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爺爺離世那天，我終究還是沒能親耳聽他完完整整地講述過他的革命歲月。第一次聽到他的生平是在告別儀式上：“蔡一山同志在淮海戰役、渡江戰役、福廈戰役中榮立二等功三次、三等功兩次，1951年出席第二十八軍第四屆英模大會並當選為模範工作者……”
那一刻，我才發現，電視裡、報紙上所講述的老革命家竟然就在我的身邊，竟然是我最親愛的爺爺。小時候父母工作忙，我一直由爺爺奶奶照看。我記憶裡的爺爺，是個總喜歡穿著白襯衣帶著白帽子的老醫生。不論盛夏還是嚴冬，即使深夜，一個電話就會讓他立刻背上醫藥箱騎著自行車趕往患者住所。他好像從未真正“離休”過，即使離開工作崗位也一直堅持為患者診治，直至體力不支才慢慢停下“外診”的腳步，但“話診”的方式卻從未停歇，每當鄉里鄉親打電話諮詢病情時，他都會仔細叮囑半天，過段日子還不忘給他們打電話詢問後續情況。平日裡爺爺常給我講故事，很多都是戰爭年代的事，但涉及他自己的只有偶爾幾句。印象最深的是那個夏天的傍晚，我摸著爺爺胸膛上的疤痕問他是什麼，他神情凝重地跟我說：“芃芃，很多人為了革命流血犧牲，這些疤痕就是印記，提醒我們現在的好生活來之不易，一定要珍惜。”
但我還是無法將爺爺和老革命家聯繫在一起，就像每次縣裡邀請爺爺去作報告，他都會先搖頭：“我的經歷沒啥好說的，要是講講革命精神、愛國精神啥的還可以試試。”
關於爺爺更詳盡的軍旅經歷，我是在爺爺離世後陸續從姑姑、父親的口中得知的。爺爺1930年出生，17歲投身革命，來年入黨。入伍前爺爺有一定的文化基礎，所以一入伍便被分到衛生隊學醫，成為一名戰地軍醫。漫漫行軍路上，環境艱苦，風餐露宿，草根樹皮都拿來填肚子，爺爺因此患上嚴重的胃潰瘍，一度到了胃穿孔的地步，但他依舊忍著劇痛在前線搶救傷員。
渡江戰役中，爺爺身上被炸彈碎片崩得血肉模糊，他自己拿著鑷子一點點清理，顧不上包紮就穿著血跡斑斑的軍裝追趕大部隊。爺爺班裡的戰士看到他時先是一愣，之後緊緊抱著他失聲痛哭：“蔡班長，我們還以為你被炸彈炸死了呢！”爺爺摸著他們的頭笑著說：“我要是被炸死了，誰教你們這群小子救人？”
照顧病人不是一件易事，爺爺有著極大的耐心和細心，對病人總是一邊治療一邊開導。有時藥品缺乏，傷員無法忍受疼痛，他索性擼起衣袖伸出自己的胳膊讓傷員咬住。小時候當我看到他胳膊上一個個圓圈狀的疤痕時，他總會笑著跟我說，這叫“革命的勳章”。
爺爺的事蹟瞭解得越多，我對爺爺似乎越“陌生”。他是那個生活中總是“捨不得”的老頭，洗白襯衫時會用臉盆接兩小瓢清水坐在馬紮上用肥皂一點點搓洗，因為覺得用洗衣機太浪費，開著水龍頭沖洗也心疼；他又是一個“捨得”的人，戰爭年代拒絕了上級將他調至後方任指揮員的決定，只因為“我是一名醫生，醫生就應該時刻在前線救治傷員！”轉業回鄉後，他婉拒了縣衛生局局長和醫院院長的職務，選擇在門診當一名主治醫生，只因為“辦公室不適合我，我還是更喜歡治病救人”。
爺爺一生中最珍視的，是對黨的忠誠和信任。還未參軍時，他就已熟讀方誌敏寫的《可愛的中國》，也因為堅信中國共產黨能像書中那般為中華民族帶來光明，他選擇了在入伍第二年入黨，並在之後的一生中堅定地跟黨走。在他身患重病之時，單位黨組織趕來詢問他有無困難，表示會盡力幫助解決，意識已有些模糊的爺爺知曉後卻吃力地擺手：“不能給黨組織添麻煩！”
如今，爺爺已離我們遠去，我卻發現爺爺還有很多的“未知”等著我去探究。不過，我依稀覺得，他希望我瞭解和追求的似乎已經告訴了我，那就在他教我養成的紙張正面用完用反面、飯菜夾進碗裡要吃完的生活習慣裡，在他給我講述的他最喜歡的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保爾的人生經歷裡，在他看到我穿上軍裝時那欣慰與自豪的眼神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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