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孟宸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南非民主主義政黨專門發來賀電。隨後蘇丹等地的民主解放運動領導人到中國參與相關會議，向中國學習民主解放運動經驗。但是，當時中國與非洲各國的交往主要集中在民間層面，中非的經貿往來缺乏持續性，貿易規模較小，在文教領域僅僅與埃及等個別國家建立了聯繫，未能實現領導人互訪以及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目標。但是隨著1955年4月18日第一次亞非會議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亞非29個國家和地區的340名代表齊聚一堂，中國的機會來了。正是因為周恩來和中國外交代表團在萬隆會議期間往來穿梭，長袖善舞，使得萬隆會議得以圓滿舉行，併成為發展中國家進行南南合作的典範。周恩來和中國外交在萬隆會議上的表現，讓非洲人民相信中國是一個對非洲人民平等對待的，負責任的大國。

1958 年周恩來在歡慶國際學聯第五屆代表大會勝利閉幕的酒會上與摩洛哥、伊拉克和蘇丹等國學生代表合影

為支援非洲，放棄眼前利益

在萬隆會議之後，周恩來領導中國外交系統開始竭盡所能為非洲爭取獨立和民族解放的偉大運動提供幫助。從1954年開始，阿爾及利亞人民發動了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武裝鬥爭。1958年10月2日，幾內亞成為13個法屬殖民地中率先宣佈獨立的國家。法國為了維護所謂“傳統利益”，一方面嚴酷鎮壓非洲人民的反抗，甚至不惜破壞阿爾及利亞和幾內亞的經濟尤其是農業，另一方面在國際社會上大打輿論戰和外交戰，嚇阻其他國家不得支持幾內亞和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正義之舉。當時，法國已經表示出願意與新中國建交，但條件是中國停止對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援。如果能夠與西方大國法國建交，無疑將極大地改善中國在國際政治中的處境。但是，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寧可捨棄這眼前的蠅頭小利，也要支援非洲的正義鬥爭。

在殖民時代，法國殖民者有意識地在當地建立了極度依賴法國的經濟體系，其中幾內亞的糧食供應幾乎完全依賴法國。幾內亞獨立後，法國立刻撤走有關人員和物資，並停止幾內亞糧食和財政供應，切斷與幾內亞的經濟關係。1959年幾內亞糧食歉收，在巨大的糧食壓力下向中國求助。儘管此時法國百般阻撓，中國與幾內亞也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但中國還是出於人道主義向幾內亞提供了5000噸大米，此後又再次向幾內亞提供1萬噸大米，並向幾內亞派出農業專家團隊，幫助幾內亞全國種植水稻，提高農業生產能力。

1958年4月周總理親自接待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代表團，並親自主導制定周密的援阿計劃。中國政府先後向阿爾及利亞提供了價值7000多萬元人民幣的物資、軍火和現款援助，並開始幫助阿爾及利亞培訓軍官。

中國、坦桑尼亞和贊比亞工人在坦贊鐵路工程現場工作

世界迎來“非洲年”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紀50年代中國援助非洲的行動相對謹慎。整個50年代中國對外提供40.28億無償援助和貸款，阿爾及利亞、幾內亞和敘利亞的總援助額不足1億。1958年4月周恩來一方面肯定了基於五項原則與非洲建立關係對於鞏固和擴大中間地帶所起到的作用，但同時也強調爭取中立的民族主義國家，擴大和平地區和反帝和平統一戰線需要完成“許多更艱鉅深入的工作”。造成這種微妙的情況主要是因為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非洲共產主義政黨與傳統民族主義政黨圍繞獨立和革命運動領導權問題發生了一系列矛盾甚至武裝衝突。

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中國一方面進一步加深對非洲各國和各政治派別的瞭解與認識，另一方面在鞏固傳統關係基礎上，努力爭取開闢新的外交戰場。1961年有17個非洲國家宣佈獨立，世界迎來了“非洲年”。到1963年，非洲有34個國家取得了民族獨立，佔非洲總面積80%的土地和佔84%的人口在形式上脫離了殖民主義的桎梏。

1965 年6月8日，周恩來出訪坦桑尼亞，坦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左）親到首都達累斯薩拉姆機場迎接

“適當照顧”政策

之所以說“形式上”，是因為此時美蘇爭霸的陰影已經投射到非洲大陸上。美蘇為了謀求本國利益，有意識利用舊殖民體系的崩潰，逼迫新獨立的國家與自己“政治合作”，接受“經濟援助”，對非洲進行全面滲透，甚至挑撥非洲國家與中國的關係。例如蘇聯從1959年成立所謂“對非友好協會”統一開展對非外交戰。從這一年開始至1961年，埃塞俄比亞、幾內亞、馬裡等國接受的貸款接近3億盧布。而美國肯尼迪政府在1961年針鋒相對地提出“新非洲”政策。

為了應對新帝國主義和反華勢力打進非洲的新局勢，在周恩來的組織下，1960年中國全面展開對非工作。外交部在周恩來主導下，制定了對非九點工作任務，過去“量力而行”的對非援助原則被“適當照顧”政策取代。1960年4月，中方邀請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訪華，給予阿方軍事、技術、政治和經濟的全面支持，涉及軍事和經濟援助總額達5060萬元。1961年周恩來和劉少奇與訪華的加納總統恩克魯瑪展開會談，決定克服中國國內經濟困難的不利因素，對加納給予經濟支援，派出農業專家赴加納，並在加納援助兵工廠，幫助加訓練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