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克軍
從小鎮到藝術重鎮，路有多長？
這並不是一個物理問題，也不是一個想當然的能夠輕易解答的數學問題。換言之，即便我們可以作出種種周全的策劃，甚至請最為專業的設計團隊勾畫出最具可行性的藍圖，可能最終也只是淪為紙上的“烏托邦”。
“羅馬不是一天建起來的”，一個藝術重鎮的形成，涉及的內容太過複雜，我們可以隨意說出上百條它所關聯的問題：
歷史深度、文化沉積、傳統底蘊、名人大師、城鎮知名度和號召力、藝術前沿性、開放性、現代性、當代、政治、性、女權、東西方、材料、形式、人工智能、意願、資金、市民文明程度、藝術從業人員數量、文化產業聚集度、展會組織和服務能力、交通便利度、旅遊資源、電視和網絡覆蓋率、贊助商、策劃、推廣、邀約、場館數量、運輸、安保、保險、飲食、環衛、醫療、法律諮詢、人口、氣溫、空氣質量、風情、激情、靈魂、畫廊、稅收、城市氣質提升、新觀念、腦洞大開、吸睛、看不懂、GDP、負債、收藏、天價、大腕，論壇、風流韻事等等。
中國的狀況還要複雜一點，比如：
審批、審查，利益分配，意識形態，關係，換屆，外行領導內行，部門協調與配合度，主導權，政績關聯度，自由度，政府會期，民族化、文化自信、堅守傳統、藝術民主、保守、差距、霧霾、斷電、維穩、刑事案件、名模、名嘴等各路明星蹭臉、毀約、資金挪用、貪腐、排行榜、批評等等。
當我們對戛納、巴塞爾、卡塞爾、聖保羅、威尼斯、惠特尼、福岡、光州等藝術名城所舉辦的藝術活動進行考察後發現，與中國相比，這些城鎮未必具有什麼硬件上的優勢。
但威尼斯自1893年4月19日出臺《設立一個國內藝術家作品展出的雙年展機制》以來，延續今日共舉辦了57屆；1951年設立的巴西聖保羅雙年展，雖在進入21世紀後遭遇一些困難，但仍然堅持舉辦了第33屆；1955年，在弗里德里希阿魯門博物館尚未恢復戰爭創傷的斷壁殘垣間，舉辦了第一屆卡塞爾文獻展，每五年一屆，迄今已歷經14屆。
20世紀下半葉，雙年展作為一種展覽機制風靡全球：美國惠特尼，法國里昂，澳大利亞悉尼，德國柏林，古巴哈瓦那；80年代後，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南非約翰內斯堡，澳大利亞新墨爾本，韓國光州，日本福岡，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等，至今，全球僅雙年展就有300多個。
中國在其中是一個尷尬的角色，同樣的事，我們的雙年展少有能夠按照最初的設想順利延續的，每每看到的總是首屆，然後就沒有然後了。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刻反思，這樣的狀況需要逐步改變。
如果以硬性指標衡量，國內具備物理性資源條件的城鎮不在少數，更遑論一些綜合指數極其漂亮的中小城市和超大型城市。但為什麼我們只有小鎮，而沒有藝術重鎮呢？
把各種條件梳理排除後，發現我們擁有的和缺失的不成正比，不足以支撐一個藝術重鎮，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
一、對藝術、藝術史、藝術家、藝術市場、藝術產業和藝術重鎮的綜合價值缺乏基本的認知。
我們沒有全民性的、整體性的、習慣性的藝術傳統，藝術僅僅是小眾的，甚至是藝術家和藝術品經營者之間的金錢遊戲，藝術即時的顯性的與歷時的潛性的效能難以達成最大化的整合，對藝術與城市建設、藝術與經濟發展、藝術與城市的歷史觀照、藝術與城市地位之間的關係缺乏定位、缺乏思考、缺乏經驗、缺乏長遠觀念，對如何善用藝術的抓手或推手作用所知甚少，更不知如何操作使之可長可久。
二、沒有歷史的想象與追求，缺乏歷史責任感和擔當，功在當代尚且畫餅，利在千秋則從不在預想之中。
我們沒有時間的概念，我們不善於從歷史的維度、下一代的角度去思考城市的未來與需要，在事功的誘惑和逼迫之下，從事城市管理和城市文化事（產）業管理的絕大部分人員，所有的夢想都僅僅只是完成工作而已，僵化的而非活性的，保守的而非激進的，溫吞的而非火熱的。也就是說，針對一個任務，有一些尸位素餐的、沒有歷史和藝術情懷的人，沒有創造性完成任務的衝動和理想，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還好，一旦涉及利益，有時候他們會充當攪局的角色。
藝術在我們的地方社會、經濟發展中從來都不是重點，它只是地方政治、社會的點綴，藝術高蹈的虛無性，永遠要讓位於管理的實用。悲觀言之，我們的城市管理者是以數據為表徵的政績和上級的判斷來衡量其管理效能的，這就決定了他必須要在短時期內完成對上級以及自己的現實利益最大化，這就同時決定了管理者個人的政治抱負體現在管理的急功近利和利弊得失的權衡上面。而藝術的不可把握性和危險性，往往超過它可能的巨大成功性帶來的榮耀和價值，它導致選擇什麼或不選擇什麼並不十分的困難。
三、在中國，小鎮只是尷尬的行政概念，在層級制+意識形態的管理體系中，“鎮”，即便在擴大的或泛化的意義上，也不是一個擁有多少資源支配能力的主體。
我們的資源有一種穩定的流向，呈現的是由高到低的線性下行趨勢：首都——直轄市——開放城市——省會——一線城市……鎮，在邁向藝術重鎮的過程中，鎮級單位自身的所有劣勢，都會成為短板和障礙。
上級單位一般而言，只是提出一些模稜兩可的“指導性意見”或者劃出一道道紅線，而一旦出現成功的可能，隨之而來的規定動作包括“明搶暗奪”“分一杯羹”，畫蛇添足的“指導”和種種獎勵、提升。萬一出現不虞狀況，則主辦方、協辦方甚至贊助方都會成為“背鍋者”。因為上級單位總是未卜先知的，已經預見到了問題出現的必然性。這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另外，政策的延續性總是搖搖欲墜，後任否定前任決議的事常常發生，不知多少議案、計劃書死在繼任者的抽屜裡。繼任者們似乎特別喜歡改弦更張，而不善於佳者繼之，持之以恆，不理解百年樹木的道理。
四、當下，我們的藝術活動大多是商業經營理念主導下的經營活動，還包含一部分政治性的任務。
在小鎮向藝術重鎮的行進中，在我們的國度，藝術本身從來都不是決定因素，各類藝術展事的策劃者、組織者也不是首要因素，藝術只是一個基礎性的組成部分，一個由頭，而最終想要達到的目的離藝術很遠，甚至毫無關係。站在藝術背後，決定藝術命運的永遠是非藝術因素，譬如權力、資金、意識形態，動機上總缺少那麼一點純粹的，理想主義的，不計得失的感覺，計較的永遠不是藝術能為這個地方、這個人群的未來帶來什麼基因的、血脈似的改變。
按照行政的方式而非藝術重鎮生成的規律，不注重有意識地培養一個地方的藝術根基、藝術脈絡，提高整體藝術素質及對藝術的熱愛和忠誠度。在投入與產出上下功夫較多，計算十分精細，算盤打得嘩嘩響，卻往往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利益分配務求見者有份，而地方政府對藝術活動的財政撥款額度總是象徵性的，社會資本的逐利性又總會因為回報的問題，而總不那麼靠譜或者難以為繼。
基於並不限於上述原因，所以指不上，推不動，後悔莫及，久之就形成了一種可以想象的惡性生態環境，於關注藝術生長的人們而言只能哀其不幸，徒呼奈何了。
中國不乏藝術發展的頂層設計，不缺有藝術展事的追夢者和策劃者，中國也無疑是需要高地更需要高峰的，需要幾個甚至更多在世界上叫得響的、在某個程度上能夠引領藝術發展方向和趨勢的藝術重鎮的。但一層層的誤讀、分解、消化，一次次的中止、放棄之後，就只餘縹緲如煙的夢了。
路漫漫其修遠兮，從小鎮到藝術重鎮到底有多長的距離？說長就長，如跨越不過去的天塹，但說短就短，短到只有牙長一段路，兩個字而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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