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曾聽到一個笑話，說一個小學語文老師課堂提問學生：李白為什麼“停杯投箸不能食”？學生答：因為害怕是“毒米”。老師又問：為什麼他說“舉杯消愁愁更愁”？學生回答：因為喝的是“假酒”，當然會愁上加愁。
有人據此發議論說，現在除了說假話是真的，沒有什麼是真的了。想一想也是，我們看的是假新聞，讀的是盜版書，種的是假種子，上的是假化肥，一個心灰意冷的人喝農藥自殺怎麼也不能成功，喝酒卻使他送了命。
我就親眼見過，家鄉的父老製造“假羊絨”的盛景。他們把清油拌上爐灰，然後攪進羊絨堆裡充份量。聽說是賣給俄羅斯，我委實吃驚不小，俄羅斯人這麼好騙嗎。
過去遇到坑蒙拐騙的事，老人總安慰我們說“世上還是好人多”，壞人壞事要麼沒有，即使有，也不是“主流”，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看來滿不是這回事。
據報載，南方一些地區，整村、整鄉、整縣的“製假販假”，並形成了相互配合、取長補短的良好態勢（經濟學家謂之“地下經濟”），這就恐怕不是一個好人和壞人的比例問題，而是一個社會有沒有道德底線的問題。
說起道德底線，康德認為宇宙中有一種絕對的、先驗的、人們都必須無條件遵守的“絕對命令”。比如，面對一個落水的人，你必須去救，你不能考慮你的價值和落水者的價值哪一個大。
這不是一個數學問題，而是一個信仰觀念問題。因為在上帝看來，我們都是脆弱的孩子，有什麼功業、榮譽值得誇耀呢？只有為了他的“絕對命令”而犧牲，才是真正不朽的道德。
但現在除了宗教徒，有誰能做到呢？因而學者們將標準放低，把道德分為宗教性道德和社會性道德。比如對待一個落水的人，至少就有四種態度。
第一種是不顧一切地跳下去，那怕自己不會水，也應為了某種良知和信念去救人，這是宗教性道德。
第二種就不一定非親自去救不可，你可以打電話報警，甚至抱著岸上的電線杆子大喊大叫，也算履行了某種搭救的責任。
第三種是不理睬，裝作沒看見，警察來調查時，說我正在岸上看風景，沒有聽見呼救聲，這是自私，屬不道德行為，但沒有違法。
第四種是趁火打劫，當落水者奮力爬至岸上時，不但沒有援之以手，反而一腳踩了下去，這是違法，屬於反道德行為，也就是說他突破了某種道德的底線，屬於法律追究的範疇。
我不知道這種劃分能不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是不是還有人認為它陳義過高？我只覺得如果照此標準衡量一個人的道德水準的話，那麼我家鄉的農民製造“假羊絨”可能還不算“突破底線”。
這個時代有許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比如，官員收了賄賂，而把本應由鋼筋、水泥、混凝土做的橋樑拿“豆腐渣”換過；商人明知道假煙、假酒、假藥的危害，但還是造個不停。我想，這才是真正的“底線的突破”。
2.
我在電視上看過一個公安戰士審問一個製假藥的老女人的專題片。公安戰士問：你知不知道這藥可以害死人？，老女人回答：知道。公安戰士又問：你的孩子病了，你會不會給他吃你制的藥？老女人回答：不會。
下面兩句才真正令人震驚。公安戰士問：既然你的孩子你都不會給吃，你為什麼要賣給別人，以致造成19人死亡呢？老女人淡然地回答：他們又不是我的孩子。
我當時看到這裡，內心極度絕望，卻對這個老女人生不起半點憤恨。我當然知道這個使人妻小俱死的老女人“罪大惡極”，但面對熒屏上那張麻木、顢頇、沒有半點生氣的臉，我的內心只生出一種難以言喻的悲憫。
這不是如主持人說的那樣，是由於“法律意識淡薄導致的悲劇”。我想法律出現以前，一個人也不能存心剝奪另一個人的生命。豬不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但很少有豬因為爭食就將同類有意咬死。
耶穌在寬恕一個人時慣用的一句話，就是“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那麼，具體到這個製假藥的老女人身上，她不曉得什麼呢？她不曉得人生命的價值和尊嚴，它的存在和各種追求幸福的權利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而且真正嚴重的問題是，即使她想“曉得”，又有誰會告訴她呢？她的父輩以及父輩的父輩教過她“忠”，教過她“孝”，惟獨沒有教過她“愛”。愛自己，愛鄰人，甚至愛仇敵，愛這個世界上的一山一水、一花一木。
她打小看見的就是掠奪、傾軋、父子相殘、婆媳鬥法，外表溫熱的親戚趨炎附勢、暗中較勁，官吏打著“懲惡揚善”的旗號，實際上不過是“黑吃黑”。因而，她看不到希望，也沒有榜樣，她的靈魂沉睡著。
當她這麼做的時候，她不覺得有什麼不對，既然造假藥能賺錢，能養活孩子，即使會死一些人又有什麼關係？就像種莊稼不總是要鋤掉一些雜草麼？
3.
在震驚中外的多佛爾慘案中，58個來自中國的偷渡客被人裝在運送西紅柿的集裝箱裡活活悶死，而中國官方沒有派員參加他們的葬禮。官員們除了強烈譴責西方的移民政策外，就是強調加大對國內偷渡的打擊力度。
但英國的普通民眾卻大為悲慟，他們自發組織起來，為死難者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令人感動的是，有幾百個膚色不同的孩子前來參加，他們手拿蠟燭，為這些死在異鄉的孤魂祈禱。
看到這樣的故事，我總是很絕望，一種民族文化自卑感油然而生。國粹家告訴我們，中國文化如何了不得，有唐詩宋詞、漢賦元曲、諸子百家……但在這樣的小故事面前，我對它們的自信變得不堪一擊。
贗偽氾濫、道德滑坡、貪汙成風、賄賂公行，我們的時代以及個人生活淪落到今天千瘡百孔、到處漏水的境地，原因不是個別的，而是全體的；不是枝節的，而是根本的。
我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就沒有了確立具體紀律的那個絕對準繩；沒有了構築一切語言的那個最後詞根。一句話，我們沒有了自己的信仰，這才是焦點中的焦點，癥結中的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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