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沒有什麼無法破解的，它整體文明和經濟的發展程度也沒有超出周邊文明太高，而且也在各個方面和周邊文明有密切的交流。根據考古和歷史學界主流的研究成果，三星堆王國與中原文化接觸的主要道理有三條，一為沿長江向東穿越三峽進入湖北西部平原地區，與商王朝發生接觸。二位通過陝南關中，與當地的青銅文明進行交流。距今約3200～3600年之間，伴隨著商王朝都邑的北移和衰落，三星堆王國進入了它的極盛期，出現大量奢侈複雜的青銅器和玉器，前期沿長江向東，抵達湖北江陵，後期向東北，跨越涪江和嘉陵江，在陝西關中與其他青銅文明發生交流和融合，作為佐證，陝南漢中地區城固，洋縣出土的二里崗至殷墟早期的青銅器，與三星堆遺址祭祀坑中出土的器物形制非常相近。近年，一些學者還提出，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先秦巴蜀文明就是著名的南方絲綢之路的起點，三星堆文明，是著名的南方絲綢之路的起點，從這裡古蜀絲綢從四川經雲南至緬，印，再至中，西亞。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白色齒貝，來自印度洋。而茂縣四川涼山與雲南等地，而巴蜀與雲南也發現從西亞輸入的琉璃，石髓與玻璃珠。20世紀50至90年代發掘的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滇文化墓葬中，都有明顯的成都平原青銅文化的影響，包括鐫刻有蜀文化風格太陽紋的三角形無胡戈。辮髮，穿耳的青銅人物雕像。《交州外域紀》中，曾記載公元前四世紀秦滅古蜀後，安陽王“泮”率部南遷，沿南方絲綢之路的犛牛道，南下西昌，再出雲南的元江，最終達到紅河地區。
由於三星堆文明沒有文字，這個神秘國家的統治階級是些什麼樣的人？他們來自何方？一般學者認為，三星堆二號坑出土，高逾2米，頭戴獸面型高冠，身著華麗的燕尾形龍紋長衣，雙手舉於胸前，似乎持有筒狀物的青銅大立人，就是三星堆王國國君或巫師形象，而在國君之下的貴族則身穿長襟衣，戴冠帽，戴耳飾，手腳鐲，項飾與玉佩飾，如果說青銅大立人像代表國君兼大巫師，那麼其他鑲嵌或覆套在木製或泥塑身軀上的青銅人面具與青銅人頭像代表著古蜀國宗教管理階層的群巫，以黑墨描繪出眼，跪坐或半跪，形體矮小的青銅人像，則是被征服的異族或身份低位的普通民眾。北大考古學院的孫華教授認為，2個祭祀坑中大量出現的人首鳥身銅神像，以及身著鳥型服裝的銅巫師，標誌著三星堆文明深受古代山東地區鳥崇拜影響的特性。
除了鳥類，三星堆王國時代崇拜的神祗還不止於此。在二號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銅大面具就很可能是其中之一，它的眼睛瞳孔如短柱突出於眼球之外（縱目），鼻樑上有表現升起雲氣的銅飾件。一些學者根據《山海經大荒北經》中的記載，認為這象徵著控制日月出入和四季變化，“直目正乘（朕，意為瞳孔）”的人面蛇身神祗燭龍或者《華陽國志》中以縱目為特徵的古蜀國王蠶叢氏。而同樣出土於二號坑的青銅神樹，則有可能是古巴蜀文明中太陽崇拜的例證。四川師範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教授認為，它們代表著山海經中東方的扶桑，中央的建木，以及西方的若木等三棵神樹。其中扶桑，若木分別是十個太陽昇起，落下之處，建木則是一棵直上九霄，可以作為天梯通往神界的通天樹，位於“靈壽實華，草木所聚，禐有百獸，相群愛處”的都廣之野，與成都平原水草茂盛，物產豐富的情形極為相似。日本學者林己乃夫根據《華陽國志》與《太平御覽》的記載，認為都廣即是位於古蜀王國境內的四川雙流縣。棲息在青銅樹上，具有鷹喙，杜鵑身的九隻銅鳥，也符合《山海經》中“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的描寫。
如此繁榮，強盛的古王國，為什麼在鼎盛時期突然衰落？北大考古學院孫華教授提出了著名的內部分裂說：由於統治階級對於宗教儀式的過度沉溺，導致大量財富與生產力投入宗教祭祀活動和器物鑄造，掌握軍事行政權力的貴族和掌握祭祀宗教活動的貴族集團出現裂痕，以及如何處理與在關中逐漸強大的周王室的關係上意見不合，最終釀成了一場內亂，最終導致三星堆古城被廢棄，王國中心遷往金山村，城固一帶。 按照孫華教授的觀點，這種王國統治階層的分歧自建國伊始就一直存在。三星堆王國貴族中的一支，是外來自中原二里頭文化的氏族，趁三星堆古國與魚鳧古國彼此征戰之機，逐漸與前者結盟消滅了後者，建立了一個統治整個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的王國。揚雄《蜀王本紀》中，望地禪讓於開明氏的傳說，可能就是當時三星堆王國政統變更的寫照。作為佐證，孫華教授指出在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銅人面具和坐像中，在髮式上有著截然不同的兩種類型：扎辮與戴發笄。
然而，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著名三星堆研究專家林向兵不認可這種推斷，他認為三星堆出土的青銅人像在髮髻，服飾與體型上的區別，並不一定是古蜀國內部社會階層尊卑的體現，而是古蜀國酋邦內部不同部落，氏族差異的代表。“四川盆地由於獨特的地理環境，形成了大小不等的沖積平原，進而決定了古代巴蜀境內邦國林立的局面，各王國聚落移居的路線是由平原西南部邊緣逐漸推進到平原腹地。”林向表示，他認為三星堆古城很可能是古蜀先秦時代文化譜系中魚鳧氏的都城。魚鳧即巴蜀先民豢養的捕魚用家禽鸕鷀，特徵就是鷹鉤式的鳥喙，後逐漸成為族名與其圖騰，三星堆三四期地層中出土數量豐富的鷹鉤嘴鳥頭型器具，暗示三星堆很可能在成為魚鳧王朝的都城之前，就是更早的巴蜀地區酋邦聯盟共主蠶叢或柏灌的都城。
既然三星堆王國突然覆亡的原因不是內部紛爭，那麼又是什麼？林向試圖從一，二號器物坑的祭祀坑性質來尋求答案。“這種祭祀應該屬於‘燎祭’，就是重大災害過後，將原本的祭祀器物進行某種儀式後加以譭棄。”林向認為，迫使三星堆王國不惜以損毀數量如此眾多的珍貴青銅器作為祭祀的災難，就是洪水。他援引東晉常璩撰寫的《華陽國志·蜀志》，以及為西漢揚雄的《蜀王本紀》中關於杜宇王朝時代“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和“若堯之洪水”的記載，推斷三星堆王國都邑的廢棄，和諸多青銅禮器的廢棄掩埋，原因都在於商末周初的洪水災害。從距今8000年開始，長江上游進入氣候暖熱階段，雨量充沛，位於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5至10月的降雨量佔全年的85%至90%，有“西蜀天漏”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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