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夏天，中國高校有將近3000場畢業典禮，有820萬學生穿上畢業服。其中有一場在北京玉泉路60多年曆史的禮堂進行。290個年輕人穿著黑色的學士袍。
這間禮堂舉行過改革開放後首屆研究生畢業典禮，走出了新中國第一個理學博士、工學博士。現在，坐在裡面的是中國科學院大學(以下簡稱“國科大”)第一批本科畢業生，“照一些語言豐富的社會寫手的說法是當了‘小白鼠’。”原校長丁仲禮在畢業致辭中表示。
2014年，國科大的校園裡走進了有史以來最年輕的332位學生，他們剛剛走出高考“戰場”，未脫稚氣。他們將探索怎樣成為引領世界科技發展的人。上自“錢學森之問”，下至中美貿易戰中的“中興事件”，都與答案有關。
科學家辦大學，很認真
剛剛在首屆本科生畢業典禮上發了言、撥了穗，中國科學院院士席南華脫下紅色導師大袍，沒來得及跟大夥拍照留念，就趕去了教室。
他挽起白襯衫的衣袖，給畢業生的學弟學妹們講授《基礎代數》。四塊黑板寫滿了，拿抹布一擦，又寫滿了。
講授《微積分》的院士袁亞湘說，給本科生講課不僅是要幫學生們打牢基礎而且要培養他們的學習興趣，讓他們愛上數學。他喜歡給大學生科普，告訴他們做科研是怎麼回事，“喜歡爬山，就得知道有哪些名山。”學生在大一的時候就能進課題組和實驗室，“讓師兄師姐帶著，儘快到科研前線，就像梨園子弟，把孩子帶到後臺，耳濡目染。”
袁亞湘每週上兩次課，每次兩個小時，隔週還會帶本科生開組會。有一次，他在外地出差幾日，中途打“飛的”回來上課，下課後又直奔機場。
院士周向宇解決了《數學百科全書》中，被列為未解決問題的擴充未來光管猜想。站上本科生的講臺，卻擔心不懂學生心理。
“我帶研究生的討論班，講到過了飯點是經常的。頭一兩次給本科生上課時，慣性使然，拖堂了。”
他班上的學生能接觸到最前沿的知識。201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從事拓撲相變領域的科學家，周向宇借這個機會講了拓撲知識，“本科生的課也可聯繫最新進展。”
他給本科生講課，最深的感受是，“科學家辦大學，很認真”。數學專業的本科答辯現場，周向宇坐在一臺老式電腦前，默不作聲地修改評語。為了參加這場10個學生的答辯，周向宇請假缺席了一場院士活動。
“做科研的人，一般都很認真。”席南華說，這些科學家能從更高更專業的角度講課，“比如說北京有寶藏，一個人講了故宮很漂亮，天壇很漂亮，但沒告訴你寶藏在哪裡；另一個人直接告訴你寶藏就在中山公園某個建築的某根柱子下。”外行講起來漂亮，但說不到點子上。
追求學問的學生可以給中科院不同領域的大牛發郵件。有學生記得一次科學講座，臺下問了將近20個問題，直到沒有同學舉手才結束。
有人擔心院士們時間不夠，同學們說老師會半夜回郵件，凌晨4點傳講義，坐90分鐘的地鐵來答疑。
席南華說，培養未來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職責，這些科學家也是被前輩培養起來，他重複了一遍，“這是一種職責”。
2014級學生汪詩洋回憶起課堂，有的老師特別仔細，一條定理，能用5種方法做出來；有的老師只講概念，不講推導，把概念的歷史講得很清楚；每個老師都有強烈的個性，作文獻報告時，有人講得不好，老師直接說“你做的東西毫無用處”。
《線性代數》的老師馮琦見過“複製書本”的老師，照本宣科，講課時板書規規矩矩，連標點都跟書裡一模一樣。“可學生不是計算機，要知道動，還要知道為什麼動。”
他把這些經過高考選拔的學生比作體育運動員，有些天賦，但不知道怎麼調動。教師發揮的是教練的作用，告訴他，在這個時候使勁兒，比在那個時候使勁兒好。
他把教育後輩，視為在學問上尋找知音。教師和學生平等，思考也是平等的。區分只在於一個是前行者，一個是後來者，渴望知道未來是怎麼回事。
每一次站在講臺前，馮琦都想給學生“不同的飯菜組合”，而不是一成不變的套餐。“就像演員臨場發揮”，實時互動，互相激發，“我們搞研究的，沒有新東西不會有激情。”重新思考熟悉的知識，會變化角度，發現以前沒有意識到的真理，“這是數學本身的深刻性。”
丁仲禮曾表示，“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讓學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走。我現在沒有巨人，但是我有高個兒。高個兒培養出來的比你更高，慢慢就會變成巨人。”
他說，這些年中國的本科教育、投入，或者是上心的程度，或許還不如以前。因為許多頂尖大學要去爭取成為世界一流大學，而世界一流大學很多的指標，是論文、課題、獲獎，好的老師科研任務非常繁重，真正給大學的本科生，尤其是一二年級的本科生的教育，著力不夠。
席南華也注意到這個現象，“有的大學不像在辦教育，而是在辦指標，對教育本質關注不多。一旦指標好了，可以吹牛，可以要資源。”
馮琦的學生說，老師在課堂上說的每句話都不能顛倒順序，“做學問嚴謹到這種程度”。但他會在講義中佈下陷阱，故意寫錯，“學生墊著腳能夠到”。這是他多年摸索出的經驗，學生一旦發現老師的錯誤，會很興奮，形成一種激勵。“教學過程本身提供批判性思維的訓練，不停地問為什麼，在這個過程中能發現問題。”
他告訴學生不要相信馮老師，每個人都有批判的權利，未來引領科學發展的人，批判思維應是他的本性。
“活著畢業”
進入6月，校園裡的樹又深了一層綠色，與畢業有關的事宜提上日程。玉泉路的禮堂前，沒有太多穿著西裝和高跟鞋、奔走於不同公司面試的本科畢業生。
這屆畢業生中的84%都會繼續攻讀碩士或博士，直接就業的只有7個人，還有幾十人準備繼續考研或申請國外學校。
每個人都有一件畢業文化衫，有黑白兩色，上面寫著四個字：活著畢業。
數學專業的答辯結束時，席南華站起身，一邊收拾面前的一摞論文，一邊對等待合影的11個年輕人說：“祝賀你們4年的苦難畫上了句號。”
文藝演出學生編節目，老是把“掛科”掛在嘴邊。有人說，這以前在學校裡都是學霸，哪跟掛科有關係呀？
席南華第一屆班上有60多個學生，期末考試時12人不及格，補考後，還有10人不及格。“這給後面的學生極大的警醒，掛科率逐年減少。”席南華告訴記者。
這所學校的首屆本科生有6個專業，無論哪個專業，都要學習數學類和物理類的課程。
比如數學，第一學年有兩門課，每週12學時，用的是“神書”——公認難度最高的莫斯科大學教材，卓裡奇《數學分析》、柯斯特利金《代數學引論》。
席南華認為，有的教材多年未變已經落伍，有的撰寫人不是研究出身，沒有自己的觀點。他是國科大本科生培養委員會主任，參與設計本科教學，也是執行者。他從世界各地蒐集不同的教材，託朋友從國外帶。後來，因為翻譯問題很多，乾脆自己編寫教材。
他的課堂上，學生在他編寫的教科書裡寫寫畫畫。聽說臨近期末，作業只留了一道題，全班立刻響起一片掌聲。
在本科教育設立之前，學校請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分別調研了各專業世界排名前五的大學，席南華列了詳細的要求，如課程內容、課時數、選用教材等。
這個國外取經的小組花了幾個月時間，最後形成30萬字的報告，交到席南華的手裡。他注意到，國外的大學從專才教育向通識過渡。以普林斯頓大學數學專業為例，學生要學31門課，其中數學專業課只佔12門。
席南華在設計課程之初，借鑑了國外大學的經驗，除了公共必修課中的微積分和線性代數，數學專業必修課只有6門，比國內其他大學同專業少很多。
在制定具體培養方案之前，學校邀請了教育部專家和幾所國內名校的校長參與論證，有人建議，可以更“大膽”一些，不按照傳統的思路設置專業，引入一些新興專業，將很多高校想做卻不能做、或者沒有能力做的事情變成現實。
“有5個人有開一門課的需求，學校就願意開。”材料專業畢業生董亦楠說，大一大二時，專業沒有《量子力學》和《固體物理》，她給當時的材料學院院長李樹深院士寫了封郵件，第二年就開課了。
“目前本科教育最大的問題是課時太多，學生的課表太滿，留給自己思考的時間很少。”袁亞湘告訴記者，大學的教育過分強調知識，忽略了對問題的看法、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但這裡4年的學業也並不輕鬆。2014年，在《國科大校長致廣大考生的一封信》中，時任校長丁仲禮直白地說：“國科大課堂教授進度，應比一般大學快30%左右。”
每年的校長見面會，大一的新生都在抱怨《線性代數》、《微積分》太難了，講得太抽象，打擊了大家的學習興趣。這時，學長學姐會默默看著他們，會心一笑。
董亦楠有次夜裡12點回學校，“女生宿舍所有的燈都亮著”。進去宿舍，櫃子的側面，幾乎人人有一個時間表，上面密密麻麻的。
她的室友從一個以素質教育著稱的高中畢業，總結道“我讀的高中像大學，讀的大學像高中。”
圖書館一到週日就爆滿，因為週一要交作業了。董亦楠學的是材料，但所有專業都要必修一門計算機語言的課，期末每人都要寫一個五子棋程序，大家廝殺，最後勝利的人得分最高。
“如果是立志搞科研，那麼學校肯定能餵飽你，但如果不是，這4年就會很痛苦。”董亦楠已被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項目錄取，同時也收到了斯坦福大學的錄取書。
最初進校的300多人中，除了290人今年畢業以外，1人結業，1人在休學，30人延期畢業，10人退學。
學生中間曾有過針對課業太重的質疑，“我們探索本科教育的路還不成熟”，“學校以為我們一天有72個小時。”學生說。
此後學校有所調整，但主導思想沒變。“教學內容難確實是難，但收益也是匪淺的。感覺就像武俠人物，一開始在自己不知道的情況下，背誦了很多貌似沒用的心法，等武功達到一定境界，才意識到這些心法的寶貴。”一位物理學專業的畢業生說。
對大自然卓越之美的驚鴻一瞥
學校的報告廳，曾走進一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會場站滿了人，有人想聽最前沿的知識，有人對科研故事著迷，有人希望一睹大師風采。
阿瑟·麥克唐納先生站上講臺，他因解決了中微子之謎而獲得201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講座持續到最後，一個學生向他提問：“作為諾獎獲得者，您對我們這些從事科學研究的年輕一代有什麼建議？”
麥克唐納回答：“科學很有意思，你早上進了實驗室，永遠不知道在這一天中你會學到什麼。最奇妙的是，還會有人付錢讓你做你熱愛的事。”
（待續）
據《中國青年報》 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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