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18日，我國第四個直轄市，也是中西部地區唯一的直轄市，重慶市正式揭牌。成立重慶直轄市是黨中央、國務院的重大戰略決策，對重慶和我國西部地區的發展影響深遠。然而重慶的直轄之路並不一帆風順。
“三峽省”的擱淺
1984年2月17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專題研究三峽工程的重要會議在中南海召開。會議決定成立國務院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籌備“三峽特別行政區”和三峽開發公司。會後，經過近一個月對一些原則問題進行反覆協商，3月15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鵬向國務院和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遞交了《關於開展籌備三峽工程若干問題》的報告。《報告》在“妥善解決庫區移民問題是三峽工程成功的關鍵”這一部分內容中提出了“建立三峽特區的建制，成立特區人民政府，直屬國務院領導，享受省、市（自治區）一級政府的待遇”的方案。
4月，“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正式成立。7月31日，中央書記處在北戴河召開會議。會議討論了由國家水利部黨組向黨中央國務院上報的關於將“三峽特別行政區”改為“三峽特區”的建議，並形成了一致意見。為加快三峽地區的建設，妥善解決三峽庫區的移民問題，會議決定成立“三峽特區”，特區政府直屬國務院領導；川鄂兩省凡有移民的地區，均劃歸三峽特區政府管轄。10月26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再次研究三峽工程問題。會上，國務院副秘書長顧明就三峽的管理機構名稱問題坦率地談了自己的看法：“三峽特區”與“深圳特區”“珠海特區”等沿海經濟特區的性質不一樣，但把“三峽”冠以“特區”的名稱，似乎容易造成混淆。最後，他委婉地建議：“三峽特區”還是改個名字為好。於是，與會者又就國務院負責人當場提出的“三峽行政區”的名稱進行了討論，並一致贊同。但會後，有人研究了《憲法》，說上面沒有設省一級的行政區建制的規定。為穩妥起見，中央最後委託民政部部長崔乃夫、國務院副秘書長顧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項淳一組成一個小組，專門研究三峽行政區的名稱、區劃和建制問題。這個小組經過深入研究後認為，作為一個省一級的建制，只有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所以，建議將“三峽行政區”改為“三峽省”，這樣比較符合現行憲法。
1985年1月19日，鄧小平專門聽取了李鵬關於建設三峽工程的彙報。當彙報到“正在考慮專門成立三峽行政區，用行政區的力量來支持三峽工程建設，做好淹沒區的移民和經濟開發工作”時，李鵬提出“這個行政區應該包括重慶市，有了大城市，有一定的工業經濟基礎和人員智力的支援，便於發展經濟”的建議。鄧小平當即表示，“可以考慮把四川分為兩個省，一個以重慶為中心城市，一個以成都為中心城市。”3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成立三峽省籌備組。當時三峽省的行政區劃範圍為：四川涪陵地區的涪陵區、南川、墊江、豐都、武隆縣、秀山、酉陽、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石柱土家族自治縣；四川萬縣地區的萬縣市、萬縣、開縣、梁平、忠縣、雲陽、奉節、巫山、巫溪、城口；湖北宜昌地區的宜昌、宜都、枝江、當陽、遠安、興山、秭歸、長陽土家族自治縣和五峰土家族自治縣；湖北宜昌市；湖北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巴東縣。其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證三峽工程順利建成，妥善安置庫區移民，加快三峽地區的經濟開發。
根據1984年國家有關權威統計資料分析，在除臺灣省之外的30個省市自治區（包括“三峽省”自身在內）中，“三峽省”所佔的位置大體是：面積名列第26位，人口名列第24位，工農業總產值名列第27位。這一系列數據表明，籌建中的“三峽省”既是一個“小省”又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窮省”。
“三峽省”的籌建是與三峽工程的興建連在一起的。而此後，人大、政協有不少人對三峽工程表示疑慮甚至持不贊成態度，更有專家不斷提出泥沙淤積、庫岸地質災害、水庫特別是重慶主城江段水質惡化等問題。為了慎重起見，中央以一切為了對人民負責任的態度決定對三峽工程進行重新論證。1986年5月，中央和國務院將三峽省籌備組改建為國務院三峽地區經濟開發辦公室。“三峽省”的籌建被擱置下來。
四川三峽經濟聯合發展委員會的鋪墊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國民經濟恢復高速發展，三峽工程重新論證也完成。1992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1993年4月，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正式成立，李鵬任主任，肖秧任副主任。為了配合國家三峽工程建設，對接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的工作，四川省委決定成立三峽經濟聯合發展委員會。
1993年8月，四川三峽經濟聯合發展委員正式成立，省長肖秧任主任，副省長甘宇平任常務副主任，重慶市長劉志忠任副主任，有關市、地的市長、專員任委員。辦公地點設在重慶，由重慶市選派辦公室主任。聯發委的任務是以建設三峽工程為契機，按國家沿長江開放開發的戰略佈局、國家和四川省加快發展三峽庫區經濟的要求，大力發展經濟聯合與協作。
聯發委雖然存在的時間不長，只有三年時間，但它是重慶從計劃單列到代管“兩市一地”直至直轄過程中的一環，不僅使重慶的中心城市作用得到進一步的發揮，客觀上也使原本處於三峽庫尾的重慶市更加自覺地將自身發展與庫區腹地的經濟建設和移民安置緊密聯繫在一起，從而為中央從安置三峽移民的角度審視設立重慶直轄市的必要性作出了實踐上的鋪墊。
代管“兩市一地”的過渡
1994年12月，三峽工程的正式動工，移民問題日漸顯現。百萬移民這一世界級難題，是難以用簡單的賠償遷移來解決的，要完成開發性移民，實現庫區經濟的大發展需要行政上強有力的統一管理。於是，中央開始正式醞釀設立重慶直轄市。
三峽庫區移民舉家外遷
黨中央、國務院決定成立一個特別調查小組，由時任國務委員的李貴鮮負責，論證設立重慶直轄市的可能性，為避免類似“三峽省”那樣的事情再次發生，這次調研是在秘密中進行的，甚至連一些參加調研的部長都不知道重慶要直轄。
1995年，中央派人到四川進行調研。3月，國務院總理李鵬與時任四川省省長、原重慶市委書記的肖秧討論成立直轄市的問題。當時肖秧主張成立大重慶市，包括三峽庫區和黔江地區。10月，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張德鄰調重慶任市委書記，李鵬給他交代了中央考慮成立大重慶市和管好三峽庫區移民的意圖。12月，李鵬又分別與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商討了成立重慶直轄市的問題。江澤民和胡錦濤都贊成設立重慶直轄市，但都考慮到四川內部可能會有異議。李鵬提出解決意見：時間還來得及，從1995年12月到1997年開人代會，有一年半的醞釀時間。
此後，李鵬在1996年上半年多次與國務委員李貴鮮等商談重慶直轄市的籌備工作，並得到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支持。徵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漢斌的意見，也同意重慶改設直轄市，直接領導縣，取消“兩市一地”，即涪陵市、萬縣市、黔江地區。在6月召開的總理辦公會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分別討論和通過了重慶改設直轄市的方案。6月26日，李鵬在他的辦公室同四川省委書記謝世傑、省長宋寶瑞、委副書記蒲海清、重慶市委書記張德鄰開會時說，中央已經同意設立重慶直轄市，現在要有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張德鄰，副組長蒲海清。謝世傑、宋寶瑞希望把達川和廣安都劃入重慶，李鵬不贊成，認為這樣重慶又多了1000多萬人，“小馬拉不動大車”，顯然不合適。小平多次說“我是四川人”，廣安如劃入重慶，也不合適。
隨後，重慶直轄市的組建工作緊鑼密鼓的展開。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批覆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意四川省委託重慶市從1996年9月15日開始代管萬縣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區，明確“自代管之日起，兩市一地的黨政工作和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及三峽庫區移民工作等，均由重慶市代四川省行使管理職能。”在當天由江澤民主持的常委會上，通過了張德鄰繼續擔任重慶市委書記，蒲海清為代市長，王雲龍為常務副書記的決定。會議認為，這樣做不僅有利於解決四川面積過大、人口過多、難於管理的問題，也有利於加快四川和重慶的經濟發展，帶動西南地區和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開發，有利於三峽工程的建設和做好移民工作。重慶直轄市要按照“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則設置政府機構。
重慶直轄市的正式設立
1997年2月27日，國務院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關於提請審議設立重慶直轄市的議案》。李鵬總理在議案中指出，重慶是我國西南地區和長江上游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為了充分發揮重慶市作為特大經濟中心城市的作用，進一步推動川東地區以至西南地區和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並且有利於三峽工程建設和庫區移民的統一規劃、安排、管理，同時解決四川省由於人口過多和所轄行政區域過大、不便管理的問題，國務院經過認真研究、反覆論證，擬將四川省的萬縣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區所轄行政區域劃入重慶市，設立重慶直轄市。隨後，國務委員李貴鮮于3月6日就議案向八屆人大五次會議作了進一步說明，他指出，在方案醞釀過程中也提出過設省的方案。經過反覆調查、論證、比較，從穩定全國行政區劃的大局出發，認為四川省的格局不宜作大的變動。同時考慮到，如果設省，難免要建立一整套省級機構，增加編制，增加非生產性建設和行政、事業經費，勢必耗費財力；設省後重慶作為省會城市，不但與省機構重疊，也不利於發揮它的長江上游和我國西南地區中心城市的作用。所以，在認真權衡各方面因素之後，選擇了設重慶直轄市的方案。
3月14日，在第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來自全國各地的2720位人民代，對國務院提出的設立重慶直轄市的議案進行了表決，贊成2403票，反對148票，棄權133票，議案高票通過，會議作出《關於批准設立重慶直轄市的決定》。標誌著繼北京、上海、天津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四個中央直轄市誕生了。這是我國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的一件大事，也是國家為加快中西部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所採取的一項重要舉措。
1997年6月18日，重慶直轄市揭牌儀式在重慶人民大禮堂隆重舉行。這是3000萬多重慶人民深情注視的日子，它閃耀著不同尋常的光彩，輝映著重慶前進的步伐，開啟了重慶經濟社會發展的嶄新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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