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承認機制會帶來什麼後果
每位土博幾乎都有過這樣的困擾：要不要出國讀博後？
選擇出國，要面對文化差異和家庭選擇。博士畢業大都已到成家立業的年紀，個人選擇往往會影響整個家庭。
不具備海外經歷，即使順利畢業在日後的應聘上也不佔優勢，更別提今後職業生涯中的各類“帽子”也基本無緣。
何時能將國內培養的人才和國外引進的人才一視同仁，一直都是學界關注的熱點話題。
前段時間，幾位年輕的本土學者做出了很多漂亮的科研工作，在面對未來的職業生涯規劃時，這些青年學者不約而同地考慮出國做博士後。後來，故事反轉，這些學者被各自單位挽留下來。
僅靠特事特辦是無法解決全局性問題的，如何讓這種想法在現實中更具有可操作性，這就是政策要解決的問題，因為政策是針對科技共同體所有受眾的。
要解決“英雄不問出處”的難題，回到政策制定層面就是如何保證承認機制不扭曲的問題。
一旦承認機制出現扭曲，就會出現鄭人買履式的人才政策：只相信預設標準，而不相信實際能力的荒唐行為。遺憾的是，國內現有的人才政策大多都陷入鄭人買履式的陷阱。
政策作為制度的產品，必須體現制度的最大美德：正義。
回到實踐層面，政策的內容安排必須體現公平，只有公平才能保證科技共同體所有成員的利益不受損。
筆者以前曾撰文指出：公平就是一個體面社會對於所有人無差異的饋贈與福利。在人才政策層面，人才的遴選與成果的認定恰恰是體現政策公平的主要靶標，通過對這些政策靶標的合理處置，確立承認機制正常運行的政策環境，以此起到對共同體成員的普遍激勵功能與導向作用。
道理不深奧，為了保證承認機制符合公平原則，我們不妨採用哲學家羅爾斯的無知之幕假設，即我們在制定政策時，預先刨除與個人能力無關的各種社會、歷史與文化因素，如種族、性別、膚色、地位、出身與地域等因素，剩下的因素才是對科技發展至關重要的。
在這種背景下制定出來的政策才能保證每個人的利益不受損，也才能最大限度上符合正義原則。
對照這個標準，顯然我們的人才政策在設定之初，承認機制就是嚴重扭曲的，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很多無名英雄因為各種預設的標準被排除在外，從而造成整個社會的智力資源損失，以及引發共同體內部的分裂和對於國家認同的危機。
這樣的例子在我們身邊比比皆是，比如現在人才市場上炙手可熱的千人計劃、青千計劃，在政策設定之初就預先把國內人才排除在外，專門針對海外人才，這種承認機制就是不公平的，也是極度扭曲的。
國家想大量吸引海外人才，這個政策初衷沒有錯，考慮到國內整體科技水平與歐美等發達國家之間存在的差距，在政策設定之初就去除這種地域性條件限制，讓所有夠條件的人都來申報，相信絕大多數入選者肯定還是海外人才，只有極少數的國內人才會入選，這個結果不會改變政策設定的初衷，但是這樣操作的風格就會消除科技共同體的憤怒，反而會極大地促進國內科技共同體的發展。
非常遺憾，我們的政策設計並沒有這樣的安排，以至於後來的青年千人計劃的設立仍然沿襲上一輪千人計劃的模式，這都是極大的政策敗筆。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才出現國內優秀年輕科技工作者爭相出國的局面，因為這種選擇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也可以延續自己的研究工作，否則，就會被政策迅速邊緣化。
這時就會出現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默頓所謂的“自我實現預言”，即如果人們把情境當作是真實的，那麼其結果將成為真實的。
換言之，如果決策者認為國內科研水平與人員都是不行的，那麼，資源的投放也將隨之減少，由此，在時間的累積作用下這群人也就真的不行了。從而應驗了最初對情境的判斷。
在心理學上，蔑視可以毀掉一個人，同理，歧視也可以於無形中毀掉一個群體。
在大科學時代，科研作為一種建制化行為，同樣需要遵循“投入-產出”模式。
科研對於支撐條件是高度依賴的，沒有必要的科研條件支撐，你很少能做出重要的成果。科學的個人英雄主義時代早已經結束，這種局面大家都清楚。
因此，在當下的考評體制下，出國是延續事業以及被正常承認的必經之路，否則，你的未來發展之路充滿了不確定性。
正所謂：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科技界也不能免俗。
為了展示這種情況，見下圖：
圖中三條不同程度的承認強度線（C1、C2、C3），其設定對於個人學術生涯發展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按照人才結構來說，人才的總體結構應該收斂於頂點（能力最強的），由於承認強度不同造成的空白區就是被埋沒的人才總量（即空白區的面積）。
由於人才的創造期是短暫的，也是不可逆的，一旦錯過這個期限，這些潛在的創造力就成為沉沒智力。
不少國內優秀學者屬於黃色區域，只有極個別人會在天時地利人和的背景下脫穎而出，大多都淪為沉沒智力。正所謂：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當下中國科技界在承認方面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承認的廣度不足，承認的深度不精。
所謂承認的廣度不足，是指沒有通過承認機制最大限度上培養與挖掘人才，從而造成人才資源的浪費；所謂承認深度的不精，是指對人才核心能力認定缺少明確的範式與標準，導致對人才能力的精準劃分一直處於模糊狀態。
在承認的廣度方面，要實現兩個目標：
其一，全鏈條的人才儲備體系。這一點對於當下的中國尤為重要，因為我國是世界上少有的幾個具有全產業鏈條的國家，這也就意味著我們需要全方位的人才資源來支撐全產業鏈條的發展。
其二，適當的人才冗餘機制有利於科技界競爭環境的培養。
至於承認的深度不精問題，近來在各類突發事件中，各類所謂的專家的表現實在欠佳，無法為決策提供有針對性的建設意見，往往是餿主意一堆，成為社會的笑柄。
究其原因，就是對人才的承認深度不夠，導致面對核心問題時人才所展現出的核心能力嚴重不足的結果。
德國哲學家霍耐特早就指出：人類的行為與努力就是一場為了獲得承認而展開的鬥爭。一個正常發揮功能的承認機制可以讓整個社會擺脫叢林原則狀態，而回歸到秩序、文明與效率的有序狀態。
反之，承認機制扭曲，會造成共同體的普遍不滿（道德憤怒），以及激勵功能的喪失，這就出現了承認機制的失功能現象，更糟糕的是出現負功能現象，如坊間把專家稱為磚家，就是承認機制扭曲所展現出來的反向承認。
這時的承認已經不再被社會認可，反而成為一種具有合法性的社會諷刺。
為了更清晰地展示承認機制扭曲帶來的後果，下面給出一幅簡圖：
為了防止出現承認失靈現象，必須建立一個具有反饋功能的思想市場。
眾所周知，市場的最大功能就是基於公平原則的等價交換。那些扭曲的承認會被思想市場及時甄別並糾正，從而維持承認機制的正常功能。
反之，在沒有思想市場的情況下，被壟斷性授予的承認存在兩種弊端：其一，承認的合法性存疑。這種承認更多地是權力的認定，而非共同體認可；其二，由於無法形成真正的競爭以及市場出清原則，導致承認出現制度性貶值，並且肆意擴散，而又沒有辦法及時糾正與修復，承認機制不可避免地陷入失功能與負功能的逆向選擇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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