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辦學方針對於鑄造“新北大”，培養“新青年”至關重要。北京大學當局沒有在“新知”和“國故”之間表示出明顯的偏向，使北京大學有可能成為一個新舊並存的平臺，對學生旁涉多門的鼓勵極大地刺激了學生之間的交流和互補，對“兼容幷包”的追求更是為北京大學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大學”而非取代科舉和書院的“學堂”奠定了基礎。
1918年下半年，北京大學處於相對的平靜之中。辛亥元勳、前教育部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已將屆兩年。他主持的北大學科改革，也已經初見成效，工、商兩科停辦，文、理兩科擴充，增設史學門和地質學門，文、理、法三科各自成立研究所，校內學術研究風氣日漸濃厚，社會上對北大的評價也遠非“兩部一堂”時可比：“國立北京大學自蔡孑民整頓以來，形式上精神上大有可為”。
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初，立志要“改造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2]他公佈了建設北京大學的三種方針：（一）大學是一種學術研究的機構。“研究”不僅是指“輸入歐化”，而且要創造一種新文明；不僅要“保存國粹”，而且要“以科學方法來揭發國粹的真相”。（二）學生不應當“專殘守己”，而“應於專精之餘，旁涉種種有關係之學理”。（三）大學裡應保有思想學術自由，各種分歧繁多的理論，都可以“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蔡元培
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聘請有爭議的人物陳獨秀出任文科學長，陳獨秀主撰的《新青年》也隨之移往北大，而北大文科教員中的新面孔，也很有一些是名字早在《新青年》上看熟了的，如周作人、劉半農、楊昌濟、程演生、劉叔雅、高一涵、李大釗、王星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是剛剛留美歸來的26歲的胡適博士，（胡適當時並未通過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考試，直到1927年他再度訪美方得到補授。但當時眾人均以此稱之，胡適也居之不疑，《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時封面即題名為“胡適博士著”。參見唐德剛：《胡適雜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他因為1917年1月在《新青年》二卷五號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而名噪一時。來北大一年多，他開設的“中國古代哲學史”課程也引起了不少學生的注意和好評。
胡適
這些新派人物和早在民元前後進入北大的“章門弟子”錢玄同、朱希祖、沈尹默（系誤認）、沈兼士、馬裕藻等會合一處，北大氣象頓時為之一新。不過，在蔡元培“兼容幷包”的思想指導下，北大也並非全是新派的天下，原任教師中林損、辜鴻銘、黃侃文化上的保守是出了名的，加上新引進的教員不乏劉師培、章士釗、黃節、梁漱溟、吳梅等國學名家。此時的北大文科，果然是新舊並蓄，百家爭鳴，學生們大可擇善而從。
為了“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會”，蔡元培大力鼓勵學生依照自我興趣，組織各類學會，以培養校內的學術研究空氣。經過兩年的努力，北京大學已經有了進德會、雄辯會、少年中國學會、數理學會、閱書報社、書法研究會、美術研究會、樂理研究會、成美學會等等社團。這些社團有的是教員帶頭髮起，有些是學生自由組合，各社團爭相招聘社員，開展活動。
蔡元培的辦學方針對於鑄造“新北大”，培養“新青年”至關重要。北京大學當局沒有在“新知”和“國故”之間表示出明顯的偏向，使北京大學有可能成為一個新舊並存的平臺，對學生旁涉多門的鼓勵極大地刺激了學生之間的交流和互補，對“兼容幷包”的追求更是為北京大學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大學”而非取代科舉和書院的“學堂”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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