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一場衝破思想藩籬的舉國大討論，至今仍閃耀著灼灼光芒。
它使剛從“文化大革命”中走出的中國擺脫極“左”的思想束縛，認識到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為中國邁向改革開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它是幾代人的共同記憶。直至1991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都是我國廣大高中學生必讀課文之一，被稱為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普及教育”。
1978年5月起，真理標準大討論由北京擴展到全國範圍，由理論界推廣到社會各界，從知識分子到工人、農民，廣大的人民群眾都參與進這場思想風暴來。
打破思想僵化於其時並非易事，但許多人都深知，中國只有進行一次徹底的思想解放，才有可能回到正常的發展軌道上來，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是其中之一。
沈寶祥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下簡稱《實》）一文誕生的見證者。《實》文最早於1978年5月10日刊載於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沈寶祥作為理論動態早期創辦者之一，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壓抑、盲目、混亂，早在真理標準討論初期就對“兩個凡是”有所質疑。
澎湃新聞近日就真理標準大討論始末專訪沈寶祥。回顧40年曆史，他說那場大討論對歷史轉折起到了關鍵作用，到今天仍具有重大意義。“無論是過去的改革開放，還是今後在新時代開展新局面，以實踐為標準都是非常必要的。”
思想理論刊物《理論動態》
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早於1977年即開始醞釀。當時，“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中國百廢待興，思想僵化、個人迷信仍未消除。
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是中央黨校覆校開學的實際負責人。1977年3月3日，中央黨校正式恢復，華國鋒兼任中央黨校校長，胡耀邦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中央黨校工作。
這一年6月4日上午11點，中央黨校一場整風會議結束後，胡耀邦留下10個人，在第一教室一角，開了一個小會，10人中就有沈寶祥。
“他在最後講了一個問題，他說，好幾個禮拜腦子裡在醞釀這個問題，我們黨校內部的簡報和刊物，是否搞三個東西，一是中央黨校簡報；二是校刊；三是搞一個理論動態性的東西。”
“對於《理論動態》，他具體說，先搞幾個人，有人提出孟凡、沈寶祥同志，還有幾個人，先搭一個班子。”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由此產生，在日後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過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理論動態》是胡耀邦親手創辦、直接領導、具體指導的，他寫過的批語當中不乏尖銳內容，直指當時的思想僵化體制：
“為什麼我們往往留意老題目呢？這裡，可能有多種原因。接觸實際不夠，或者不敢接觸許多實際問題，或者沒有想許多沒有解決的重大實踐問題，都可能是原因。當然也還有個思想上的習慣勢力原因。”
“為什麼老是在同理論問題沒有什麼因緣的問題上打主意呢？就是對當前實際沒有什麼指導意義的思想理論文章，也要扣住不發。請用心地堅決地端正對理論動態性質和方向和態度。這樣才能做到朱子講的：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作為當時全國唯一的一家內部性的思想理論性質的刊物，《理論動態》的內容和文風很快在黨內和社會上產生影響，也引起了《人民日報》等報紙的關注，要求轉載一些內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最早即於1978年5月10日發表於《理論動態》，隨後於次日由《光明日報》全文轉載。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 東方IC 資料
《實》文的誕生
據沈寶祥回憶，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初，有三個地方分別在撰寫同一主題的三篇文章。
一是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他從1977年8月起，撰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
另一位是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孫長江。他從1978年二三月起，依據中央黨校起草研究黨史的文件及在學員中進行討論暴露出來的問題，按照中央黨校理論室主任吳江的佈置，撰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
還有一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邢賁思。他接受《人民日報》理論部的委託，針對讀者提出的問題，撰寫《關於真理的標準問題》的文章。
1979年3月新華社對胡福明的一篇專訪稿中系統回顧了胡福明如何開始撰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
專訪文中寫道，這年（1976年）的十一月初，有關部門召開了一個座談會，分析粉碎“四人幫”以後教育戰線的形勢。胡福明在發言中憤怒地指出：“教育戰線是遭受‘四人幫’破壞最嚴重的部門之一。這幾年，教學質量大大下降，簡直是糟蹋了一代人！”話沒有講完，有關部門的一個負責人便指責說：你這種說法違背了過去上級指示的精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胡福明激動了，他說：“我講的是事實。不信的話，請你到南大來辯論！”有人打圓場說，雙方各自講各自的吧！
胡福明想：“難道這就沒有是非標準了嗎？……”從現實生活的激烈鬥爭中，從同事們的發人深思的議論中，胡福明越來越感覺到，林彪、“四人幫”在理論問題上製造了許多混亂，使各條戰線的許多問題不能分清是非，撥亂反正的任務十分艱鉅。
1977年五六月間，他在繁忙的教學和行政工作中，擠時間讀了馬克思和毛主席的有關哲學著作。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使他的思想開始昇華，問題的關鍵終於明確了：鑑別任何思想、理論、法令的標準，只能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出發點——實踐。”
在後來的幾十年間，胡福明多次接受採訪，均回憶了當時的心路歷程。據2008年《羊城晚報》報道，“‘兩個凡是’的本質是什麼？就是要維護‘文革’路線。”胡福明回憶。他認為，“（未來中國）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麼堅持‘文革’路線，還是搞以階級鬥爭為綱，那麼人民將陷入苦難深淵，中國真的要萬劫不復了；要麼改弦易轍，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錯案，全面撥亂反正，開拓一條新的道路。”
“批判是我的職責所在，‘兩個凡是’是唯心主義，是沒有道理的，即使為此做幾天牢也不要緊，歷史會為我平反的”。
對照當時嚴峻的社會背景，文章寄出後，胡福明自感：“此生不得安寧了”。
“凡是派”強勢反彈，在不少思想較為保守的省市，討伐之聲也隆隆四起。得知上述反饋，胡福明回到家中告訴妻子：“我有思想準備了，要準備坐牢。”
和胡福明同一時期，中央黨校副教務長吳江與理論研究室孫長江也正在撰寫一篇主題與胡福明的文章差不多的文章。
沈寶祥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一書中記述，《光明日報》理論部同志對胡福明的稿作了多次修改，題目改為《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準備在“哲學”專刊發表。
時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在中央黨校學習後，認識到實踐標準的重要現實意義，並同中央黨校《理論動態》建立了聯繫。
楊西光看了“哲學”專刊《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的大樣後，決定對此稿作重大修改加工，作為重點文章在《光明日報》發表。他請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同志幫助修改加工這篇文章（他自己也參加），並要求先在《理論動態》刊出，再作為《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公開發表。
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請示胡耀邦以後，接受了楊西光的要求，最後將《光明日報》送來的稿和理論研究室原已寫出的稿，由孫長江“捏在一起”，形成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文稿。
文稿送胡耀邦審閱定稿，1978年5月10日，在《理論動態》第60期發表，5月11日，作為《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公開發表。
1979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初稿作者胡福明在南京大學哲學系講課。
“特約評論員”署名
關於“特約評論員”的署名，“這在當時非常引人關注。”沈寶祥特別回憶。他說，當時香港等地的報紙還紛紛報道，揣摩和評論“特約評論員”的含義。
沈寶祥表示，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和全面撥亂反正過程中，一篇一篇的“特約評論員”文章，起著衝鋒陷陣的作用，功不可沒。胡耀邦將“特約評論員”文章作為推進撥亂反正的一種有效方式。
胡耀邦在1979年3月20日給“理論動態組”寫的批語指出：“不管是誰執筆的，我意報刊發表時還是用特約評論員好。實踐標準和科學預見，用的個人名義而沒有用特約評論員名義，效果可能小點，實在是個憾事。”楊西光之所以要將論述真理標準的文章送《理論動態》發表，就是為了使他成為“特約評論員”文章，以擴大影響。以後，“特約評論員”文章很快成為各報刊採用的一種形式。
1978年5月12日，《人民日報》在第二版全文轉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署名是“《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同一天，《解放軍報》也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12、13日，上海的《解放日報》、江蘇的《新華日報》，《福建日報》、《河南日報》、《廣州日報》等多省主要報紙轉載這篇文章。有人統計，兩天之內，全國35家省、市以上的大報有25家轉載了這篇文章，其他一些省報也陸續轉載。
對於《實》一文，沈寶祥表示，這篇文章自始至終沒有點“兩個凡是”，但是，文章實際上解釋了“兩個凡是”的反馬克思主義實質，擊中了它的要害。這篇文章說出了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心中要說而又不敢說的話，把不少人隱隱約約感到的問題挑明瞭，適應了撥亂反正深入發展的迫切需要，從而一下子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衝破“兩個凡是”阻力
但與此同時，反對意見也來得迅速且尖銳，其中就有一個“著名的電話”。
據沈寶祥回憶，1978年5月12日晚上，人民日報社主要負責人接到一個指責的電話。指責的電話對《實》文和《人民日報》轉載《實》文提出了尖銳的上綱很高的批評，直指“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
“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團結的基礎，如果去懷疑主席指示有錯，認為要修改，大家都去爭論哪裡錯了，哪裡要改，我們的黨還能團結一致嗎？我們的國家還能安定團結嗎？所以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澤東思想這面紅旗，是很壞很壞的。”指責的電話說。
1978年5月13日下午，胡耀邦把理論動態組同志召集到他在燈市口富強衚衕6號的家中開會，沈寶祥是參加者之一。
他回憶，人民日報社主要負責人講了前一天晚上指責的電話內容，講完以後，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開了。胡耀邦聯繫自己參加革命的經歷，既有些生氣又有些激動地說，“我怎麼會反對他老人家呢！”
沈寶祥同時表示，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之所以能夠衝破重重阻力，堅持下去，並迅速展開，除了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外，主要是得到了鄧小平、羅瑞卿等老一輩革命家明確而有力的支持。
1978年6月，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著重闡述了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和根本點。中國青年網 資料
鄧小平、羅瑞卿等人支持
在黨中央主要領導人中間，鄧小平是最早明確表示支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
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他在講話中指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一定要和實際相結合，要分析研究實際情況，解決實際問題。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所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他尖銳地批評了黨內存在的一種傾向。他說，我們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
“我們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這確實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任務。”
講到鄧小平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有力支持。沈寶祥還回憶了一件事。
1978年7月23日，胡耀邦召集理論動態組的同志開會，對於胡耀邦的這次講話沈寶祥做了記錄：
“昨天上（下）午小平同志打電話叫我去了一下，三點半鐘談到五點，問我的情況，談了幾個東西。（小平同志說）哦！你們理論動態，班子很不錯啊！你們的一些同志很讀了些書啊！不要搞散了，這是個好班子。他說，他原來沒有注意這篇文章，後來聽說有不同意見，就看了一下，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談到爭論不可避免，爭得好，根源就是‘兩個凡是’。開始時談到這點，肯定了的。鄧副主席這個話對我們是個鼓勵。凡是我們的東西，我們的材料，他是很注意看的。”
羅瑞卿於1977年回到北京復任中央軍委常委和秘書長，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當晚，羅瑞卿就打電話指示，要《解放軍報》根據鄧小平講話的精神，很快寫一篇有分量的評論文章。
闡述真理標準問題的第二篇文章《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1978年6月24日在《解放軍報》發表，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文稿清樣送羅瑞卿審閱修改。
7月18日，羅瑞卿乘飛機去聯邦德國做治腿手術，據當時《解放軍報》負責人姚遠方回憶，臨上飛機前，羅瑞卿還對去送行的軍報負責人說：“那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對，我負責，打板子打我。”
南京市委黨校（市行政學院）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碑 。東方IC 資料
從北京到全國
自此以後，在北京，對實踐標準的公開指責漸少，局面逐漸明朗。
沈寶祥回憶，到當年7月，有一些省委特別是省委第一書記旗幟鮮明地參與進來了。
1978年8月4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新華社發的中共黑龍江省委開會討論真理標準和民主集中制問題的新聞，報道中說，前不久，楊易辰同志在一次動員報告中談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龍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紅的，那時省委雖然有缺點、錯誤，但不是主流。
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膽的論斷。楊易辰是當時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沈寶祥後來訪問楊易辰時提出，“1978年7、8月間，局勢還不是那麼明朗，不少領導幹部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還心存疑慮，採取觀望態度，你們怎麼敢於支持並組織這個討論，並在報紙上公開報道？”
楊易辰回答，實踐檢驗是歷史的必然。當時形勢的發展要求明辨“文化大革命”以來的重大是非，實踐標準的提出適應了形勢發展的需要。當時黨中央對黑龍江重大問題的態度，特別是對幹部的任用，也讓他們心中有了底。
“黑龍江一帶頭，下面跟上來了。”1978年8月4日到12月8日，《人民日報》先後報道了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等主要領導關於支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講話和開展這一討論的情況。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寫道：“會議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於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被稱為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普及教育”，這場討論從北京開始，迅速擴展到全國範圍，包括邊遠地區，從黨的高層、中層發展到廣大的基層，到廣大的人民群眾，從知識分子推廣到幹部、工人、農民、解放軍，到社會各界。
正是這場大討論，實現了思想的大解放，重新認識社會主義，解開了歷史的新篇章，改變了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
回望四十載，沈寶祥說，歷史應該對那場討論給予充分肯定。
“當時來說起了巨大的作用，沒有這場討論，文化大革命的是非不可能揭露出來。只有當時經歷了思想解放，才能正式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對當時的歷史轉折，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起了重大作用。今天，以實踐檢驗真理仍具有重大的意義。無論是過去的改革開放，還是今後在新時代開展新局面，以實踐為標準都是非常必要的。”
（注：本文部分資料引自：《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沈寶祥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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