。” 李宏塔說的是實話。
50年代初，李宏塔的父親李葆華擔任水利部黨組書記、副部長(部長是傅作義)。當時的高幹子弟都在學校寄宿，但李家因人口多，經濟狀況並不寬裕，為了減輕負擔，李宏塔都是從家裡擠公共汽車上學。當時他年紀小，常常因為擠不上公共汽車而走著到學校，所以經常遲到。後來老師在家訪時跟李葆華夫婦說起了這件事。他們很重視，就請秘書到舊貨市場買了一輛舊自行車讓李宏塔上學騎。
李宏塔在北京上學是騎自行車，1961年隨調任華東局第三書記的父親到上海上學也是騎自行車。1962年父親調合肥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他還是騎自行車。後來當兵了，有三年時間不大騎自行車。
1969年退伍到合肥化工廠當工人，以及後來進合肥工業大學讀書；1978年任共青團合肥市委副書記、書記 ;1983年任共青團安徽省委副書記；1984年任安徽省民政廳副廳長、廳長至今，都是騎自行車上下班，怎麼能不成習慣?
一天，廳裡一位同志看到李宏塔步行上班，便問他：“你怎麼不騎車呀？”他滿臉無奈地說：“車子放在樓下被偷走了。”
李宏塔的愛人介紹，擔任領導工作20多年，李宏塔騎壞了4輛自行車，穿壞了5件雨衣、7雙膠鞋。隨著年齡增大，2003年他將自行車換成了電動車，自己還笑稱是“與時俱進”。
不光是騎自行車，住簡陋的宿舍同樣也讓李宏塔習慣了。
十年福利房，沒給自己留一套
有誰相信，一個廳級幹部現在住的宿舍只有55平方米?沒有裝修，也沒有什麼傢俱，更沒有現代化的電氣設備。8平方米過道既是客廳又是餐廳。放一張老式的大方桌，連走路都得側著身。最時髦的就是一隻80年代作為福利發的三人木沙發，一半放衣服，一半放書籍。
1989年和1994年，李宏塔兩次直接負責民政廳機關建房和分房工作。無論憑哪一條，他都是有充分理由和有利條件分到一套房的，至少可以調一套面積大一點的。但是，兩次都落空了。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他直接負責分房，才掌握了很多同志住房困難。有的三代擠在一起，有的年輕人領了結婚證仍然分居，還有的身體不好或快退休了……比了又比，想了又想，他把自己的名字從分房名單中劃去。1998年，是最後一次福利房分配。正好這年也趕上他“磨正”，誰都認為李宏塔會“當仁不讓”。豈料，公佈分房名單時，他還是榜上無名。有人為他著急，提醒他這是“末班車”。他不當一回事，幽默地說:“末班車上人多，我怕擠。” 李宏塔怕“末班車”擠，就不怕住得擠。
李宏塔住不講究，吃、穿也同樣不講究，他不抽菸，也不喝酒，更不上歌廳、洗腳房。作為廳長的李宏塔，其一家人的生活不應該如此清貧，只要他稍微表示一下，或者用手中的權力稍稍為自己安排一下，哪怕只是得到他那個級別應該得到的，他一家的生活都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但是李宏塔卻固守清貧，而且心甘情願，沒有絲毫其他想法。
這不禁使人想起他的祖父李大釗，為創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從自己120元的薪水中拿出80元作為活動經費，使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兒女上學交不上學費，冬天家中買不起煤球，冷如冰窖。李大釗本人也衣食節儉，經常是一塊大餅、一根大蔥地對付一頓，衣服也近乎寒酸。2005年2月去世的李葆華，家中的簡樸讓人難以置信。房子是70年代的建築，老舊的三合板傢俱、人造革蒙皮的椅子，沙發坐下就是一個坑。2000年中央有關部門要為他調房，他說：“我住慣了，年紀也大了，不用調了。”而且多次謝絕裝修。
這令人敬重的家風，使李宏塔的清貧變得自然而真實，毫無“作秀”之嫌。“革命傳統代代傳，堅持宗旨為人民。”這是李宏塔自撰的一副對聯，也是他的座右銘。
退休的時候，存摺沒有超過1萬塊
家裡經濟負擔不重，銀行存款該不少吧!可據知情人透露，他沒有什麼存款。 李宏塔的錢都到哪去了?民政廳機關裡的人心中都有數。在每年“送溫暖”、“獻愛心”的名單中，李宏塔的名字都是排在最前面——這樣的名單總是以捐贈的數額大小分先後的。 還有，到農村看到五保戶家的房子漏雨，到福利院看到老人被子薄，到“低保戶”家看到過年包餃子的面沒買……來找他的殘疾人還沒吃飯，下雨了，來找他的下崗工人沒帶傘……李宏塔完全可以不從自己的衣袋裡掏10塊8塊，但辦起手續來太費事，他就自己掏了。別看數目小，要知道他是民政廳廳長，遇到這種情況不是偶爾一次兩次，10塊8塊的次一多，數目就不小了。 “
我們多一點辛苦，群眾就會減少幾分痛苦。
李宏塔心中裝著這樣一本帳:全省有170萬優撫對象，有64萬退役士兵，有3400名軍隊離退休幹部，有6031名紅軍失散人員，有48000名農村五保戶，有5000多城市“三無”對象，有“低保”戶90萬，有殘疾人500萬，有流浪乞討救助對象15000多人…… 可以說，這些數字涵蓋了幾乎全省所有弱勢群體，這也就是民政工作難做的所在。
工作千頭萬緒，任務艱鉅複雜。幹好了，看不到摸不著;幹錯了，人命關天。 而李宏塔看上的偏偏就是這個。他說，這麼多部門、單位，“民”字打頭的不就兩個嗎!一個是“民航”，一個就是“民政”。直接為最困難的群眾服務，這是一件幸事。
民政工作是辛苦的，可他卻說:“我們多一點辛苦，群眾就會減少幾分痛苦。” 就說2003年7月22日這天，20多天跑下來宏塔確實累得不行了，隨便往哪一坐就打起呼來。駕駛員陳榮友看了心疼，勸他到車上睡一會。李宏塔看看錶，說:“不行，快到吃午飯的時間了，去看看災民都吃的什麼。” 於是，他們在午飯時間趕到潁上縣王崗鎮金崗村，李宏塔走進一個庵棚，看到一個老大娘正在做飯，他走過去揭開鍋蓋，一股熱氣夾帶著黴味撲面而來。他拿起筷子從鍋裡夾起幾顆米粒放進嘴裡，嚼了嚼，品了品味兒，又從鍋裡夾了幾顆米讓身邊救災辦主任薛昆明嘗，薛昆明嘗過後肯定地說:“黴了，米黴了。”李宏塔問老大娘是什麼時候領的救濟糧，老大娘說才領回來兩天。李宏塔從米袋裡抓起一把米走到門口陽光下看了又看，聞了又聞，叫老大娘用塑料袋裝了大約半斤，接過來放進公文包裡。之後是徹底的清查......“
我的48000戶五保戶怎麼辦？
安徽是當年全國農村稅費改革的重點省份，但是對於農村形成的方案，卻讓五保戶沒有任何操作的餘地。
對分散的五保戶,“方案”規定由群眾籌助供養,這更是畫餅充飢。 安慶市郊區宣店村有位雙目失明的五保戶,每年由群眾籌助的糧食柴草僅價值350元,不及當地農民人均收入1748元的五分之一。 這些例子並非空穴來風,是李宏塔派了6個調查組蒐集來的第一手材料。 農村稅費改革方案就要定盤子,一旦形成既成事實,再想改就難了,情急之下,李宏塔找到了時任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長的許仲林。他大聲疾呼:“我的48000戶五保戶怎麼辦?死了人拿誰是問?!” 許仲林耐心地聽完了李宏塔的彙報,被其熱心深深感動,叫李宏塔立即寫一份書面報告,趕在開會定盤子之前交到他手裡。
於是,李宏塔綜合6個調查組的調查內容,經過分析、研究,寫出了《關於農村五保戶生活問題的緊急請示》。 在《請示》中,李宏塔通過大量的實例,鄭重地提出:“如此下去,五保戶極有可能出現生活無著,要飯和大批上訪現象。萬一出現非正常死亡,應該追查誰的責任?” 《請示》寫好後,李宏塔派民政廳社會事務處處長程昌富直接呈送許仲林省長。 程昌富處長來到省政府辦公廳,接待的人立刻把臉拉長了,他問程昌富懂不懂公文呈報規定?說早有規定,要以單位、部門、組織名義呈報,不準以個人名義呈報。程昌富這才明白過來,原來李宏塔以個人名義呈送給省長的公文犯了忌,忙解釋是省長要的急件。那位同志無奈的搖搖頭,還是將公文收了下來,不過又說了一句:“扣三分”。 許仲林省長看了李宏塔的請示後極為重視,經與有關部門研究,決定實行農村稅費改革後,對農村五保戶每人補助400元。
李廳長微服私訪來啦!
2003年7月23日,李宏塔帶著民政廳有關部門人員來到潁上縣建潁鄉箭井村和王崗鎮金崗村察看災情。
他們走進災民住的帳篷和庵棚,頓感熱浪滾滾,暑氣灼人。李宏塔叫隨行人員用溫度計進行測試,草搭的庵棚裡是45℃,帳蓬裡是50℃,用蛇皮袋搭的庵棚裡,溫度竟高達55℃。裡面待不住,一些災民寧可露天睡在淮河大壩上。 一直察看到下午三點多,李宏塔一行才來到路邊一家小飯店吃午飯。
在路邊小飯店吃飯,對李宏塔來說,那真叫家常便飯,兩個饅頭,一碗手擀麵條,炒兩盤素菜,有營養,還省錢,一天的出差費足夠了。最大的好處是節約時間,哪象在城裡人家請吃飯,一頓飯至少一個小時,如果喝酒,兩個小時都打不住,浪費也大,講是“四菜一湯”,端上來的卻是“四盆一缸”,哪裡吃得完,一大半都倒掉了,李宏塔看了心疼,也不習慣。不吃吧!還真得罪人。後來他想出了個辦法,就是在路邊小飯店吃飽了再去見當地官員。 沒想到這天被店老闆認出來了,一個電話打到縣裡,縣長、民政局長很快趕來了,“有失遠迎”、“招待不周”之類的話不絕於耳。(後來才知道,店老闆退休前就在縣民政局工作。) 李宏塔對縣長說,本來是要到縣裡向縣委、縣政府彙報的,既然現在見到了縣長,就把來意講明。
他建議黨政機關帶頭騰出辦公室對災民進行第二次安置,帳篷裡的溫度太高……他讓隨行人員拿出測試溫度的記錄請縣長過目……縣長還能說什麼呢?這時候,說什麼都是多餘的,回到縣裡就向縣委作了彙報,幾天後,就動員黨政機關騰出辦公室,一次性妥善安置了5萬多人住在帳篷和庵棚裡的災民。災民們在感謝黨和政府關懷的同時,也讚揚著、傳頌著李宏塔微服私訪的動人故事。
但李宏塔不喜歡有人說他“微服私訪”,他說:我怎麼微服了?我從不化裝,我怎麼私訪了?我不埋名,不隱姓,名正言順,正大光明。我下去不打招呼,那是怕麻煩人家。我到哪去都熟門熟路,不需要領,不需要陪。 不管怎麼說,李宏塔“微服私訪”的故事還是到了婦孺皆知的程度。
這不光是因為確有其事,還由於出自對李宏塔家風的稱讚。 從李宏塔開始，李大釗的這一支留在了安徽合肥，而三代留在安徽的名聲，更是讓人仰慕。這才是真正的紅色家庭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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