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親歷》
圖 • 《親歷》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全國大中小學校全部“停課鬧革命”，同時各級各類學校一律停止招收新生。1972年“復課鬧革命”，高等學校包括中專學校開始接收新生，就有了“工農兵學員”上大學。招收辦法是經公社和區革委會推薦，對象是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學歷不作限制，有的高小畢業也進入中專讀書。金牛區16個公社，先由各生產大隊推薦6—10名報名者，再由公社革委會選擇，按區招生委員會下達的推薦名額上報名單和政審資料。公開推薦的標準是“階級出身好，政治表現好”，擁護並投入文化大革命運動。區招委再按市招委下達的招收名額的2：1上報，由省招委錄取。學制一律為兩年。1974年開始試行簡易的文化考試，考試科目有政治、語文、數學三科，分數作為錄取參考。結果那一年，閱卷剛完畢即被全盤否定，出了個“白卷考生”張鐵生，他被塑造為全國最典型的合格“工農兵學員”。金牛區進入高校含中專的工農兵學員，從1972年的40多名逐年增加，到1976年進入高校的工農兵學員有120多名，中專150多名。
1977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全國恢復高考，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第一次高考，破例為“春季招生”，即11月考試，年底前錄取，次年春季入學。金牛區由區委決定成立招生委員會，區委副書記楊作銘任主任委員，成員由區委宣傳部、文教局、工會、團委、婦聯等部門負責人組成，招生辦公室設在區文教局，辦理具體招生事宜。全區報名應考人數約2600餘人，報考條件較寬鬆，“老三屆”初、高中生（1964—1966年初、高中生）年齡放寬到35歲、已婚的也可以報名，錄取標準突破“以階段出身劃線”，主要條件是思想品行端正、成績符合錄取分數、身體健康。考生到公社文教辦公室報名填表，無需初審，只要符合基本條件即可參加考試。當年全區設了3個考場，南門設在永豐中學（43中）、東北門設在聖燈中學、西門設在20中。省招委組織閱卷並下達分數線。達到錄取分數線的考生由公社單位出具政審材料，區醫院進行體檢並提供健康合格表。各高校（含中專）在省招委的配合下錄取新生併發出錄取通知書。
1978年高考進入正常程序，實行夏季招生。6月7、8、9三天全國統一考試，考試科目為語文、數學、政治、理化、史地、外語。招生程序與1977年大概一致。1978年金牛區參加高考人數近5000人，被高校（含大專）錄取的人數近300人。
口述者：陳庭章（時任成都市金牛區三聖公社糧豐大隊黨支部副書記）
1977年是改變命運的一個年代，對國家如此，對我個人也是這樣。
我是1949年出生的土生土長的金牛人，家在三聖鄉涼風村。在三聖鄉的東南方向有一山坡頂叫涼風頂，涼風村就在這片丘陵地區。在大躍進期間，涼風村更名為糧豐村。我們那裡可是真正的花果鄉。歷史上就以花木、果樹種植聞名，特別是茉莉花，我們那裡的茉莉花的花瓣有六七層，比別處的要多好幾層，花香更好聞。我的父母是純農民，大字不識一個。我有一個妹妹，三個弟弟。1957年在高店子小學開始讀書，不曉得咋個就是喜歡讀書，小學成績好，年年都得第一。十一、二歲的時候就讀了《紅樓夢》，儘管裡面有些意思搞不太清楚，但還是喜歡讀。反正找的到的書都讀，一本不剩地看，小學的時候還偷教室頭掛的書回去看。
1963年開始在川師附中讀初中，讀的是新制班。所謂新制班按現在話說就是實驗班，初中高中連讀5年，讀完直接高中畢業。因為餓了飯，進初中的時候才1米1高，是班上最矮的。可惜剛剛才讀了3年初中，文化大革命就來了，還差2年沒讀完。所以也就是個初中畢業。文革前的初中教育是很規範的，川師附中是當時成都市的四所重點中學之一。課程設置很規範很系統，語文、數學、外語等，管理體制和現在差不多，老師也相當負責任。我記得班主任是袁平方老師，現在還在，我們都喊她袁婆婆。後來77年的高考還多虧了她。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被迫輟學了。搞串聯，寫大字報。跟在大孩子後頭鬧，書也沒得讀了。1968年下半年太亂了，當時教委就要求復課鬧革命，把我們學生喊回學校。工宣隊進校，實際上就是把你管到，一堂課都沒上。到了12月份，城市裡知識青年就開始上山下鄉。當時的情況是，如果有病或者能搞到證明就可以不下農村，大部分沒有辦法的就都下去了。我們學校下鄉的地方是青神縣。因為我的家本來就是農村的，就回鄉了。剛剛回鄉就遇到招兵，跟家裡商量了一下，覺得參軍光榮就報名了，過了春節以後就走了。我參的軍是鐵道兵第八師三十九團二營，當的衛生兵。當時坐的悶罐鐵皮火車，一下就拉到雲南的祿豐縣大河口。從1968年底到1976年3月份，我在部隊一直呆了將近8年。
在部隊裡當衛生員雖然辛苦，但還是想看書。抓住一切機會看書，歷史、文學、衛生方面的都看。有時候文書方面人手不夠，就把我喊去寫東西。自己也是努力掙表現，就想被推薦上大學。可惜有4次上大學的機會都跟我擦肩而過。第一次是1970年，當時連隊可以推薦我去讀醫學院。但那時還沒入黨。我們衛生所的所長就說進了學校入黨不容易，緩一年，先把黨入了，明年再去。1971年4月我入了黨。可是那時我們一個領導覺得我寫東西不錯，就勸我改行不要去讀醫學院，意思是說以後可以提幹。但提幹是要等名額的，前面的人不轉業，就輪不到我。就這樣等了兩年，始終沒有提成幹。第二次上大學也錯過了。到了1973年了，又有一次機會推薦我到重慶四醫大讀書，部隊領導也覺得我條件符合，還跟我開玩笑說一定要當個醫學博士喔。我滿懷希望覺得這次一定能讀上大學了。可是苦苦等了一個月，最後還是沒有走成。表面的原因是說上面有規定，51年以前出生的年紀大了不符合條件，其實我後來知道是被一個女兵頂了。後來我就徹底傷心了，我的牛脾氣也上來了。就堅決要求復員，給我提幹我也不幹了。1976年3月，我終於復員回鄉。部隊7年多，苦辣酸甜什麼都嘗過，鐵道兵的艱辛是說不完的。我親眼見過我們營的戰友在隧道里被塌方砸死。我不怕艱苦危險，可是我最遺憾的還是沒有上成大學。
1976年12月，我回鄉後擔任了三聖公社糧豐大隊黨支部副書記。老書記身體不好，基本上我就要頂著幹。白天生產，晚上開會。1977年還在搞推薦工農兵大學生，我那個上大學的心還沒死。那年有一個名額給三聖公社，我知道後就找老書記磨，天天找他，請他喝跟頭酒，他同意了，還把名都報了。但是當時的情況太複雜了，有太多人想著那個名額，城頭（裡）的知青，還有隊幹部的關係戶等等，最後這個名額還是轉給幸福大隊了，只給我們大隊一箇中專名額。就這樣，我的大學夢再一次破滅。
要不是1977年恢復高考，我可能這一輩子就真的跟大學無緣了。可是誰想得到，歷史有時候就是這樣戲劇性。當時消息傳下來的時候，我是又喜又悲，心頭複雜得很。大學是肯定想上的，但是要說考，真是一點把握都沒有。畢竟那麼多年了，沒有系統看過書，也買不到啥子複習資料。對自己沒有信心。而且那個時候快考試了，是10月份，正趕上點小春。我們村有10個生產隊，我每天晚上要回公社報數據，哪個生產隊挖了好多，哪個生產隊點了好多。根本沒有時間複習。而且當時還有個規定，只能高66、高67的參加。我不夠資格。結果我們那個班主任袁平方給我們每個人把證明開起“新制68級相當於高67級”，給每個學生送到家頭。甚至把補習的費用都交了的，喊我晚上去上課，我都沒想到。咋個弄呢？當時還是想去考，但是又不敢去考。但我知道我們大隊有些人報了名。當時一個文教幹事胡老師，他就跟我說，這些人裡哪個有搞，哪個莫得搞。我說你說的這些人都考不起，其實我心裡是有些不服氣。最後說毛了就頂起了。他就說今天是最後一天報名了，你敢不敢來嘛？我說就五毛錢報名費嘛，當吃盤迴鍋肉！就這樣把名報了。當時是先填志願，只填學校不填專業。具體哪些學校我記不情了，反正是文科類的。11月份就參加考試了，考了語文、數學、政治、史地。從報名到考試書都沒摸過，靠著自己的老底子。當時考了兩天。後來分數下來了，平均分是60多分，就上了西師。考起以後才有點後悔，因為沒有好好複習，應該可以考得更好一些。記得語文試卷中有一道題，是默寫毛主席的《蝶戀花.答李淑一》，我記得很清楚，我寫錯了一個字，就是“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的“颺”字。不應該錯的。有點不太想去西師，想讀川大歷史系。但親戚朋友都勸我，你都28歲了，就去嘛。就這樣糊里糊塗就考了大學。78年3月份的時候就入校了，讀的是西師的政治系。到1981年底，三年就把本科課程學完了。當時有個說法，國家特別需要各類人才特別是師範畢業的學生，就打算讓我們這一屆提前一年畢業。但當時的教育部長蔣南翔說不行，本科生一定要學夠四年，保證質量。就這樣，我們最後一年又選修了十幾門課，1982年元月份正式畢業。
我是在學校裡結的婚。當時只要滿了三十歲就可以結婚。愛人在金牛區工作，我自己也是金牛區人，當然還是想回來工作。就這樣，先是分到十八中當政治老師，後來調到區委宣傳部工作，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我覺得77年恢復高考制度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給那些除了讀書沒有其他任何關係的平民子弟提供了唯一的一個競爭平臺，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你要說它是新科舉制度也好，但這個制度不能廢。這是一個國家國民教育的基礎環節。
陳庭章大學畢業文憑
口述者：劉選正
（時任成都市金牛區龍潭鄉院東小學民辦教師）
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令我終身難忘。恢復高考是在1977年，大概這一年九、十月份，報上公佈了國家恢復高考的決定和招生簡章，對於十多年來求學無門的廣大學子，特別是“老三屆”畢業生，可以說是意外的驚喜。報考的人很多，考前龍潭和院山兩個公社的考生集中在一起聽公社領導作動員，38中的操場都擠滿了，大概上千人吧。那年的考試對我們來說像是一場“遭遇戰”，因為時間很短，無法複習，連過去讀過的教材都找不到了，早當成“毒草”給毀了。好在考題較淺，基本上都是初中的內容，我記得語文考試中有一道題是默寫毛主席詞一首：《蝶戀花.答李淑一》，這對於我來說真是太簡單了。第一天考試人來得很齊，考室全坐滿了，第二天就少了很多，第三天又少了很多，說明很多人中途放棄了。但我考得很順利，感覺很好，後來果然是兩個公社中上線的5個考生之一。接著是體檢，政審、等待錄取通知。學校發榜的時間漸漸過去了，我沒有接到通知，落榜了。後來公社的人告訴我，我是政審不過關，因為我父親有歷史問題。這對我的打擊真是太大了，比考砸了還要糟，考砸了明年還可以再爭取，但在那個年代，像我這種情況，讀大學的路就算是被堵死了。
轉眼到了第二年的5月，78年的高校招生簡章又出臺了。有了77年的痛苦經歷，我沒有去報名。後來公社的文教幹事告訴我，我完全符合報名條件，已經替我報了名，叫我去領准考證。那時我在社辦小學教書，同事們也積極鼓勵我，於是我再次鼓起勇氣，準備參考。這一年報考的人比上一年少多了，但水平更高，經過半年的精心準備，人人顯得信心十足。我複習應考是一段痛苦的經歷，沒有複習資料，找來了複製資料又沒有複習時間，因為每天都有上課任務。好不容易挪出一點時間複習，同時還得兼顧家務，照看孩子。那時我的兒子剛剛一歲多一點，正在呀呀學語。那年高考文科要考地理，我在家裡牆上掛了兩張地圖，有一天我正複習的時候，孩子一邊指著地圖，一邊要我抱。我把他抱起來。他指著地圖清晰地說了三個字：“加拿大！”然後用清澈的大眼睛望著我。那一刻，我的兒子儼然成了我的地理老師，告訴我地圖上的那個地方叫加拿大。感動之餘，我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努力考好。這一年考試的難度要大許多，但自我感覺基本滿意。後來分數出來了，雖然和期望值差了很多，但也比劃定的分數線高出了幾十分。接著又是體檢、政審，又是漫長而痛苦的等待。錄取工作漸漸結束了，我還是沒有接到通知，大學夢又一次破滅了。
但是我還是很不甘心，因為我聽說一些比我分數低許多的人都被錄取了，我就到當時位於簧門街的市招生辦去諮詢情況。那裡一名工作人員告訴我，像我這種情況還有很多，主要原因是招生學校不太願意錄取年紀偏大的學生。那時高考剛剛恢復，錄取工作還不像後來那樣合理和規範，也沒有搞按分數段送檔和錄取。但那位工作人員也給了我一點希望，他說領導正在研究擴招，解決高分落榜的問題，爭取把300分以上的考生都招進學校，叫我隨時來關注新的情況。過了幾天我又去了，他沒等我問就說：“明下午3點鐘你來一下，可能會有好消息。”第二天下午3時，市招辦的過廳裡擠滿了人，還是那位工作人員拿著厚厚的一疊大學錄取通知書出來了。他說：“下面我念名字，唸到的同學就到前面來領取通知。”接著他一邊念名字，一邊發通知。其中有一個人聽到自己的名字後跳了起來，接過通知後退了一步，大概是準備向那位工作人員深深地鞠上一躬，可是他突然倒在了地上。當大家把他扶起來時，他一邊抹著淚，一邊笑著說：“沒事，沒事，我只是太激動了。”哎，那種情形真是難以形容。後來是什麼時候唸到我的名字，我是怎麼接過的通知，我都記不得了，只記得那天我回家時騎車騎得飛快，還撞倒了一個下班的女工，再三向別人賠禮道歉才算了事。
我後來明白自己當時為什麼會那樣激動。在那個錯誤的時代，我們被耽誤了十年，現在的人恐怕很難理解一份大學錄取通知書在我們心中的分量。一份錄取通知書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前途和命運，但一個人的前途和命運又是和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到來，個人讀不讀大學又有何意義？重要的是，當時已經粉碎了“四人幫”，各方面的工作百廢待興，撥亂反正，步入正軌。我們已經看到祖國、民族以及我們自己的光明前途。如果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那麼，1977年和1978年恢復高考的過程中，已經是到春江水暖，春意盎然了。
1978年成都二十中考場
選自《親歷——五十年金牛記憶》
祝今天的考生都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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