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3 塵封檔案之金鏢小太保之死

易明佳+金枚+遲嬰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一、金鏢小太保

1950年8月8日這天是立秋日，正是家家戶戶啖瓜迎秋的日子。可是，徐州市第三區大同街上“老正祥布店”的於老闆當晚納涼啖瓜的節例卻被一樁意外之禍打破了——於家的獨生子於若聰被人殺了！於若聰雖說不過志學之年（十五歲），卻是方圓小有名氣的一個角兒。於家經商到於老闆手裡已經是第三代，“老正祥”的品牌早已衝出徐州，遍及周邊多地，算是徐州地面上的一家殷實商戶。於老闆前三個孩子都是女兒，於若聰出生後，自是被視為珍寶，全家精心呵護，除了女傭，還特地請了一位劉姓保姆。保姆是前清官宦人家的小姐，因家道敗落流落民間。雖是保姆，畢竟是做官人家出身，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詩書琴畫樣樣來得。於少爺跟著劉保姆過了八年，先天遺傳加上後天培養，聰明伶俐人見人愛，眾人都以為這孩子將來會有大出息。

劉保姆曾在美術專科學校學習，閒來無事，就教小少爺學習一些素描的基本功，小少爺遂對繪畫產生了興趣。可惜的是，於若聰剛過了八歲生日，劉保姆突患急病不治而歿。於少爺自小就跟著保姆過日子，將其當作自己的至親長輩，保姆的突然離世，成為他一個很難解開的心結。儘管家裡很快就給他物色了新保姆，也像劉保姆那樣多才多藝，但於若聰念舊之心極盛，堅決不肯接受，而且反倒更加激發了其對劉保姆的思念之情。不得已，於老闆在廣泛徵求諸多親朋好友的意見後，決定把兒子送入當時徐州最好的一所寄宿制私立小學。

校方接受家長的委託，認為要改變一個八歲兒童的這種現狀雖然不敢說易如反掌，但也是有絕對把握的。沒想到，於若聰的智力超人不說，膽子也大得使人吃驚，而且敢想敢做，不計後果。很快，他就成為該校名列第一的“逃生”。

於若聰對於每週只能在週末放學後回家、週日傍晚必須返校的規定置若罔聞，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有機會就逃出校園。種種只有在監獄被囚的江洋大盜越獄時使用的方法，都被他無師自通地運用過：白天，化裝混出校門、利用運輸車輛的掩護逃脫、搶奪獲得特別許可的同學的出門條堂而皇之出去;夜晚，順著繩索從三樓窗口下到地面再攀越圍牆、抱著木板泅渡護校河、鑽下水道……最駭人聽聞的一次是在三年級下學期，他用水果刀抵著一位懷孕女教師的腰，和她合撐一把雨傘公然從門房眼皮底下通過。這件事發生後，校方終於不得不承認“育人無方”，對孔夫子的“有教無類”高論產生了懷疑，經校董會討論，作出了把於同學開除的決定。當時這件事還上了報紙，成為徐州的一樁新聞。

如此，於若聰就成了一名沒有哪所小學肯接納的“問題少年”了。待在家裡當然是不可能的，管理如此嚴格的私立小學都約束不了他，於家的宅子就更別指望創造奇蹟了。於老闆尋思那就先放任吧，反正也就不過十歲，還能像哪吒三太子那樣鬧到天庭去？於是，就和兒子談判，達成協議：每天由家裡來授課的先生上課兩小時，其餘時間任其玩耍，家裡供給足夠的零花錢。這一放任，於若聰就有了一個“金鏢小太保”的綽號。其實，於若聰還算能遵守諾言，每天兩小時的國文、算術、書法課上得很好，家教老師說已經超出同齡孩子兩個級別。不過，其餘時間就沒法兒控制了。除了偶爾自覺自願練習一會兒繪畫，就是出去到處亂跑，結交了一批小混混兒，其中公子少爺、小偷癟三、痞子乞丐都有，單單少了肯老老實實在學校唸書的正經學生。這些少年中頗有一些拜師學過武術的，都因吃不了那份苦早早歇菜了，但大夥兒待在一起時，還是會露一手粗淺功夫炫耀一番，以滿足虛榮心。於若聰聰明，瞧著一個練習過暗器的韓姓小哥們兒覺得比較順眼，就和人家套近乎。

小韓系“盛天記銀樓”的小開，銀樓有一個山東籍丁師傅，精通武藝，還會使用暗器。銀樓老闆讓兒子跟丁師傅學幾招，小韓就跟人家學了一陣。三年下來，正兒八經的功夫肯定是沒學到，但拿幾支柳葉鏢耍耍花架子，倒是也蠻好看。於若聰遂對此產生了興趣，向小韓討教。小韓也沒當回事，就把如何習練的方法教給了他。沒想到，於若聰對此似乎是著了迷，請金工鋪師傅打製了二十四枚金光閃閃的銅身鋼尖柳葉鏢，每天都要練上一陣。兩年下來，就獲得了一個不知最先出自何人之口的綽號，曰“金鏢小太保”。

當然，這個綽號不僅是對於若聰擅使金鏢的讚譽，更是對其平時不良行為的囊括。這幾年裡，於若聰打架鬥毆、偷竊詐騙、作奸犯科的事兒沒少做過，光是舊警察局就進過二十多次，都是於老闆託關係說情，花錢保出來的。1948年12月徐州解放後，於若聰依然如故，不但不知收斂，還因結夥鬥毆、幫人偷運違禁物資被捕過兩次。這時於老闆的社會關係和金錢已經不起作用了，幸好這位少爺出道早，雖然惹的麻煩不小，但還沒到承擔法律責任的年齡，新政權的公安機關也拿他沒轍，最多關上十天半月就給放了。

轉眼到了1950年春節前，於若聰又與一班小混混兒在外面闖禍，偷了一匹軍馬練習騎術。其實他們不過是玩玩而已，等騎厭了，還是要把馬送回部隊的。可這種想法部隊方面不知道，即便知道了也不能答應，於是當即報警，公安局立案偵查，兩天就破了案，一口氣抓了七名少年犯。一番訊問後，於若聰被定為主犯之一。這回就沒那麼便宜了，儘管那時的法律還沒有與未成年人犯罪相關的規定，但已經成立了少年管訓隊之類的機構，可以把這類主兒送進去強迫勞動，改造思想，而且沒有期限。眼看於少爺吃官司是鐵定的了，老爸再也救不了他，不料，這回他卻是自己救了自己。

承辦員讓於若聰等少年犯交代各自的歷史情況，於若聰因為有“金鏢小太保”的名聲，人家對他自然比較感興趣，每次來看守所都要把他開出去聊天樣地訊問一番。這天訊問時，於若聰無意間說到一樁往事——徐州解放前夕，也就是淮海戰役打得正激烈的當兒，他相幫中共地下黨組織散發過傳單，還往指定的若干名國民黨文武官員的宅第門縫裡塞過勸降信函。這種事一共有三次，最後一次是帶了幾個小夥伴一起幹的，因為涉及面比較廣，還上過報紙。

乖乖，這是有功人士啊！承辦員尋思，這要是給國民黨特務、警察逮住，不死也得脫層皮。於是，他馬上做了筆錄，當天就進行核實。查下來情況屬實，當時負責行動的幾位地下黨還在徐州——當然已經成為地方上的幹部了，他們對“金鏢小太保”此舉評價不錯。那就不用說了，將功贖罪是我黨一貫政策，於若聰很快就被釋放了。釋放前自然要訓誡一番，嚴令家長今後必須加強管教，再犯就沒那麼便宜了。

因為這件事，1950年的春節於若聰是在看守所過的。釋放次日是元宵節，於老闆這回不敢大意了，遍請親朋好友，大夥兒輪流幫教“金鏢小太保”，其中還包括徐州地面上兩位有名的拳師。大夥兒不但搞幫教，還當場制訂了若干條措施，用以約束小太保，其中一條是限制他的經濟來源，家長給他的錢鈔得經那兩位拳師之手轉交，利用於若聰對武林名宿的那份畏懼來控制其行動。另外，閒著也不是事兒，十五歲的人，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了，所以，得上學去。現在解放了，公辦學校有為國家培養人才的職責，不但不會拒收學生，交不出學費的還給減免呢。於家當然是交得出的，就讓於若聰去上了附近的一所公辦小學。於若聰以前讀到三年級，停學五年後一測試，不知怎麼，其真實水平竟然已經達到五年級了，那自然沒二話，去上五年級吧。

一學期讀下來，於若聰的表現還令人滿意，至少以往的逃學、闖禍沒有了，也沒聽說打過架，甚至連金鏢也不大玩了。花錢當然比以前有節制了，這也是沒有辦法，因為於若聰要去老拳師那邊拿零花錢，每次過去，都要像管制分子例行去派出所彙報思想那樣，還得頻頻接受老拳師的訓誡，所以他有時寧可少拿一次，也不願意費這番折騰。

7月初，小學放暑假了，於若聰總算有了些自由，經常整天不見人影，深更半夜才回家。於老闆這一陣因為捲入了一樁歷史案件（非涉案，系旁證人），辦案人員經常來找他調查。遇到這種事，他自然要全力協助，以便讓對方相信他是絕對支持新政權的，有些搞不清楚的環節，他甚至要主動想辦法幫助解決，一時忙不過來顧及兒子。前天，那起案件的調查終於結束，辦案人員為表示感謝，請於老闆吃了一頓飯。他剛剛鬆了一口氣，要把精力轉到布店的業務上，不料這當兒卻傳來了兒子被人殺害的噩耗。 於若聰的屍體是當晚九點二十五分被兩個正在談戀愛的男女青年發現的，位置在第三區馬市街中段的一塊空場地上。當時，兩人看完電影后，男方送女方回家，一邊溜達一邊閒聊。女青年家住距現場不遠的走馬巷，這塊空地是必經之路。兩人走到與空地連接的巷口附近時，見左側七八米開外的地方有一堆黑糊糊的東西，因為光線不佳，看不清楚。兩人抑制不住好奇心，便過去查看。還沒到跟前，就聞到了一股血腥味兒，不禁大驚，難道是有人被殺了？！男青年膽子大，上前去看個究竟，果然是有人倒在血泊中，於是趕緊報警。

第三區公安分局刑偵隊迅即出動，先封鎖現場，向報案人詢問情況，請來電工拉起臨時照明設備。這些準備工作做完，徐州市公安局的刑警、法醫也趕到了，隨即進行現場勘查。當時還不知死者的姓名身份，但看其穿著、樣貌，應該是徐州本地少年。使勘查人員感到震驚的是，死者的後背心臟位置扎著一件奇怪的兇器——三稜鋼鏢。

根據死者倒地而亡的姿勢分析，他是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突然遭到兇手的暗算，鋼鏢正中心臟，掙扎著往前衝了兩步，俯身而倒，昏迷不久後斃命。現場是泥地，初解放時動不動就喜歡舉行群眾大會，這裡經常被區政府、街道或者國營單位作為露天會場，地面已被踩得很堅實，近日又未曾降雨，塵土被風颳走了，之前那對青年報警後又招來了一批圍觀者，一番踩踏之後，根本找不到兇手留下的腳印之類的痕跡。

現場沒有解剖檢驗的條件，只得把屍體運到徐州市紅十字會醫院。法醫動手解剖前，先取下了那支鏢，一旁守著的市局刑警隊一組組長紀博達對其作了仔細測量。那是一支長87釐米的鋼鏢，前面的鏢尖連鏢體45釐米，鏢尖呈三稜形狀，十分鋒銳，扎進體內約4釐米;尾部呈扁形，末端有三根細長的綢帶。這種暗器江湖上稱為三稜鋼鏢，儘管兇手在使用前進行過精心擦拭，還塗過油，連三根綢帶都換了新的，但依舊無法除去天長日久留下的侵蝕痕跡，鏢身上的深褐色鏽斑，宣示著這件暗器必定是件老古董。

解剖進行得很順利，最後的結論是，死者心臟被銳器刺中導致死亡，體內臟器未檢測出中毒症狀;死者在遇刺兩至三小時前吃了晚餐，晚餐吃得比較豐盛，有牛肉、鴨肉、魚和水果，還喝了白酒，主食是麵條。

與此同時，刑警著手調查死者的身份。看到那枚鋼鏢，分局刑偵隊隊長楊迎喜突然想起以前看過的一份治安情況簡報材料，裡面曾提到“金鏢小太保”其人，好像住在第三區大同街，於是立刻致電大同街派出所。派出所隨即派人去於家詢問，於老闆趕忙前往醫院辨認遺體，終於確定死者即是其子於若聰。

當天午夜，徐州市公安局決定對“8·8”案件進行專案偵查，組建了一個七人專案組，由市局刑偵隊一組組長紀博達、第三區公安分局刑偵隊隊長楊迎喜為正副組長。

二、調查和分析

二十六歲的紀博達是山東煙臺人氏，八路軍武工隊出身，舉凡鋤奸、情報之類的活兒沒少幹過。小夥子做事有一股罕見的韌性，一旦什麼事被他盯上，不弄個水落石出不肯罷休。

午夜，專案組成員在市局駐地會合。嫋嫋煙霧中，紀博達介紹了案情。通常往下就是分析，可是他卻讓刑警黃求者隨他去一趟死者家，家屬今晚肯定無眠，專案組可以在第一時間瞭解一些情況;其餘同志各自休息，等了解完情況再說。

於家果然已經亂成一鍋粥，刑警上門時，正在佈置靈堂。紀博達剛和哭腫了眼睛的於老闆夫婦見上面，還沒來得及說話，前往醫院的那班親友把於若聰的屍體運回來了。刑警只得暫時退到一旁。足足等了半個小時，見於老闆夫婦悲傷過度，依舊是神志恍惚的模樣，便放棄了即刻談話的念頭，改向被於家請來主持喪事的“老正祥”賬房閔先生了解情況。

閔先生五十來歲，戴著一副高度近視眼鏡，他跟於家是親戚，已在“老正祥”幹了二十餘年，對於家的情況瞭如指掌。從他那裡，刑警知道了於若聰的許多情況，而且發現眼前這位賬房先生其實是於若聰除劉保姆之外的另一個忘年交，在劉保姆去世後，閔先生便取代了劉保姆的位置，對於若聰的影響甚至超過於老闆夫婦。閔先生擅長丹青，一手國畫在徐州地面上的業餘畫家中可稱翹楚。於若聰每每受到於老闆的責罰感到苦惱時，閔先生即便再忙再累，也會設法騰出工夫來陪少爺閒聊，通常是講些江湖掌故。於若聰年紀尚幼，有些事聽不懂，閔先生就隨手用毛筆蘸著墨汁邊在紙上劃拉邊講。於少爺原本就跟劉保姆學過素描，有基礎，之後跟著閔先生學，漸漸筆下劃拉出的東西也像模像樣了。

於若聰的另一個愛好，就是玩飛鏢了。閔先生因為跟於若聰接觸得多，對其練習飛鏢之事從頭到尾都知曉得清清楚楚。他提及的一個情況引起了刑警的注意：最近，於若聰跟當初教他玩飛鏢的小夥伴銀樓小開韓卯如發生了矛盾，還打過一架，差點兒動刀子。

紀博達聽到這裡，當然是“願聞其詳”，閔先生便把於若聰向其述說的事情經過講了一遍——

前面說過，比於若聰大一歲的韓少爺曾奉父命向銀樓夥計丁師傅學過武術，但其學習態度頗成問題。丁師傅是個武術高手，不但精通拳術和器械，還會飛鏢。他知道韓卯如怕吃苦，料定學不了多長時間就歇菜了，便想省點兒事，對少爺說你想學那當然好，我先教你飛鏢吧。當下就露了一手暗器功夫，韓少爺立刻纏著要學，說再苦再累也不怕。丁師傅就教他練習飛鏢，果不出他所料，小韓學了半年就沒興趣了。

不過，小韓畢竟跟丁師傅學了半年飛鏢，和那些從未接觸過甚至連飛鏢是什麼樣子也沒見過的小夥伴相比，已經算是手上有功夫了。他這點兒皮毛使這幫小混混兒的頭目於若聰大感興趣，便向小韓問長問短，虛心請教。小韓頗有些受寵若驚的感覺，忙不迭積極點撥，有問必答，不問也要主動嘮叨一番。於若聰悶頭勤學苦練，不到兩個月，就把小韓從丁師傅那裡學到的貨色掏空了。這少年會玩心機，也不直接問小韓了，而是拉著小韓瘋玩了一個星期，加深了關係，還搞了一次結拜。然後，就上韓家銀樓去玩。銀樓後面有個大園子，丁師傅等夥計就住在園子裡的一排平房裡。於若聰瞅見丁師傅了，就讓小韓去請教問題。丁師傅還以為少爺又想玩鏢了，不疑有他，自是毫無保留。

這樣又過了兩個月，趕上市裡對首飾行業進行庫存大檢查，停業一天。丁師傅閒著無事，讓小韓練幾手飛鏢給他瞅瞅。小韓試著擲了幾下，丁師傅大皺眉頭，說你不但沒有長進，反而退步不少，前些日子教給你的那兩個訣竅為什麼不用呢？小韓便說那是替小於代問的，遂把於若聰向他學習飛鏢的經過一五一十和盤托出。丁師傅當下氣得臉色發青，忍了又忍總算抑制住抽小韓幾巴掌的衝動，當下收拾行李，提出辭工。韓老闆不知就裡，問下來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他當然知道人家的功夫是秘而不傳的，肯教給兒子，那是天大的面子了。當下大發雷霆，把小韓揍了一頓，又當眾向丁師傅賠禮，總算把丁師傅挽留住了。後來於若聰經過苦練，得了個“金鏢小太保”的綽號，證實了丁師傅的火兒發得不無道理。但此刻木已成舟，已經沒啥說的了。

從此，小韓跟於若聰的把兄弟關係就結束了，但因為兩人是一夥的，表面上還看不出什麼來。直到今年6月中旬發生了一樁事兒，才公開鬧翻了。 那天，這夥混混兒又聚在一起在街頭廝鬧，忽見一條流浪狗過來好奇觀望，有人就提出幹掉這條狗，弄幾斤高粱酒搞個聚餐。大家知道於若聰是隨身帶著飛鏢的，便慫恿他出手。於若聰吃不準自己發出的飛鏢是否有讓那條狗喪命的力度，正沉吟時，小韓大大咧咧說：“這有什麼為難的？看我用飛蝗石收拾它！”

自從於若聰成為“金鏢小太保”後，小韓也開始“奮發圖強”。他尋思飛鏢是追不上於若聰了，另闢蹊徑玩飛蝗石吧。當然，丁師傅是再也不肯傳授了，他就根據以前看丁師傅試手時留下的印象，天天在家習練，現在擲出的石頭命中率已經相當高了。

不料，石塊剛剛離手，流浪狗卻倏地發出一聲刺耳的慘叫，原地蹦起，拔腿奔逃，眾人都注意到，它的右側腹部插著一枚黃燦燦的飛鏢。流浪狗的奔逃速度極快，但若是要追趕，那肯定是有跡可循的，因為路面上遺有星星點點的血跡。可是，在場的十來個小混混兒誰都沒挪步——這時，於若聰和小韓怒目相視，一個手持匕首，一個左右手各拿一枚金鏢，看那架勢，立馬就要開打了。

原來，小韓說要打飛蝗石時，於若聰也幾乎是不假思索地決定馬上出手，就對準狗鼻子擲了一鏢。幾乎是同時，小韓也打出了飛蝗石。不過，小韓的功夫畢竟是差了一點兒，他想用陰手打法出其不意襲擊目標，但陰手打法講究的是迅疾且隱蔽性好，這兩點小韓都沒有做到，反而驚動了流浪狗。流浪狗警覺之下，立刻轉身準備逃跑。這一動，使於若聰的金鏢打偏了位置。

於若聰還沒開口，小韓已經惱火了，罵罵咧咧地指責於若聰“搶功”，還諷刺說這種遊藝會的玩意兒也敢拿到大庭廣眾之下來丟醜？於若聰也火了，立即出言反擊。小韓知道如若動起手來自己肯定不是於若聰的對手，當下拔出了刀子。於若聰也不含糊，兩枚金鏢在手準備左右開弓。其他夥伴一看這架勢像是要玩命，趕緊拉的拉、勸的勸，總算把兩人分開了。

說完這事，閔先生又補充，過了十來天，他聽於若聰說起，韓少爺在外面揚言稱一定要給於若聰這小子一個好看。刑警問於若聰這話的出處，閔先生說他當時只是想辦法勸解，並沒問於若聰是聽誰說的。不過，自從6月份發生這事後，原先要好的那些小混混兒也分了三撥，各有一撥分別跟於若聰、韓少爺玩，另有一撥兩不得罪，這邊轉轉，那邊也說說話，估計這話應該是第三撥的哪個小子傳出來的。紀博達請閔先生把那些小混混兒的姓名、住址給寫一份，但閔先生只知道其中的六人，一邊寫著一邊連稱“抱歉”。

紀博達和黃求者兩人回到專案組駐地時，已是8月9日凌晨三點。楊迎喜等五名刑警並沒有休息，而是已經由楊迎喜主持著開過案情分析會了。聽兩人介紹了去於家調查到的情況，楊迎喜不住點頭，說他們剛才也討論到了仇殺的可能性，看來那個銀樓小開有嫌疑呢，得趕快進行調查。

當然，他們剛才討論的不止這一點。專案組眾人都是具有數年根據地公安工作經驗的優秀偵查員，另兩個留用刑警則是具有十多年刑偵實踐經驗的老手。楊迎喜作為三位分局刑警之首，那更不是吃素的。他曾擔任過根據地的縣公安局刑偵隊長，主持偵破過七八起命案，此刻雖然時過境遷，但那份經驗是消失不了的，所以在紀博達、黃求者離開後，他並沒打算休息，而是主持了案情分析會。由於組長不在場，也沒有佈置過此事，這個會是非正式的，只是讓大家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也不記錄;屋裡有點兒熱，大家就到院子裡去，抽菸喝茶，相當於納涼聊天。這樣倒好，大家思路放得開，各抒己見，歸納起來，認為需要對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調查——

第一，法醫解剖表明，於若聰生前的最後一頓晚餐吃得比較豐盛，有酒，有葷素菜餚，最後還吃了主食。由此可見這是一頓正式的晚餐，不是在哪個路邊小店胡亂吃一碗澆頭面什麼的。那麼問題就出現了，一個只有十五歲的少年，雖然是布店小開，家境不錯，平時花錢比較隨便，有經濟能力享受這麼一頓普通勞動階層根本負擔不起的酒食，可是據前來辨認屍體的於家方面的人說，最近於老闆對少爺管得比較嚴，錢鈔是通過兩個令於若聰望之卻步的長輩級拳師給予的，對其也有所控制，因此於若聰應該已經沒有能力去吃這麼一餐酒食了。

既然不是自己掏錢，那就是別人請客了。但以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普遍經濟水平，別說像於若聰這樣一個少年了，就是他爸於老闆平時也很少有人邀請出席飯局。究竟是什麼人請的客？受到邀請的僅僅是於若聰一個還是另有他人？於若聰是陪客還是主客？一干刑警認為有必要把於若聰這頓晚餐的情況查個明白。

第二，於若聰遇刺現場走馬巷口的那處空地，夜間無人，又無路燈，是一處搞暗殺的理想地點。根據現場勘查以及死者的創口位置和倒地時的位置推斷，兇手和於若聰是相識的，很有可能就是一起喝酒的人。殺害於若聰應該是一次有預謀的行動，兇手事先通過踩點物色好這處下手的地方，在晚餐後把於若聰騙到這塊空地上（理由很好找，諸如自稱住在那條巷子裡，邀請於若聰去坐坐，佯稱有事相商之類），穿越空地時出其不意猝然下手，打出了那支老古董三稜鋼鏢。

通常說來，兇手（包括本案策劃者）不會是那條巷子裡的住戶，在巷子裡也應該沒有熟識的人，但還是有必要對巷子裡的居民進行訪查。因為案犯踩點時肯定會進到這條巷子裡去查看地形，也許還要在空地上轉轉，這種動作多半會選擇在白天進行——大半夜的，作為陌生人在這麼一條斷頭巷裡鬼鬼祟祟地轉悠，很容易讓人起疑，以當時人們的警惕性，當即把他攔下來扭送派出所也難說。兇手肯定不想遇到這種情況，但如果他在白天踩點的話，總會有人看見，說不定就會留下印象。因此，應對小巷裡的居民逐戶走訪，尋查是否有這方面的線索。

第三，使用飛鏢置人於死地的殺人方式，大多是在武俠小說裡出現，江湖上很少聽說。由此可以推斷，通過投擲飛鏢的方式襲擊目標，很難達到一鏢致命的目的，這也是有些武師要在鏢上淬毒藉以見血封喉解決對手的原因。使楊迎喜等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在中國傳統武術發展到頂峰的明清時代，也少有一鏢把人打死的武林高手，進入民國後，槍支的廣泛使用使民間的飛鏢技藝幾乎失傳，徐州這邊怎麼突然冒出了這麼一個擅使飛鏢的武林高手？即使存在這種高手，為什麼又要對於若聰這樣一個少年人下手，而且使用的是欺詐哄騙的方式？這種行徑，跟“武林高手”的稱謂似乎不相配啊。所以，楊迎喜等刑警一致認為應該走訪徐州地面上的武林名宿，瞭解當地有沒有擅長暗器的人物。

專案組兩個領導交換了意見，決定對包括在於家家訪時收集到的上述情況進行調查，其中對“盛天記銀樓”丁師傅的走訪可以與楊迎喜剛才所說的第三點的調查合併進行。鑑於人手不夠，紀博達與於家所在地派出所聯繫，請對方臨時調派兩名民警協助訪查。

三、捉拿“鬼精靈”

8月9日上午，除專案組組長紀博達留守外，其餘刑警全部出動，連同臨時借調的兩名派出所民警分成四路，對於若聰生前最後一頓晚餐、走馬巷居民、徐州武林名宿以及於若聰生前那班狐朋狗友等情況進行訪查——

第一路刑警黃求者和派出所民警老唐負責訪查飯館。老唐家裡開過小飯館，他本人也擅長烹飪，對尋找於若聰昨晚進餐的飯館有其獨特的見解。以黃求者的想法，既然從死者胃裡檢出的食物殘渣中有牛肉、鴨肉和魚，因此猜測於若聰可能是在某家清真館子用的餐。但老唐卻說，徐州地面上人們夏天一般不大吃魚，多是冬天過年時才買條魚祭祖，館子裡夏天供應魚的也不多。他估摸著，死者可能是在故黃河東岸那家“莫憂館”吃的飯。那家館子雖然不大，卻是老字號，有名氣，紅燒鯉魚是招牌菜。“莫憂館”緊挨故黃河，臨河用竹籬笆攔出一個水池，養著活鯉魚，食客點菜後再撈起來，當場摔死，拿進廚房去燒。因為用料新鮮，去那裡用餐的客人一般都會點這道菜。

兩人決定先去“莫憂館”撞運氣，這一去還真讓他們撞著了。飯館的跑堂中有兩個都記得，昨晚有一個穿黑色香雲紗短袖褂子的少年和兩個成年男子來用過餐。刑警一聽“黑色香雲紗”，頓時來勁，昨晚現場勘查時黃求者親眼所見，於若聰穿的就是這種布料做的一件短袖褂子。於家人來認屍時也說到了這一點，告訴刑警那件褂子是用於老闆穿舊了的一件對襟夏衣改成的。這種做法對於“老正祥”來說是傳統，不是為了節省幾個小錢，而是通過此舉告訴外界：“老正祥”的布料質量牢靠，爺老子穿過了兒子還能穿，傳代產品啊！

於是，刑警馬上把那兩個跑堂扯到一邊，挨著桌子坐下，一邊詢問，一邊做筆錄。兩個跑堂你一言我一語說了以下情況——

昨天傍晚六點半左右，先是那個穿黑色香雲紗褂子的少年進了飯館。跑堂看他一副少爺做派，應該是經常下館子的，趕忙熱情招呼。少年問跑堂，是否有人來訂過座？“莫憂館”的生意一向不錯，每天都有不少訂座的，跑堂不清楚這位少爺指的是哪桌，正要詢問，外邊進來兩個男子。一個三十多歲，穿褐色薄綢衣褲，前額微禿，因為剪了個平頂頭，那禿頂就更加醒目;另一個稍微年輕些，跑堂估摸有二十七八，穿藍色西裝短褲和墨綠色圓領汗衫，戴一頂七八成新的亞麻寬簷涼帽，手裡拿著一把黑色摺扇（刑警的筆錄中分別把這二位稱為“禿子”和“摺扇”）。

說到這裡，老唐隨口問二人身高，跑堂想了想，說“禿子”大約一米七，“摺扇”稍矮，是個一米六五左右的車軸漢子。可惜的是，由於這天是立秋日，“莫憂館”的生意比往日還火爆，跑堂個個忙得不可開交。負責二樓的這兩個跑堂樓上樓下端菜結賬，不知跑了多少趟，根本沒工夫留意在二樓角落那副座頭上的三個客人吃飯時嘀咕了些什麼。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三位的確交談得比較熱烈。那個少年歲數不大，卻很能喝酒。那天三個人要了一瓶一斤裝的白酒，喝光了，少年又向跑堂要了一瓶四兩裝的（十六兩老秤，合新秤二兩半）。

賬是“禿子”結的，他們離開飯館時，食客們也都走得差不多了。跑堂把那三位送至門口，正要回去，見門外有食客喝醉後的嘔吐物，便去廚房弄了些爐灰前來處理。等把門口清理乾淨，他才注意到那三位還沒走，正在七八米開外那棵行道樹下說話。在跑堂印象中，“禿子”一張臉一直是板著的，這時卻對少年露出和藹可親的笑容，輕輕拍著少年的肩膀說：“你放心吧，跟著他走一趟就……”這時賬房先生喊跑堂去核對一道菜的賬目，三個人繼續往下說什麼，他就不知道了。

第二路刑警賀知臻和盛衝負責走訪走馬巷的居民。走馬巷曲曲彎彎，長約百五十米，住著七十多戶居民。那時候鮮有“雙職工”，通常都是丈夫工作，妻子在家帶孩子照顧老人料理家務，刑警在居委會幹部的陪同下挨家逐戶一一走訪，家家都有人在。

還真如事先分析的那樣，由於這是一條斷頭巷，居委會生怕有人不知道想抄近路卻反而走冤枉道，特意請巷內一位曾教過書的老先生用油漆寫了一塊木牌釘在巷口，告知過路人此路不通。因此，陌生人鮮有出入，外人凡是進巷子的，必是親朋好友，再就是郵差、小販以及叫花子之類。如果有陌生人進入巷內，肯定會被眾多目光注意;倘若來人開口打聽什麼，那就很有可能被閒著無事的大嫂大嬸們當作解悶的話題，不用半個小時就傳遍全巷。刑警耗費了半天時間，詢問了上百名群眾，最後卻是白板一塊，哪個也沒提供出什麼線索來。

中午，飢腸轆轆的賀知臻、盛衝正準備向居委會幹部道謝告辭，先前已經走訪過的那個寫巷口告示牌的老先生顫顫巍巍地攔住了他們，說警察先生老朽健忘，剛才有話忘記說了，現在補充可以嗎？刑警趕緊把他攙扶到蔭涼處坐下，說老人家您慢慢說，不著急。

老先生告訴刑警，走馬巷年後曾有一戶居民搬家了，搬到哪裡人家沒肯透露。要說的不是他們搬家的事兒，而是這戶鬱姓居民的兒子鬱浩坤，那是個地痞，道上諢號“鬼精靈”，二十餘歲，尚無正業。這個鬱浩坤解放前與一幫惡棍痞子一起混混也就算了，解放後還是廝混如故，曾向狐朋狗黨提供走馬巷這邊人家的情況，慫恿幾個惡棍上門搶劫。那天也是巧，正好有三個解放軍來巷內慰問烈屬，走到巷口，見三個痞子正鬼鬼祟祟商量著什麼，覺得似乎可疑，便喚他們上前問話，三個痞子拔腿欲逃，被解放軍一一擒下。送公安局一審，牽出了鬱浩坤。警察立馬上門抓人，不想那小子已經先一步逃走了。走馬巷多年來一向太平，出了這事，鬱家沒臉再待下去，就趕緊搬離了。昨晚那樁殺人案發生後，老先生不由得尋思，這事兒會不會跟在逃的鬱家小子有關呢？

這位老先生提供的情況使兩個刑警看到了希望，也顧不上午飯了，立刻去派出所瞭解。派出所說有這事，但當時那三個解放軍把人逮下後是直接送分局的，本所沒參與處置，詳細情況要向分局刑偵隊瞭解。盛衝有點兒納悶兒，說我就是分局刑偵隊的，這麼一個軍警聯手捉拿罪犯的案子我怎麼沒聽說過呢？趕緊往局裡打電話，終於弄清楚，原來那三個軍人把疑犯拿下後往中吉普里一塞，直接送到市局去了。瞭解到這些情況，賀知臻、盛衝直奔市局，找到了那樁案子的承辦刑警李寶俊。 因為這是解放軍抓獲的案犯，後來市局還向部隊寄過感謝信，都是李寶俊一手經辦的，所以他對該案印象深刻。他告訴賀、盛兩人，三個案犯都判了刑，案由是搶劫（未遂），還有一個在逃，就是那個向案犯提供作案對象信息的鬱浩坤。公安局的警力與任務量一向不成正比，這又不算什麼大案，儘管領導吩咐要追捕，但一邊說著一邊又不斷派下其他案子，李寶俊到現在也沒有騰出工夫著手追緝。他倒是時常留意著全市的刑案信息，尋思哪天《敵情通報》或《治安簡報》上有那個姓鬱小子的線索冒出來，正好讓他撿個漏，順藤摸瓜去把那小子逮了，可是一直也沒撞上好運氣。接著，李寶俊便把當初那起未遂搶劫案的詳細情況作了介紹，還說到了三個同案犯交代的鬱犯的社會關係。

賀知臻、盛衝向專案組長紀博達彙報了上述情況，請示是否要跟進查緝鬱浩坤。紀博達說這個案子我聽說過，不過沒具體接觸。你們的調查思路是對頭的，不能排除鬱浩坤故伎重演，再次與其他歹徒勾結起來針對走馬巷作案的可能，那你倆就辛苦一趟，去摸摸這個對象的情況吧。哦，人手可能不夠，第一路已經完成對死者晚餐情況的調查了，乾脆把老唐調到你這一路吧。

於是，從8月9日下午開始，賀、盛、唐三人著手查摸逃犯鬱浩坤的情況——

根據李寶俊的介紹，他們先找到了鬱家新址的管段派出所。戶籍警小王是個入警年餘的新手，但對工作非常認真。他告訴刑警，自接到市局發來的管段內鬱姓居民家的兒子鬱浩坤涉嫌搶劫案在逃的協查函後，他每天都要去該地段查看，居委會所有幹部包括負責衛生工作的金大嫂都已跟他很熟了，大家都在幫他留意鬱犯是否露面，但一直沒有消息。他估計這小子可能逃到外地去了，因為勞動節前曾聽群眾反映說鬱家收到過一封外埠來信。他讓居委會治保委員老楊去鬱家詢問過，鬱家男主人答稱是久不聯繫的一個南通老友寫來的，沒什麼事，就是問候問候。

小王覺得似乎可疑，就去鬱家讓出示該信函讓他過目。男主人老鬱說，信已經在生爐子時作為引火物連同信封一起燒掉了。小王追問對方在南通的住址，老鬱說信封都沒有留下，哪還記得地址？只告訴小王那個朋友的名字叫朱洪福。小王向所長請示後，寫了一封掛號公函寄往南通公安局，請當地警方協助調查朱洪福其人的情況。這封公函的回執早已寄到派出所了，但南通警方尚未反饋過來什麼消息，小王正準備再發一封過去呢。

盛衝說要不咱們現在上他家去看看？賀知臻和老唐認為可行。小王本應該陪同登門的，但這時正好所裡開會，刑警就說小王你忙你的，咱們三個自己過去就是了。

鬱家男主人老鬱在徐州火車站扛大包，這會兒還沒下班。女主人曹氏是家庭婦女，整天拎了個籃子裝些小百貨在附近走街串巷做小買賣，家裡除在逃的鬱浩坤之外還有兩個女孩兒，都在上小學，由奶奶負責照料。刑警登門時，大女兒已經放學，正在門前做功課，老奶奶也在門前，戴著老花鏡在做針線活兒。祖孫兩人見刑警登門，都感到吃驚，一齊站起來眼神定定地望著他們。老唐說沒事兒，咱們路過這裡，順便來看看小鬱是否回家了。老奶奶一聽是來打聽逃犯孫子的，馬上搖頭，又使了個眼色示意孫女離開。

此舉自然逃不過賀知臻三人的眼睛，各人心裡都意識到看來鬱浩坤這小子有消息，可能沒逃離徐州，如果是這樣的話，沒準兒還真涉嫌昨晚那件命案哩！刑警上前跟老太太搭話，可是，那個女孩兒離去後，老太太的耳朵像是忽然失聰了，無論刑警說什麼都搖頭，也不吭聲，只管埋頭做她的針線活兒。這又是一個疑點，三人更加懷疑這戶人家有問題了。

正僵持時，女主人曹氏回來了。她倒沒有失聰，主動跟刑警打招呼，請他們落座，還要張羅煙茶，被刑警阻止了。刑警乾脆開門見山，說到了那封南通來信。出乎意料，曹氏卻說出了一個新情況：今天上午家裡收到鬱浩坤的一封來信，是從天津寄來的。鬱家三個成年人都是文盲，信是讓正在上小學六年級的大女兒讀給父母聽的。鬱浩坤在信中說，他已經在天津落腳，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切都好，讓家裡人不要惦記。

刑警看了那封信，歪歪斜斜的百來個字，內容與曹氏所言相符。問鬱浩坤的文化程度，說是初小讀到最後一學期，因為交不出學費而退學了。曹氏說兒子讀書很聰明的，成績一向排在前面，說著從一口破櫃裡拿出保存的作業本給刑警看。三人粗略瀏覽，覺得那字跡與這封信函上的有些相似，便決定把信和作業本一併帶走，以便做筆跡鑑定。可是，這信光有信紙，沒有信封。盛衝問曹氏信封在哪兒，曹氏卻說根本就沒有信封。今天一大早，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男子上門，說他來徐州辦事，受小鬱之託帶來這封信。那人門也沒進，交了信就匆匆走了。

刑警對此產生了懷疑，卻沒再往下追問。三人離開鬱家後去了居委會，請治保委員把鬱家的鄰居叫來。片刻，四戶鄰居各來了一人，在居委會對面的雜貨鋪裡說著閒話等著，由刑警逐個喚入詢問。四人的說法一致，今晨並沒有看見有人到過鬱家。這是否可以表明曹氏說了假話？如果確實說了假話，那說明這封信是假的，目的是讓警方相信鬱浩坤早就離開徐州去了天津。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是不是為了向警方表明自己跟昨晚在走馬巷發生的命案沒有關係？

四個鄰居離開後，三人剛要議一議，一個背書包的小姑娘急急忙忙像個沒頭蒼蠅似的撞了進來，嘴裡叫著“耿主任”。待到進了這間簡陋的辦公室，定睛一看，三人中並無居委會主任老耿，頓時一臉窘狀，吐了吐舌頭正要往外退，忽見桌上鬱浩坤的那封信和作業本，馬上說：“哎！這是我哥的呀，怎麼到這裡來了？”

小姑娘這一說，盛衝瞅著她那張臉蛋，覺得似乎跟剛才見過一面的那個六年級小女孩兒有些相似，於是問道：“小朋友，你是鬱家的小女兒吧？”

小女孩兒並不怯生：“是啊，我叫鬱浩菊，在讀二年級。”

刑警就跟她閒聊了幾句，輕而易舉弄清楚了這封信的來路——確實是今天早晨有人送來的，不過沒有送到家裡，而是送到了附近的菜場，交給了在那裡拎著籃子叫賣小百貨的曹氏。送信的也不是什麼中年男子，而是被鬱浩菊稱為“姚姐姐”的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姚姑娘是鬱浩坤的女友，家住哪裡鬱浩菊就不知道了，因為她沒有去過。曹氏不識字，拿到信後不敢請別人念給她聽，就急忙回家，讓大女兒唸了兩遍。他們全家都相信鬱浩坤真的去了天津，而且找到了一份工作。

調查進行到這一步，儘管不知道那個姚姑娘的姓名住址，但對於刑警來說並不是一樁特別犯難的事兒。當然，那時沒有電腦，也沒有什麼“人口信息庫”之類的檔案系統，不過他們有法子可以查摸。三人分析，鬱浩坤如果真在徐州的話，以其痞子秉性，肯定還要在社會上繼續露臉，幹些不法勾當，弄些不明不白的錢鈔，否則，那個姚姑娘估計是不會死心塌地跟著他併為其充當信使的。因此，只要向那些與其一起混過的主兒打聽打聽，應該能查摸到這位姚姑娘的線索。

三人立刻分頭行動，或去看守所提審在押人犯，或通過刑偵隊掌握的耳目打聽。果然，晚上九時就查到了姚姑娘家的住址。

午夜，刑警通過姚姑娘這條線索順藤摸瓜，在萬裕北街一個姓錢的流氓家裡找到了逃犯鬱浩坤，連同錢某一併當場拿下。

四、武林高手的推斷

鬱浩坤等人到案，專案組立刻進行分工，組長紀博達、副組長楊迎喜負責訊問鬱浩坤，賀知臻和老唐負責訊問姚敏（姚姑娘），盛衝訊問錢某。

原以為兩個老刑警拿下一個二十一歲的小痞子是一樁很簡單的事兒，可是一接觸鬱浩坤，卻發現滿不是那麼回事。這主兒雖然年輕，也從未折進過國共的局子，按說肯定是缺乏反訊問經驗的，可他卻彷彿具有與生俱來的抗審能力。這種能力體現在不管跟他說什麼，他都不吭聲，十足的零口供。紀博達、楊迎喜跟他耗了三個小時，哄、騙、逼，紅臉白臉都試過，還請他吃了一頓當時算是比較上檔次的夜宵——加了爆炒肉絲的冷麵，還有冰鎮酸梅湯，鬱浩坤就像理所當然應該受到這樣的款待一般，一臉平靜地吃喝，吃完了又向刑警要了一支香菸。刑警還以為感化有效，不料再訊問時，依舊是零口供。

紀博達、楊迎喜不得不暫停，把那邊正在對付錢某的盛衝叫出來問了問情況。錢某跟鬱浩坤雖然是哥們兒，但最近交往不多，昨天（8月9日）上午鬱去錢某那裡，說住幾天，錢某自無二話。按照道上的規矩，錢某不會打聽鬱這幾天幹了啥事兒，如果鬱自己透露，他也只有聽的份兒，人家說多少他聽多少，聽得明白聽不明白都不好追根究底。所以，錢某對鬱浩坤的近況根本提供不出什麼內容來。

負責訊問姚敏的賀知臻和老唐也沒有收穫。十七歲的姚姑娘倒不是不吭聲，她願意開腔，甚至還有點兒饒舌，可說的都是雜七雜八的瑣事。要說跟鬱浩坤沒關係吧，每樁事都搭界，但跟專案組正在偵辦的命案沾不上邊。正說著，紀博達忽然聽見面前三人中不知哪位腹中如鼓，說你們還沒吃夜宵啊？快填肚子！順便給那姑娘也弄點兒吃的。對面那家通宵館子裡冷麵、甜點都有，小姑娘喜歡吃甜的，什麼冰鎮酸梅湯、冰淇淋都給她叫來，吃好了我去跟她聊聊。

這時已經是凌晨三點多了，姚敏早就飢腸轆轆，當下吃了一頓，有點兒感動。畢竟以那時的經濟水平，像她這樣一個沒有收入家境也一般的少女是很少有機會這樣吃一餐的，鬱浩坤請她也就不過吃一客冰淇淋什麼的，哪有這麼豐盛。所以，當紀博達出現在她面前，而且一旁的賀知臻又介紹說“這是我們領導”時，她就衝動了，當即表示：“領導有什麼要問的，我只要知道，一定告訴你們。”

接著，就審出了以下的內容——

鬱浩坤負罪潛逃後，輪流落腳於幾個狐朋狗友那裡，跟姚敏一直沒有斷過關係，隔三差五見個面，有時還出其不意突然來到姚家。姚敏父母並不知道鬱浩坤是逃犯，見小夥子長得白白淨淨，又聽說是在鐵路上工作的（那是姚敏騙父母的），心裡贊同這門親事，任由兩人交往。

三天前，鬱浩坤和姚敏去戲院看了一場歌詠比賽，分手時約定8月8日立秋日中午鬱去姚家找姚敏，兩人出去午餐，然後去溜旱冰、逛公園，晚上去“鴻福飯店”用餐。可是，姚敏卻等了個空。可想而知，對於一個期望值特高的少女來說，餓著肚子這麼白等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直到晚上十點鐘，鬱浩坤才敲響姚家的門，把對他一臉鐵板的姚敏哄出家門。姚敏以為要去吃夜宵，哪知鬱浩坤卻給了她一封沒有信封的信，叮囑她明天一早送到他家那邊的菜場，交給在門口電線杆下設臨時小攤頭的曹氏。姚敏想拒絕，但看他說得鄭重，再說她也不是真的想和對方分手，耍了一會兒性子，也就只有點頭答應。

這就是說，鬱浩坤那天有重要事情纏身，以致影響了他跟女朋友的約會。是什麼重要事情呢？顯然不是什麼正經事，否則鬱浩坤不會對刑警玩零口供的。紀博達這麼想著，忽然靈機一動，問姚敏：“鬱浩坤最近經常跟哪些朋友交往，你知道嗎？”

姚敏說知道幾個，有的是聽他說的，有的是一起吃過飯的，經常在一起的有“大塊頭”、“一拳倒”和“金和尚”，都是綽號，本名叫什麼不清楚。不過，吃飯時聽“大塊頭”隨口說起，他家住在西閣街，“一拳倒”住在順河街，“金和尚”住哪裡就不知道了。

紀博達跟楊迎喜交換意見後，決定詐鬱浩坤一下。他們重新出現在鬱的面前時，一臉的輕鬆，先不吭聲，點燃香菸抽著，也扔了一支給鬱。抽了幾口，楊迎喜開腔了：“小鬱啊，我知道你爸是車站的搬運工人，那是無產階級啊，革命的主力軍。按說你這樣的家庭出身，犯了事兒處理起來根據政策是可以從寬一些的，但也要看罪行大小以及落網後的態度。我們可以給你一個獲得從寬處理的機會，能不能抓住，就看你自己了。”

鬱浩坤依舊不開口，但眼裡卻透出期待的神色。紀博達繼續說：“你運氣還算好，機會現在有了。我們已經派人去逮捕‘大塊頭、‘一拳倒和‘金和尚了，你如果在他們落網之前交代，算你主動坦白，否則，我們就沒辦法幫你了。”

聽專案組長說出那三位的綽號，鬱浩坤臉色倏變，繼而渾身控制不住地微微顫抖。紀博達說別抖了，趕緊抓住機會交代，西閣街離這裡不算遠，是派吉普車去的，一會兒第一個被抓到的“大塊頭”就要押過來了，那時你想交代我們當然仍舊歡迎，只是不能作為從寬處理的依據了。這麼一說，鬱浩坤終於撐不下去了，問：“你們說話算數？”

“當然算數！對罪行嚴重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尚且這樣，更別說像你這種小角色了。”

鬱浩坤不再猶豫，當即招供說，8月8日晚上，他和“大塊頭”、“一拳倒”、“金和尚”偷了輛三輪車，前往小北門搶劫了一個解放以後已經失勢的幫會小頭目，名叫顏養芝。顏養芝被關過一年剛剛出來，家產抄沒大半，老婆離婚，帶著子女出走另過日子，顏獨自居住於小北門一處其父留下的老宅裡。這樁由“金和尚”策劃的搶劫案並不是要搶劫錢財，他們知道顏養芝沒錢了，但據“金和尚”不知從哪裡得來的消息，這個顏養芝私藏軍火。他們打算把這些軍火弄到手，然後去外地搶銀行。

搶劫行動進行得比較順利，沒動手，顏養芝就乖乖交出了他藏下的一箱手榴彈。事後，鬱浩坤因以前跟顏打過照面，擔心顏萬一再次被捕，交代出手榴彈被搶的情節，那就可能牽出自己，於是靈機一動，決定寫一封信讓姚敏偷偷送他家去，以便以後有個抵賴的依據。專案組當即調集多名刑警，將“金和尚”等三人以及顏養芝捉拿歸案，訊問下來，情況屬實。如此，算是歪打正著意外破獲了一起重大刑事案件，但於專案組偵辦的命案卻不沾邊。

與此同時，專案組另外兩路對丁師傅和於若聰生前交往的那些社會關係的調查也在進行，但並未取得進展。刑警要找的主要調查對象丁師傅已離開銀樓，刑警正在打聽他的下落;於若聰生前交往的那些小混混兒倒是找到了幾個，卻沒有說出什麼情況來。所以，這兩項工作還得繼續。

8月10日，刑警終於找到了丁師傅。丁師傅離開銀樓後，去了一個老鄉經營的煤炭行做了賬房先生。這天正在吃中午飯時，刑警登門拜訪。丁師傅是老江湖，見兩個便衣刑警出示的證件分別是市局、分局的，便知案子不小，是兩級公安機關聯手辦案了，馬上放下飯碗接待刑警。

聽說“老正祥”於老闆的兒子在8日夜間中鏢身亡，丁師傅便明白刑警這是查他是否涉案來了。在正式談話之前，他先指著堆在牆邊矮櫃上的幾厚摞賬本告訴刑警，這一週因為要迎接稅務局的大檢查，每天晚上都在加班，核查解放以來的每一筆收支賬目。這些賬目有一大半是前任賬房做的，他不熟悉，查得很吃力，老闆親自協助不說，還特地請了一個放暑假在家的財務學校學生擔任其助手，即便如此，這些工作直到今天也還沒完成。說著，他招呼夥計請老闆來跟刑警見面。

老闆過來後，丁師傅藉口打開水迴避了。刑警向老闆瞭解下來，丁師傅所言屬實。老闆一看就是個膽小怕事之人，生怕刑警有疑問，又喚來幾個夥計作證。正說著，那個財務學校的學生也來了，刑警問了問，說法一致。如此，就可以證明丁師傅沒有作案時間了。

丁師傅打了開水回來，刑警對老闆、夥計的調查已經結束。接著，刑警向丁師傅道明來意。聽刑警把案情作了一番介紹，看著刑警拿出來請他鑑別的那枚三稜鋼鏢，丁師傅微微一笑。刑警連忙請教：“丁師傅認為這枚鏢有問題？”

“鏢沒問題，應該是舊時留下的真貨。不過如果說兇手用這枚鏢在幾步之內殺死了於少爺的話，恐怕就有問題了。”丁師傅問刑警，“法醫驗屍時對於創口是怎麼說的？有草圖嗎？”

刑警拿出法醫畫的創口剖面圖。丁師傅看了看，搖搖頭，隨手拿起那枚三稜鋼鏢，對刑警說：“我要打柱子上的那個節疤。”

話音未落，鋼鏢已經出手，正中七八米外一根木柱上的節疤，深達寸許。這份功力，令刑警驚歎不已。丁師傅又喚夥計取過一根抬煤炭用的粗木槓，倚在離他一米開外的牆角，說要打木槓上的那條裂縫，結果一鏢打出去，竟然偏了一點兒。丁師傅指著尾部猶在微微晃動的鋼鏢解釋說，這種三稜鋼鏢重心在鏢中間稍偏後，適宜於攻擊遠距離目標，這樣才有準頭;若是攻擊近距離目標，就容易打偏。這不是技藝不夠精，而是鏢本身的問題。您二位剛才說於少爺是在兩米處被這枚鏢擊中心臟部位，我覺得似乎不太可能。有這種本事的武師，別說現在，就是在前清也沒聽說過啊。

刑警聽著既明白又糊塗：“您是說死者不是被這枚鏢打死的？可是……”

丁師傅嘿嘿一笑：“也就兩米距離，還值得用飛鏢暗算？小攮子紮上去就是了嘛！”

一語提醒了刑警：對啊，不就是要殺死於若聰嗎？兇手既然和他熟識，已經將其騙到現場了，冷不防一刀不就乾脆利索解決了嗎？還用得著玩飛鏢顯擺？可是，兇手確實是在於若聰背部留下了這麼一枚飛鏢，法醫也認定於若聰死於這枚鋼鏢，這又怎麼解釋呢？難道兇手是直接把這枚鋼鏢作為匕首扎入於若聰後背的？

丁師傅說，用這麼一枚鋼鏢直接扎入人的背部而且那麼深，目標又是一個大活人，身手還比較敏捷，那幾乎是不可能的。須知鋼鏢是用來投擲的，用三根手指捏著尾部才能發力，若要憑空扎入這麼深，那除非目標是個死人。所以，我想當時現場的真實情況可能是這樣的：兇手先把類似錐子的銳器刺入死者背部，於少爺受傷倒地後，再把這枚鋼鏢扎進之前的那個創口。

刑警馬上想到，如果是這樣的話，創口內部應該會留下痕跡，難道法醫解剖時沒有發現？丁師傅說很可能沒有發現，或者說沒法兒發現。我估摸兇手用來刺殺於少爺的兇器是一把錐子——就是尋常街頭皮匠用來修鞋的那種工具，先用錐子刺殺於少爺，再把鋼鏢扎進創口，由於鋼鏢的三稜直徑比錐子稍大一些，又是緊接著下手的，這一下扎進去，法醫解剖時很難分辨。

刑警聽得頻頻點頭。他們中有人當時就在解剖現場，是看著法醫解剖的，記得法醫並沒有檢查創口的橫斷面。這種殺人方式堪稱奇特，一般情況下，也根本不會從這個角度進行剖檢。返回專案組駐地，刑警向組長紀博達彙報了丁師傅的推斷。紀博達立刻去市局法醫室與法醫溝通，法醫隨即和紀博達一起去市局食堂，割了一塊牛肉，用錐子和那枚鋼鏢當場試驗，發現如果刺入角度相同的話，即使進行橫斷面剖檢，也難以發現什麼痕跡。

那麼，8日晚上在走馬巷現場，兇手是否有能力保持那份鎮定，注意到兩次刺入的角度呢？這個，就需要對屍體重新進行解剖檢驗了。

於若聰的屍體在之前解剖過後，已經交由家屬領回。當時民間都是土葬，像“老正祥”這樣的有錢人家，通常還有家族墓地。於若聰的屍體被領回家後，先設靈堂做法事。雖已立秋，但氣溫還是比較高的，於家從冰廠購來冰塊把靈床圍住，還弄了兩臺電風扇日夜猛吹。昨天遺體入殮，這才撤去一應降溫用品。法醫、刑警一干人上門時，法事還在繼續進行。楊迎喜跟於老闆說因偵查需要，法醫須再次檢驗死者屍體，希望家屬理解和配合。於老闆儘管於心不忍，但還是點了頭。

再次開棺檢驗，並未發現創口被兩件不同兇器刺入的痕跡。不過，這也在意料之中。畢竟時隔數天，屍體已經開始腐爛，即使有痕跡也難以檢驗出來。法醫的結論是：未曾檢得兩次刺入的痕跡存在，但不排除這種推斷。

當晚，專案組舉行案情分析會，大夥兒非常重視丁師傅的觀點，認為很有可能就是丁師傅說的那樣，其目的是轉移偵查視線，讓刑警把注意力集中到武林人士那邊去。為什麼要轉移偵查視線呢？很顯然，這表明兇手一夥自認為是比較容易被刑警發現端倪的。由此，刑警就想到了之前第四路調查獲得的線索。

第四路調查由刑警梅期寒和派出所臨時借調過來的民警進行，重點是走訪於若聰生前交往的那班狐朋狗友。梅期寒是徐州本地人，四十掛零，抗戰前曾幹過舊刑警，抗戰爆發後不願當偽警察，乾脆離職跑單幫做生意。這人生性機靈，身體也好，又會武術，還能操江蘇、山東、河南方言，惟妙惟肖，連當地人也難以分辨。這種特點僅僅用在跑單幫上似乎埋沒人才了，於是，有與中共方面有關係的朋友向組織上推薦了此人。中共也正需要這種人才，梅期寒就兼著做起了中共的地下交通員，當然是義務的，不但沒薪水，有時自己還得貼點兒進去。

梅期寒的地下交通工作做得比較牛，最多時身兼三種角色——徐州地下黨、新四軍和中共中央華中局工作人員。解放後，地方政府不瞭解這人的情況，將其作為舊警察關進了局子，要審查其歷史問題。不料，前腳剛抓了人，馬上就有電報、電話過去，命令立刻放人，還指示在徵求梅期寒本人意向後，可以安排其參加人民警察隊伍，當個組長、副股長什麼的也可以，並在檔案中寫明不作留用人員對待。就這樣，梅期寒幹起了刑警老本行，但他識趣，組長、副股長什麼的就謝絕了，做普通刑警比較省心。

像梅期寒這樣的資歷，讓他查摸於若聰生前打交道的那些小混混兒，真可以說是大材小用。他帶著民警小江調查了十七八名小混混兒，從其中三人口中獲知：於若聰在出事之前兩三天即8月5日、6日，曾興沖沖地向這三個要好的小哥們兒分別許諾過，最近他會弄到一筆鈔票，到時候他們可以結伴去北京玩，見見市面，開開眼界，以後也好向人家炫耀炫耀。這三個小哥們兒的年齡都比於若聰小兩三歲，一個是乞丐，兩個出身貧窮，平時少有錢鈔經手，而於若聰是“老正祥”小開，手頭錢鈔來得容易，而且出手大方，所以三人很願意聽於若聰的指揮，跟著於少爺沒少胡鬧過。他們知道於若聰從來說話算數，這次也確信他不會騙他們。

獲悉這條線索，梅期寒曾去於家走訪。於家可以給小少爺平日零花以外錢鈔的，無非於老闆夫婦和於少爺的兩個嫡親姐姐，這兩個姐姐一個是醫生，一個是銀行職員，手頭都比較寬裕。但是，這四人最近都未曾給過於若聰哪怕是一分錢。

前面說過，於若聰上次惹禍被公安局抓進去，雖然最終有驚無險，被網開一面，但也讓於老闆出了一身冷汗。此後，於老闆就把與兒子有關的財權交給那兩個前輩拳師處置了。梅期寒與那二位接觸過，兩人是同門師兄弟，都已年屆七秩，兩家合住一個院子。於若聰每次去領錢，都會被二老盤問一番：最近在幹什麼？跟什麼人交往？上次給的錢花到哪裡去了……樹老根多，人老話多，兩個老漢湊在一起更是囉唆。於若聰受不了這份折騰，漸漸去得就少了，最近已經半月沒有登門。

如此，於若聰最近可以獲得一筆鈔票之說就跟家裡沒有關係。可供四人前往北京轉悠一趟的錢鈔不是一筆小數目，於若聰可以從哪裡獲取呢？他的被殺是否與此有關？專案組分析下來，認為多半有關。而且，從兇手企圖轉移偵查視線這一點來看，對方還不是尋常的流氓團伙之類。可能於若聰掌握了對方的什麼把柄，以此進行勒索，對方假意答應，找個機會就把他滅口了。

案情分析到這一步，專案組方才覺得似乎找到了於若聰被害的原因，遂決定循此方向往下追查。

五、殘畫之謎

次日，8月11日，梅期寒、黃求者二刑警早早就去了於宅。這天於家舉行送葬儀式，要把於若聰的靈柩送往郊區的家族墓地安葬。梅期寒不知做法事的和尚選的是什麼時辰，只怕去得晚人家已經出門了，這一來一去，至少得大半天，那就只有等於老闆返回後再調查了。事後回想，幸虧去得早，否則的話只怕往下的活兒就沒有那麼順暢了。

兩人到達於宅時，那邊已經做好送葬的準備，正在舉行最後的儀式——出門前把要給死者帶往陰間的東西全部焚燒一淨。火堆前，兩個男子正在把要焚燒的物品一樣樣往火裡送。梅期寒眼尖，眼光掃去，發現那二位正從旁邊的藤條箱裡取出一沓沓大大小小的紙張，頓時心念一動：於若聰生前有兩大愛好，一是飛鏢，二是繪畫，此刻要燒掉的應該就是他的畫作了，其中會不會有與案情相關的線索呢？想到這兒，他立刻指著那兩個男子大喝一聲：“停！”

那一箱紙張確實是於若聰生前的畫作，最上面的（就是被人拿在手裡正往火裡送的那一沓）是於若聰最新畫的。那男子聽見刑警大喝“停”，下意識地把已經點著的這張畫抽回，用腳踩熄。饒是如此，也已燒掉了大半張。這是一幅用鉛筆畫的速寫，畫的是一幢不知坐落於何處街頭的民居，殘畫上的民居只留下四分之一，右下側人行道上有電線杆，還有一個豎放的長形垃圾箱。

如果說這張殘畫當時沒有引起刑警注意的話，那麼接下來出現的三張就必須投入全部注意力了。黃河東岸那家“莫憂館”的跑堂提供的被刑警在筆錄中稱為“禿子”和“摺扇”的那兩位仁兄，就出現在於若聰的筆下。於若聰自小跟著受過專業訓練的劉保姆學繪畫，後來又跟賬房閔先生學習國畫，中間一度還去參加過美術學校舉辦的假期訓練班，這麼些年學下來，已經畫得有些根底了。去年慶祝開國大典時，他畫的人物作品曾被街道推送至區裡參加展覽會，據說原已定下送市裡展覽並可獲獎，但因為作者的品行問題被刷了下來。這樣一個主兒，畫出的肖像足以吸引刑警了。

梅期寒、黃求者沒見過“禿子”和“摺扇”，最初也沒有把畫像跟那二位聯繫起來，而是驚歎於這位於少爺的畫技，連問了幾遍：“是小於畫的？”

仔細查看之下，梅期寒覺得這兩個形象似乎面熟，盯著兩張畫沉吟不語。黃求者也有同感，思忖片刻，猛然想起：“這不是‘禿子和‘摺扇嗎？”

梅期寒也回過神來了，不由得連連點頭。這一卷畫中還有一張，也是一個男子的肖像速寫：四十歲左右，一頭濃髮梳理得整整齊齊，一張國字臉上長著一對虎目，耳朵略帶招風，兩腮顏色較深，估計是長著絡腮鬍子，剛剃掉又長出胡茬兒。

刑警向於家人瞭解：這三位是誰？是否來過於家？是否有人見過於少爺和他們在一起？

於老闆一邊搖頭，一邊招呼全家上下包括傭人、夥計以及相幫料理喪事的鄰居輪流辨認，都說從來沒見過這三位。刑警又把那一箱作品一一翻檢，沒再發現似與案情相關的畫作。對最近一段時間在家裡跟於少爺接觸較多的家庭成員以及傭人、夥計進行詢問，也沒有什麼情況可以提供。至於那幾幅畫作，據於母和幾個傭人回憶，那是於若聰在臥室外面的天井裡畫的，大約是被害前三四天的事兒。於若聰經常在那裡畫畫，家人都司空見慣，因此也並未在意。

刑警拿著那三幅肖像走訪了多家鄰居，依然沒有人能提供線索。梅期寒、黃求者議了議，決定去一趟“莫憂館”，請那兩個跑堂辨認。午前，梅期寒、黃求者返回專案組駐地彙報調查結果：“莫憂館”跑堂確認三幅畫作上的兩幅分別是“禿子”和“摺扇”，另一個國字臉中年男子他們也見過，十來天前曾與“禿子”、“摺扇”一起去“莫憂館”吃飯，點了很多菜，說是為那人接風洗塵什麼的，但後來那人沒有再去過。

下午，專案組開會研究梅、黃髮現的情況。由於已有昨晚有關滅口的推測，眾人就循著這個方向進行分析。於若聰生前所畫的最後四幅畫，三幅是人物肖像，一幅是房子，可以推測那三人就是涉及這起兇殺案的案犯，而那幢民居就應該是案犯的落腳處了。於若聰畫得很仔細，連房屋門前人行道上的電線杆和垃圾箱也沒忘記，由此想來釘在門框上的門牌也是會畫上的，可惜給燒掉了。不過，有這麼小半幅殘圖，應該可以找到那個所在。

紀博達、楊迎喜認為，那幾個傢伙在一週之內兩次去該飯館用餐，不排除他們就住在這家飯館附近，沒準兒這兩天還會再去，遂決定派三人前往“莫憂館”蹲守，指望撞上好運氣。另外的同志則分頭查找那幅殘圖上所畫的民居，這就不需要分組了，不過查訪區域要分派一下，每人騎輛自行車前往劃定的區域轉悠就是了。

會後，一干刑警就開始行動，轉悠到晚上，沒找到相似的民居。次日，繼續進行訪查。當時的徐州市區範圍沒有現在這麼大，但也有六個區，街道不少，區區數名刑警騎著自行車到處轉悠，還是很費工夫的。不過，終於沒有白辛苦。午前，刑警梅期寒給組長紀博達打電話報告，已經發現了殘畫上的那幢民居，坐落於南門大街培德巷口。

梅期寒的發現並非偶然，他是花了心思的。前一天下午接受任務後，眾人馬上遇到了一個問題——圖只有一張，但分頭去市區查找的偵查員卻有好幾位。當時沒有複印機，要人手一張的話，必須把殘畫拍攝成照片沖印出來。但這可能要費些時間，於是就有人出主意，說把殘畫上的內容依樣畫葫蘆勾畫在工作手冊上不就得了？反正是幢房子，不需要什麼繪畫功底也能描畫個大概。梅期寒在筆記本上勾畫時想到了一個問題：與其一條條馬路尋找那所房屋，倒不如盯著畫中的電線杆和垃圾箱去調查。

昨天其他刑警在街頭訪查的時候，他卻去了供電公司，要求瞭解殘畫中那根木頭電線杆的情況。供電公司的幹部看了他勾畫的草圖，臉露難色，說可惜沒有顯示杆號，否則一查一個準。這種電線杆都是同一型號，木料是向木材行訂購的，為防潮防腐，還塗上一層桐油，考究些的會在根部兩米部位刷柏油。這根電線杆通體都是一個顏色，看來沒刷柏油，那肯定是1948年1月以後更換過的。

梅期寒聽著覺得似有希望，尋思既然更換過，那就應該有記載，查一下檔案就行。接待他的那位幹部也是這樣想的，隨即叫人去業務科查詢。一會兒，迴音來了，說查了檔案，解放後接管時沒有這方面的資料，只有訂購木材的財務發票，但發票上並不註明所購木料是用於哪條馬路上的電線杆。幹部對梅期寒說，要不明天你再過來一趟，我陪你去下面問問工人，看他們是否講得清楚更換電線杆的事。梅期寒嘴上表示感謝，心裡卻已經在琢磨著去市政局查垃圾箱了。

之所以想到要查垃圾箱，是因為殘畫上那個式樣的垃圾箱是解放後才出現的。梅期寒是老徐州，知道解放前徐州市區馬路上垃圾箱有是有的，不過很少，屬於點綴性質。解放後人民政府改善衛生環境，逐步添置木質垃圾箱，到1950年3月底，全市各條馬路上都已經放置了統一規格的垃圾箱。

次日上午，梅期寒直接去了市政局，保衛幹部陪同他去了下設的清潔科——就是現在稱為“環衛”的部門。正好是那個具體負責更換和添置垃圾箱的工程師出面接待，這人記性很好，根本不用翻閱資料、記錄什麼的，看了一眼梅期寒遞過去的草圖，說你去南門大街上看看，肯定查得到。這種把垃圾箱和電線杆連在一起以防被人偷走的做法，只有南門大街上有，那是我們剛剛進行的試點。

南門大街正好是梅期寒分工調查的區域，過去一家家查看下來，他終於發現南門大街培德巷口那幢民居符合殘畫的特徵。 紀博達接到電話後，立刻駕摩托車去南門大街與梅期寒會合。為防止打草驚蛇，梅期寒就不過去了，紀博達也不騎摩托車，而是步行前往。實地查看下來，確認該建築就是於若聰所畫的那幢民居。

兩人找到管段派出所，派出所劉所長介紹，培德巷口的這幢房屋原系一個名叫薄謙道的資本家於北洋時期建造，三開間門面，縱深三進，兩層樓，後面還有一個大約四十平方米的院子。薄謙道是經營西藥生意的，這在舊時是一門比較賺錢的行當。薄老闆為人小心謹慎，非常注意溝通各方面的關係，生意做得風生水起，陸續造房置地，還娶了兩個小妾。1936年薄老闆娶第三個小妾袁少玲時，作出了一個決定，大小四個老婆每人一幢樓房，立即訂立契約交納稅金辦理過戶，培德巷口的這幢房子就歸袁少玲所有。抗戰中期，薄老闆被日偽以“通匪”罪名逮捕，死於憲兵隊。之後，除袁少玲外，薄家的所有人都離開了徐州，再也沒有回來，戰後也沒聽說過他們的消息。

袁少玲戲子出身，嫁給薄謙道做妾後不再唱戲，閒居在培德巷居所，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跟以前那些朋友基本斷了來往，用現在的說法就是做了金絲雀。薄老闆在憲兵隊殞命她成為寡婦後，再無約束，遂重新與外界來往，結交了一個掮客，一起投資做生意，還時不時以票友名義登臺演出，戲院也給她一份包銀。1947年，袁少玲經人介紹參加了“一貫道”，因為是戲子出身，擅長裝腔作勢甚至裝神弄鬼，被髮展為骨幹分子。解放後取締“一貫道”，很多城市像袁這種情況的大多吃了牢飯，但她卻僥倖躲過一劫。一方面是因為她態度好，主動去公安局登記;另一個原因，登記時她正患肺結核，是被隔離在醫院裡的時候偷偷跑出去登記的，此事還上了報紙。這樣，政府也就對她網開一面了，再者，那時候醫療條件差，治療肺結核的藥物更是緊俏，像她這種肺結核病人，公安機關也沒條件關押。

解放後，袁少玲不再出頭露面，登臺演出也不敢了，那個合夥做生意的朋友早已去了香港，她的生意也做不成了。不過，她頗有些積蓄，靠銀行存款利息過日子，生活倒是無憂。此外，她一個人住不了那麼些房子，還能出租房屋收取房錢。在派出所民警印象中，這個女人還算老實，解放後沒聽說幹過什麼不法的事兒，跟鄰居的關係也處得不錯。

房東沒問題，那麼房客是否有問題呢？劉所長喚來戶籍警老汪，讓他介紹袁氏的房客情況。老汪是留用警察，對這份保留下來的飯碗很是珍惜，工作比較上心，他的衣兜裡經常放著兩本工作手冊，胸前口袋裡彆著兩支鋼筆，下去除了詢問就是記錄，因此不管介紹哪方面的情況都能說到點子上。聽紀博達說了要調查的內容，又看了那份殘畫的原件，老汪打開工作筆記翻了翻，告訴紀博達說袁少玲屬於內控對象，他每天兩次下去了解情況，都需要重點留意。解放以來，袁本人沒有發現有什麼問題，但由於她把房子出租，房客的情況相對複雜些，目前，袁少玲在培德巷的居所一共有四戶人家租居。接下來老汪說到的一個情況引起了紀博達、梅期寒的注意——

袁少玲的房客中，有一個男子是獨居的。此人名叫蓋捷，三十九歲，自由職業，既是中醫，又做藥材生意，還與兩傢俬營運輸公司有業務關係。這人是1948年底徐州解放一個月時入住的，當時老汪剛被公安局定為留用人員，讓他繼續負責南門大街這個管片的居民戶籍和治安，他對工作不敢有絲毫的鬆懈，每天至少十個小時泡在居委會。蓋捷這樣的租居情況很容易使人產生懷疑，不由自主地往“逃亡地主”、“逃犯”、“還鄉團”、“特務”等方面去想，老汪正要上門盤問，姓蓋的倒主動登門了，出示了第二區公安分局治安股蓋章的證明，證實其戶籍是在本市第二區，身份是自由職業，婚姻狀況是離異，臨末註明“未發現此人有政歷問題及刑事罪行”，一句話：此乃良民。

如果擱別人手裡，也許就不會繼續關注這個對象了。可是遇到老汪這個性格黏糊、工作認真的留用警察，他不知出於什麼心理，總覺得蓋捷這人身上可能有毛病，隔三差五就會有意無意地向居委會幹部詢問蓋的情況。可能由於職業原因，蓋家平時來往的人比較多，經常深更半夜還有朋友進進出出，喝酒打牌，吆五喝六，騷擾鄰居。可最近一個多月，蓋捷那裡進進出出的朋友顯著減少，也不騷擾鄰里了，而且來往的那些人多是鄰居們以往沒見過的陌生面孔。

蓋捷當即被作為重點嫌疑目標進行調查。專案組一面派人去蓋捷戶籍地瞭解此人的歷史情況，一面密請包括房東袁少玲在內的其他房客、四鄰八舍辨認於若聰所畫的那三幅肖像，結果，有幾人確認“禿子”和中年男子最近曾去拜訪過蓋捷。

8月13日下午，專案組決定拘捕蓋捷。自午前開始，蓋捷已被刑警秘密跟蹤。發出拘捕令時，他剛拜訪完一個朋友，步行返回南門大街培德巷的租居住所。四名刑警一路尾隨，路過南門派出所時，一擁而上將其推進大門當場拿下。

六、訪查皮匠

本以為此案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沒料到，卻是白忙活一場。

蓋捷被捕後，至少被四名群眾確認的“禿子”和中年男子也隨即落網。調查下來，二人一個是西醫，在市一醫院內科工作;另一個是水果批發行老闆，都沒有作案時間。“莫憂館”跑堂反映的兩次用餐時段，兩人都在其他場合，分別有多人作證。他們和蓋捷的交往，是為一起投資做生意的事，至今還沒有談妥。至於蓋捷本人，確如戶籍警老汪所介紹的前半部分內容，沒有政歷問題和刑事犯罪前科，乃良民一個。在這些證據面前，眾刑警沮喪地意識到：那四名群眾認錯了人。

這下，專案組上下都懵了。調查下來，培德巷該民居中的房東房客都未見涉案證據，那麼這幢民居怎麼會出現在於若聰生前的畫作中呢？於若聰為什麼要畫這幅畫呢？為什麼和三個涉案男子中的兩個（“禿子”和“摺扇”）的人物素描放在一起呢？

8月14日，案件發生後第七天舉行的又一次案情分析會上，刑警首先討論的就是這些問題。七嘴八舌議了一陣，出現了多種猜測，但都缺乏依據。最後，副組長楊迎喜提議，先把這個問題擱在一邊，暫不管它，另外尋找突破口。組長紀博達說看來也只能這樣了，大家別糾結了，都說說吧，除了那些畫，還能從哪個角度去開展調查？

循著這個思路，最後決定接下來同時進行三個偵查措施：一是繼續安排警力在“莫憂館”蹲守;二是繼續找於若聰生前交往的那些小混混兒調查，看是否能夠發現蛛絲馬跡;三是和兩次對於若聰屍體進行解剖的法醫探討，看是否有可能從兇手行兇作案的角度找到突破口。

紀博達出面與法醫溝通。參加解剖的兩個法醫是師徒，都姓王，當時徐州公安內部稱為“老王法醫”和“小王法醫”。巧得很，紀博達去拜訪他們時，“二王”正要給他打電話呢——他們對於這起案子的行兇方式有了一種新的推斷。

這個推斷來自小王法醫。小王是部隊衛生員出身，淮海戰役中上前線救護傷員時負了傷，一條腿走起路來微瘸，傷愈後就轉業到了徐州市公安局。領導根據其衛生員出身的特長，安排他跟老王法醫學習，中間還參加過華東公安部舉辦的半年期的法醫技術培訓班，以全班第二的優異成績結業。按照當時的規定，從這個培訓班出來的學員，已經具備獨立驗傷、解剖的資格。

小王回徐州後，雖然已是放單飛了，但仍舊一有機會就向老王法醫討教，還跟老王約定，但凡有命案現場，即使他輪休不在崗位上，也須通知他到場參與勘查檢驗。畢竟隨著解放後治安形勢的好轉，命案發生率大大下降，這種實踐機會能抓住一次是一次。8月8日那天小王休息，正在和女朋友一起看電影。但他給當天值夜班的老王法醫留了紙條，說明了自己的去向。老王在接到出現場的任務後，馬上叫人去電影院打字幕把他叫了出來，弄得小王的女朋友好生無趣。

複檢時，小王正巧去省城參加一個業務會議，回來才聽老王說了一應情況。小王對此甚感興趣，一直在琢磨這是怎麼回事。他特地去買了錐子，用棉布棉花一層隔一層做成模具進行試驗。兩天下來，終於有了感覺，今天就向老王說了說。師徒兩個研究了一番，認為他們的看法似乎比較成熟了，遂決定告知專案組。

就在這時，專案組長紀博達登門了。當下，老王就讓小王將他的新觀點向紀博達作了說明。小王法醫認為，從第二次檢驗屍體時拍攝的創口橫斷面照片和老王法醫繪製的模擬圖（因創口腐爛，照片有些模糊）來判斷，兇手那一下突然襲擊是以與死者背部呈九十度的角度刺入的。這個角度說著簡單，但真的實施起來，似乎有些彆扭——要想直直地刺入於若聰體內，握兇器的時候就不能像尋常格鬥那樣直握，如果是直握，就刺不出那樣一個角度，除非於若聰是被按在地上後下的手，但現場勘查情況卻不支持這樣的推測。這種彆扭的姿勢對於兇手來說是一個犯難的動作，用這等犯難的動作穩準狠地把兇器刺入特定位置，似乎是很難做到的。但也不是絕對不可以，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兇手才能完成在常人來說非常困難的動作——兇手做過專業皮匠，可以熟練地以各種姿勢各種角度使用錐子。

專案組對法醫的這個觀點進行了討論，眾人一致認同。於是，就集中全組力量對全市皮匠進行訪查，要求把市區各大街小巷設攤修鞋的每個皮匠都一一走訪到。鑑於之前刑警在“莫憂館”調查時，從跑堂那裡得知8日晚上於若聰用餐後是由那個“摺扇”陪同著離開的，專案組懷疑“摺扇”就是直接殺死於若聰的兇手。現在要在全市皮匠中訪查“摺扇”，便把於若聰生前所畫的“摺扇”素描翻拍成照片，交給訪查刑警請皮匠辨認。

皮匠是個古老的行業，可能早在出現鞋子的年代就誕生了。一個簡陋的工具箱，裡面放著錐子、釘子、針線、錘子，再帶上鐵砧和幾把切刀，就組成了他們養家餬口的攤子。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無論走到哪個城市、集鎮，如果看不見街頭巷尾有皮匠攤，總會感到這幅風俗立體畫中似乎缺少了什麼，市民百態中少了一態。奇怪的是，儘管它屬於服務行業中的一部分，卻從來不曾有過自己的行業協會之類的團體，可能也是所有服務行業中唯一不需要繳納稅金、不需要擁有執照的一個另類。所以，專案組要查訪本市的皮匠，無法採取通常的手段，比如向工商局、稅務局、工商聯、行業公會等調閱從業人員信息。沒有辦法，只能勞動偵查員們的兩條腿了。

這一查就花了兩天時間，8月16日晚上眾刑警照例開碰頭會彙總情況時，每人都顯出一種疲態。合計下來，偵查員們一共接觸了一百八十七個在大街小巷設攤的皮匠，老中青都有，甚至還包括三個十分罕見的女性補鞋匠，卻沒一個認識“摺扇”的。這就簡直匪夷所思了。說於若聰把“摺扇”畫得失真了吧，不是沒有這種可能，但是，“莫憂館”兩個跑堂能夠在於若聰畫的三幅肖像中認出“摺扇”，說明即便存在失真，也不是很離譜。那麼，這種情況該怎麼解釋呢？這時，刑警想到了一種使他們感到頭痛的可能：“摺扇”來自外地。

儘管皮匠們分散設攤，看似互不相關，但其中肯定也存在競爭，凡是涉及到利益的行業概莫能外。皮匠們沒有行業協會，不過，肯定存在著以籍貫為紐帶的派系。派系內部、派系與派系之間的相互接觸不一定很頻繁，但應該是有聯繫的。刑警查訪了全市所有的皮匠，誰都沒見過“摺扇”這麼一個同行，以此推測，“摺扇”是外埠來徐州的，他在外埠曾經從事過皮匠職業，現在已經改行了，所以徐州這邊的皮匠都不認識他。

這就麻煩大了。徐州地處蘇魯皖豫四省交界，交通便利，“摺扇”如果真是從外埠流竄或者遷移過來的，那該到哪兒去找？眾刑警陷入沉默，大夥兒都望著紀博達，等待專案組長拿主意。紀博達沉思片刻，跟副組長楊迎喜耳語了幾句，對眾人說：“除了來自外埠，是否還有其他可能呢？請同志們想想。”

又是一陣沉默，接著有人發表意見：目標會不會不是修鞋的皮匠，而是從事類似職業的人員，比如皮鞋、皮革廠的技工之類。

專案組遂決定擴大訪查範圍，把徐州市內九家制造皮鞋、皮衣、皮箱的工廠和作坊的技工也作為訪查對象。這就不需要像訪查皮匠那樣到處亂跑了，工廠和作坊都是列入行業名冊的，上有管理部門，諸如工商局和行業公會。儘管如此，也花了一天時間。刑警主要是通過行業公會進行調查，由公會出面通知工廠、作坊在約定的時間裡指派人事和工會幹部各一名（作坊沒有人事、工會之分，那就老闆本人過來）到公會來開會，人到了之後，就讓他們辨認素描的照片。 九家廠坊一一辨認過，一致搖頭。這下，大家都沒轍了，看來這個“摺扇”真的是來自外埠。紀博達只得決定，除楊迎喜留守，全組包括臨時借調的派出所民警全體出動，分赴徐州周圍的豐縣、華山縣（1953年1月撤銷）、沛縣、蕭縣、銅山、邳縣、碭山七地，訪查“摺扇”其人。

這一折騰，又是三天，結果竟然還是白板一塊。這起命案轉眼已經發生十來天了，投入的偵查力量以當時的警力比例來計算，應該不算少，一干刑警都快累得人仰馬翻了，可是，找了好幾個切入口，都沒法兒切入到案子的核心部位，這是怎麼回事？

“二王”法醫也為此深感不安，擔心他們的推斷誤導了專案組。經老王向領導提出，法醫室對於“二王”關於兇手握兇器姿勢的結論進行了研討，最後一致認為沒有問題。8月21日上午，專案組再次召開案情分析會，紀博達請“二王”過去相幫分析。還是由小王法醫出面對情況進行了說明解釋，老王法醫還帶去了兩把錐子和模擬靶具供刑警試驗。全組刑警試驗下來，對於他們之前的結論沒有疑問。這樣看來，兇手如果真是“摺扇”的話，那還要繼續擴大查找範圍，從徐州周邊擴大到全省甚至外省。

副組長楊迎喜說這樣查下去不是辦法，有點兒純粹靠運氣了。要不咱們先設法瞭解一下“摺扇”到底是不是外地人，如果是外地人，大致上是哪個地方的。那麼，怎麼查呢？他不是兩次光顧過“莫憂館”嗎？可以派人去那家飯館重新調查一下，看那兩個見過他的跑堂是否對其說話的口音有印象。紀博達認為此提議可行，當場指派盛沖和老唐兩人去飯館調查，這邊大夥兒繼續討論。

其實，關於“摺扇”和“禿子”的口音，上次前往調查時刑警已經詢問過，但跑堂說並未注意。盛、唐兩個此去，連啟發帶引導，但兩個跑堂仍是什麼也回憶不起來，等於白跑一趟。不過，他們回到會議室時，這邊大夥兒已經議出了一種新的可能——

之前認為兇手是“摺扇”，不過是推測，其理由是8日晚上於若聰離開飯館時是由“摺扇”陪同的。“摺扇”當然可能陪著於若聰走到走馬巷口下手殺人，但也有另一種可能，即半道上把於若聰交給另一個同夥，由那個同夥陪同到現場，然後下手。如果是這種情況，那另一個同夥才是專案組要找的皮匠，而專案組此前一直在訪查“摺扇”，自是不得要領。現在是否可以換一種方式進行調查：撇開“摺扇”，向皮匠行業調查從業或者曾經從業的人員中是否有行為反常的可疑分子。

有刑警擔心，沒準兒之前對皮匠行業的訪查已經驚動了兇手，甚至有可能刑警直接向兇手本人出示了翻拍的“摺扇”照片。那當然會打草驚蛇，只怕此刻兇手已經遠走高飛了。因此，這樣的調查怕是不會有效果。但紀博達卻認為，如果是這樣，就更應該進行這項調查。兇手逃離的同時也就暴露了自己，專案組接下來的工作就可以轉為追逃了。全國除臺灣以外都解放了，看他能逃到哪裡去！

七、又一起命案

專案組這一招回馬槍竟然馬上見效。再次訪查全市皮匠後的次日，即8月22日上午就有消息傳來：在銅山路丁字路口設攤的皮匠仇四郎的家屬今晨向派出所報告，仇四郎昨晚沒有回家，也沒關照過家人他去哪裡了，這是從未有過的情況。由於是皮匠，專案組諸君聞訊都是一個激靈。楊迎喜隨即叫上刑警賀知臻、梅期寒去管段派出所瞭解仇四郎的情況。

仇四郎，蕭縣人氏，三十六歲，早年因家貧四處流浪打工，抗戰前一年在徐州入贅皮匠宋老二家做了上門女婿，從此開始了他的皮匠生涯至今。最初在人們印象中，這個人平時話語不多，是個埋頭幹活兒的料。但在其丈人宋老二病歿後，他開始活絡起來，喝酒抽菸，還染上了賭博惡習，不過平時幹活兒還是依舊很認真，手藝不錯，以至於有些已經搬離的老鄰居還特地趕來請他修鞋補包。

之前專案組對全市皮匠逐個進行查訪時，梅期寒找他詢問過，記得這位仇師傅一面幹活兒，一面漫不經心地聽明來意，看那張翻拍的素描肖像時手裡的活兒還不肯停，不過倒是看了一陣兒，又想了想，然後搖頭：“不認識。”給人的感覺是缺乏熱情。現在，此人罕見地徹夜不歸，是否反常？

楊迎喜問派出所楊所長：“不是說他賭博嗎？會不會在外面賭了一夜沒回去啊？”

楊所長說我們問過家屬了，她妻子說最近半個多月他沒有賭，說人民政府不讓賭博，他要戒賭;再說，以前哪怕逢年過節他去外面賭博，也從來沒有整夜不歸的，所以家人才來報告。正說到這裡的時候，又有人來向派出所報告：西面五六十米開外張家祠堂旁邊的那口池塘裡浮起一具男屍！

三刑警聞訊，都想到了一塊兒：十有八九是這個徹夜不歸的仇皮匠了！

死者果然是仇四郎，包括派出所民警在內的許多人都以為是喝多了酒失足落水溺亡，只有楊迎喜三人認為很有可能是他殺，原因是專案組的調查驚動了對方，“8·8”命案的幕後策劃者為防止警方的偵查觸角伸向自己，採取了滅口措施。稍後，法醫的驗屍結論是：仇四郎生前飲用大量白酒，陷入昏醉狀態，被人從背後襲擊，以小臂勒頸活活扼死後拋屍池塘。

案發地所在的第一分局向市局請示，該案由一分局負責偵查呢，還是交由“8·8”命案專案組併案偵查？市局領導在聽取紀博達關於“8·8”命案的彙報後作出決定：兩個案子串案並偵，專案組正副組長人選不變，一分局抽調四名刑警充實專案組。

專案組當即舉行案情分析會議，討論下來，決定分三路同時進行調查：一路走訪死者家屬和鄰居，另一路走訪死者生前的那班賭友，第三路則向其設攤地周圍的店鋪和住家瞭解其平時營業的情況。

這天是8月22日，第一起命案發生後的第十四天。當時，專案組一干刑警誰也沒有想到，這天竟會把兩起命案一古腦兒一舉偵破，更沒想到拔出蘿蔔帶出泥，後面還扯出了一起敵特案件。

三路訪查都很順利，但破案線索是由負責走訪皮匠攤頭周圍群眾的第三路刑警賀知臻、黃求者、許楓和老唐獲得的。仇四郎的攤位設於銅山路丁字路口那條名喚“迎喜巷”的巷子口，那是他業已病歿的老丈人留給他的一塊“風水寶地”。迎喜巷是一條曲曲彎彎長達兩百多米的古巷子，通往巷尾出口的那條馬路比較偏僻，而且交通不便，巷內居民通常都是從前面的丁字路口出入。光這一點就給皮匠攤帶來了不錯的生意，況且還有丁字路口另外兩個方向的居民。因此，仇四郎這個皮匠攤頭在附近地段頗有名氣，說起“仇皮匠”一般人都知道。刑警分別訪查了丁字路口的店家以及包括巷內住戶在內的數百名居民，竟然意外獲得了於若聰生前所畫素描中的另一個主兒“禿子”的線索。

巷子深處住著一位姓姚的老先生，年輕時做過老師，還做過會計，現在已經近七十歲了。姚老先生告訴刑警，仇四郎這個人一看就是沒有學養素質的低下之徒，彷彿天生具有一冷一熱兩副臉面：活兒沒有時，人從他攤位前走過，哪怕不是找他修鞋的，他都會主動招呼，對方多半會停下來陪他聊幾句;而活兒多的時候，哪怕你拿著幾雙鞋子去修，也是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不過，人們都是為他的手藝而來，也就不計較他的服務態度了。有的顧客為修急件，比如等著上腳的皮鞋或馬上就要出差用的皮包、猝死的老人大殮前穿的壽鞋什麼的，那就得求他拔個檔。為此，自有一些顧客多付工錢，或者送些小禮物。姚老先生說他親眼看見過有人修鞋時帶來一盒同心齋的糕點送給仇皮匠。

這個線索引起了刑警的注意。同心齋在當時的徐州是一家頗有名氣的清真糕點店鋪，百年老字號，出售的糕點質優價高，據說製作糕點還有定量，什麼糕點每天製作多少盒都是老闆事先有規定的，多一盒都不做。買不到？很好，您明日請早。要的就是這份沒有成本的廣告效應。對於一個顧客來說，要向皮匠示好，送樣小禮品還說得過去（在當時也是不多見的），而送一盒同心齋的糕點，那就似乎有點兒過了。

刑警問姚老先生那人多大年紀、長得怎生模樣、來修什麼鞋？姚老先生說那是半個多月前了，還差幾天立秋，很熱。他想到立秋後天要下雨了，家裡有雙膠鞋破了，得拿去讓仇皮匠補一補。拎著膠鞋到巷口時，看見先他一步來了個男子。此人年約三十六七歲，瘦高個子，剪平頂頭，前額寸草不生，正把那盒糕點遞給仇皮匠。姚老先生看清糕點的包裝，嘴快說了一聲“哎，同心齋的，老字號啊”。仇皮匠本來已經伸手要接了，聽了這話，又把手縮了回去，乾笑著說這麼名貴的糕點咱還消受不起哩。那男子呵呵一笑，說同心齋的糕點有保存期限的，快到保質期還沒有賣出去的話就會打折，像這盒核桃酥就是打了對摺。我家就住那邊兒，每天都經過同心齋，買打折點心方便。仇皮匠上次給我拔了個檔，把那雙皮鞋修舊如新，總算沒誤我事，我得表示一下啊。剛才路過同心齋，見有人在排隊買打折糕點，就買了一盒——我可沒排隊，我跟店裡的老闆夥計都是熟人。這麼說著，仇皮匠就收了下來。

三刑警聽了心裡都是一動，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楊迎喜便拿出夾在工作手冊裡的那張“禿子”的素描翻拍照片，請姚老先生辨認。姚老先生看了看，嘴裡“哎”了一聲，馬上把用細紗繩掛在胸前的老花鏡戴上，把照片拿在手裡仔細端詳片刻，隨即點頭說這就是那個送仇皮匠同心齋糕點的男子。

楊迎喜簡直不敢相信能撞到這樣的好運氣，忍不住又反覆問了兩遍。也不繼續進行訪查了，立刻返回駐地向組長紀博達報告。紀博達也是喜出望外，當即召回全組刑警，全體出動前往同心齋所在的中樞街進行查摸。

“禿子”倒是沒有說謊，他確實住在同心齋附近，也確實跟同心齋的老闆、夥計都熟。出自於若聰之手的那張素描雖然不是十分逼真，但也畫了個七八分，同心齋的夥計一眼就認出，這是與同心齋相隔不到百米的那家只有一開間門面的鐘表眼鏡店的店主兼技師桑春華。

當天晚上，桑春華在其住所落網。直到手銬扣上桑犯的手腕時，刑警還認為這人不過是一個涉嫌命案的案犯。哪知，在接著對其住所進行的搜查中，發現了電臺、密碼本、密寫藥水、手槍及子彈，方才意識到這人竟是潛伏特務！ 這個被捕者給專案組諸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押解到專案組駐地後，紀博達、楊迎喜主持訊問。剛剛坐下，他就迫不及待地大叫：“快！快！快！”兩個老刑警被他叫得莫名其妙，問他“快什麼”，他馬上亮出了自己的真實身份——“中華民國國防部保密局徐淮地區第三特遣組少校組長”，然後說共產黨的政策不是“坦白從寬將功折罪”嗎，在下現在要立功，請你們趕緊去校場路力勝坊11號抓捕一個化名“金風”的臺灣派遣特務，去晚了只怕他一旦獲悉在下被捕的消息就開溜啦！

紀博達、楊迎喜雖然是刑警，但之前都曾在老區幹過政保工作，對偵查敵特案件也算得上行家裡手，當然不會被桑春華這一咋呼就真的採取行動。如果這是對方預設的報警套路，這邊派人過去，哪怕只是秘密監視，也等於給對方報了信兒。因此他們並不著急，讓桑春華一五一十把一應事兒交代清楚後再作計議。

桑春華擔心立不了功，交代時竹筒倒豆子——

他原是南京“大德鐘錶眼鏡行”的技工，1941年被“保密局”前身“軍統”在南京的地下人員發展為情報員。1944年，汪偽漢奸政權設立“淮海省”，省會設於徐州。“軍統”遂將桑春華派往老家徐州，以經營鐘錶眼鏡修理店為掩護收集情報，並伺機開展對日偽的“心理戰”。抗戰勝利後，“軍統”裁減特務，桑春華在被裁人員之列，發給一筆遣散費之後就不管他了。桑春華有技術，不怕失業，繼續經營他那只有一個門面的小店鋪。

事後想來，如果當時他改行的話，後來的“保密局”可能就不會要求他“歸隊”了。轉眼到了1948年秋，形勢對國民黨政權極為不利，“保密局”急於佈置潛伏特務，就想到了還在老地方幹老本行的桑春華，馬上派人前去動員。桑春華經不住來人軟硬兼施的勸說，再說還有錢可拿，而且瞧這形勢，美國只要肯全力支持老蔣，日後的“全面反攻”還真不是一句空話，到那時他就是有功之臣了。於是，他決定豁出來幹，撞一下運氣。

1948年11月下旬徐州解放前夕，“保密局”方面給桑春華送來了一應特工器材和經費，至於怎樣活動，桑春華是特工老手了，那就不必向他交代，聽命就是。之後一年多，桑春華領導著手下的五個部屬，收集了一些中共黨政軍情報，用電臺拍發臺北。由於情報並不重要，而且聯絡次數少，收發報時間也短，未被公安局察覺。

今年6月下旬，桑春華接到臺北密電，說7月下旬將有“保密局”心戰專家赴徐州，要求“第三特遣組”保證專家的安全，配合其執行使命。十天後，再次接到臺北密電，對配合專家執行使命之事予以具體交代，要求“第三特遣組”在徐州物色適合於散發傳單、張貼標語、散佈謠言的人選，待心戰專家抵達後進行面試，從中遴選七名合格者接受專家的培訓，於中共慶賀建國一週年前夕赴北平（當時臺灣方面對北京之名不予承認，仍按1927年以來的舊稱）進行破壞活動，屆時桑春華的“第三特遣組”也應派員隨同，行使督察責任。桑春華接到上述命令後，即著手落實，於若聰就是“第三特遣組”物色的十個“臨時特工”中年齡最小的一個。

選中於若聰的原因倒並非他是“金鏢小太保”，會投擲飛鏢。這少年生性頑劣活絡，喜歡尋求刺激，這是作為一個行動特工的先決條件;而且他繪畫有根底，這於從事“心戰工作”頗為有利。另外，還考慮到他曾折進過局子，對付警察有心得體會，去北京後萬一被警察拿下，估計還能對付得過來。8月3日心戰專家金風跟於若聰見面時，對這個少年很滿意，面試後連連稱讚，說這孩子是一塊做特工的材料，若有機會能去海外，一定要把他帶到臺北推薦給“保密局”。

哪知，專家是這樣想的，於若聰卻另有主意。招募時“第三組”把金風帶來的經費作為封口費和定金，每人發了五十萬元（舊版人民幣，與新版人民幣的兌換比率為10000∶1，下同），言明屆時去外地（沒說去北京）執行使命結束後，另給每人二百萬元，在外地的食宿、遊覽和來回車費另算，培訓期間的伙食費也由金風提供。這在建國初期經濟水平普遍低下的情況下，應該說是不錯的待遇了，因此其餘六個“臨時特工”都很高興，只有於若聰動起了另外的腦筋——他想向金風和桑春華另外敲詐一筆錢鈔。

於若聰在七個“臨時特工”中年齡最小，心卻最大。面試時人家並沒有提過將來要幹什麼活兒，只說“活兒很輕鬆，等於是玩耍”。可於若聰發現，那位顯然是頭子的金先生跟他交談時最感興趣的卻是徐州解放前夕他為中共地下黨散發傳單的情況，反反覆覆問了又問。再看面試地點（在郊區的一座寺廟裡）和桑春華等“第三組”那幾個傢伙總是一副鬼鬼祟祟的樣子，他意識到這夥人肯定有問題，多半是國民黨特務。如果於若聰當時悄悄去向公安局檢舉，無疑會立個大功。可是，於若聰沒有那麼高的覺悟，他最近最缺少的不是鮮花、掌聲、獎狀和大紅花，而是錢鈔。老爸的供給方式改革之後，他非常不耐煩向那兩個武林老前輩去要零花錢，經常手頭拮据。現在遇到這樣一個機會，不禁靈機一動——這幫傢伙有錢，問他們要啊！要了錢，老子來個不辭而別，帶上幾個小弟兄去外地好好玩一圈。

就這樣，於若聰的一隻腳已經跨進了鬼門關，隨即他又邁出了第二步。8月6日，他去了金風下榻的那座寺廟，單獨拜會“心戰專家”金風，要求“商借”五百萬鈔票，說他知道這對於金先生來說乃是小事一樁。這下，老特務金風大跌眼鏡了，想了又想還是回不過神來，只好施出緩兵之計，先答應下來穩住了於若聰再說。把於若聰打發走後，金風立刻離開寺廟，通過緊急聯絡方式約見桑春華。

桑春華聞訊也是大吃一驚。兩人分析下來，認為於若聰這是敲詐勒索，還沒有把此事洩露給第三人。但是，如果不“借”錢鈔給他，那下一步他肯定會去報告警方了。金風在徐州的安全是由桑春華的“第三組”負責的，此刻，使命已經放在其次，安全才是第一。他問桑春華該怎樣解決這事。桑春華說我和您金先生的安全是拴在一起的，這小子一旦去公安局，那不但是你我，整個兒“第三組”都完了，您說還能怎麼辦？只好用老辦法了。

於是，金風入住桑春華給他安排的另一住處;於若聰則由桑春華通知仇皮匠於8月8日晚上在走馬巷口乾掉。為確保於若聰肯定鑽入圈套，桑春華讓吳應寶（“摺扇”）通知於若聰當晚去“莫憂館”吃飯，商量他跟金先生所說的借錢之事，同時通知仇皮匠做好下手準備。讓仇皮匠下手是金風的主意，他說這個少年不是號稱“金鏢小太保”嗎，那就讓他死在鏢下吧。正好桑春華那裡有一枚連他也想不起來路的老舊鋼鏢，和修理工具混放在一起，就拿去給金風看，金風遂想出了這個意在轉移警方偵查視線的殺人方式，還說這個計劃需要手穩之人方能穩妥實施，桑先生手下不是有個皮匠嗎，就叫他去做。

於若聰被仇皮匠殺死後，桑春華和金風認為這案子作得天衣無縫。哪知也就不過十來天，專案組就把偵查觸角伸向了全市的皮匠。仇皮匠被刑警調查後，驚慌失措，急向桑春華報告，桑春華又趕緊向金風通報此事。這下，金風也亂了方寸。兩人密議下來，認為只好再次採用老辦法應對這個危機。於是，仇皮匠的生命之路就走到頭了。這起命案的兇手，是“摺扇”吳應寶。

桑春華接著交代了“摺扇”等其餘特務的姓名、住址。因為這是政保案件，專案組立刻向市局彙報，市局當即出動公安大隊，於當晚分頭將臺灣派遣特務金風，“第三組”潛伏特務吳應寶、李根才、黃金富、夏益祖、刁阿狗以及已被物色為“臨時特工”的那六人捉拿歸案。一干人犯被捕後，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

金風本名武顯威，民國元年出生於天津一個商人家庭，抗戰前兩年隨父赴香港。抗戰爆發後，老爸就把生意交給他了。武顯威在經商過程中結識了一些朋友，其中就有“軍統”香港站的特務。人家認為他是一塊幹特工的好料，動員他加入團體，為抗戰也為黨國貢獻力量。武顯威答應可以為“軍統”做事，但不算正式特工，每月領取一份業餘特工的津貼就是了。就這樣一直到抗戰勝利。其時武顯威的父母均已病歿，他也是一個有家室的人了，正準備從此好好守著老婆孩子過一份舒心日子，不料忽然接到通知，說經過考察認為武同志非常適宜心戰專業，總部下令送其去美國專門接受訓練，學成回來後為黨國效勞。

1947年初，武顯威從美國受訓歸來。原“軍統”已經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戴笠空難殞命，由毛人鳳出任“保密局”首任局長。武顯威出國時屬於“軍統”香港站特工，現已與香港站無涉，系“保密局”心戰總隊少校，具體工作是常駐香港，利用經商為掩護，協助“保密局”香港站開展心戰工作。其主要工作內容是參與審議該站制訂的特工活動計劃中與心理學相關的內容，為訊問被秘密綁架的“人犯”制訂方案、分析口供，有時還主持測謊。活兒不多，正適合他那種一邊做生意一邊做特務的現狀。

武顯威覺得日子過得蠻滋潤，不料，5月間忽然接到臺北“保密局”總部命令：10月1日是中共建國一週年的紀念日，據“保密局”獲悉的情報表明，北平方面已經下達文件，要求在全國範圍內舉行慶祝活動，北平作為中共首都，是慶祝活動的中心。黨國高層經過研究，決定屆時進行有針對性的破壞活動。根據分工，心戰總隊負責派遣特工密赴大陸，組織專人潛往北平進行相關心戰活動。局本部經過研究，決定把這一光榮使命交給武顯威去落實。具體步驟是——

武顯威以港胞商人之合法身份迴天津老家探親，在天津逗留若干天后，以考察商務為名前往徐州，與已經接到“保密局”密令的“潛伏敵後同志”桑春華會合;桑春華會把事先已經物色好準備發展為外圍人員的名單交給他，逐一介紹各人的情況，由武面試;之後，武顯威負責對這些人員進行心戰破壞活動的培訓，桑春華則負責把這些受訓人員派赴北京從事心戰活動，並派員監督;培訓時間截至1950年9月10日，完成後武顯威前往南京、上海、杭州、武漢、廣州“考察開展心戰活動的各類情況”，然後經香港返回臺北述職。

武顯威赴內地後，遂按照上述步驟執行。不料才開始面試，就遭遇了於若聰的敲詐，因忙於“消除隱患”，培訓還尚未進行，“考察”就更不用提了。

1950年11月29日，徐州市軍管會對該案進行判決，判處桑春華、武顯威、吳應寶三犯死刑，立即執行;其餘“第三組”特務分別判處五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對六名“臨時特工”從寬處理，不予判刑，送交管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