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史記》對於後世記史有一個非常巨大的貢獻就是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先河。其中有一篇專門記載以好施酷刑峻法、性格兇狠殘暴官吏的《酷吏列傳》，張湯就是在司馬遷筆下躋身入這個列傳之中。
張湯是漢武帝時期西漢王朝的重要司法大臣。提起張湯，西北政法大學的學生們肯定不陌生，在西北政法大學建校區時挖出了張湯的墓，被戲稱挖出了“祖師爺”，張湯也因此被冠以“中國政法第一人”。
那麼張湯是怎樣一步步成為“中國政法第一人”的呢？
漢武帝早年的陳皇后巫蠱案是張湯仕途生涯的一個關鍵轉折點。為了立衛子夫為皇后，漢武帝等待著機會把自己曾經許諾過的“金屋藏嬌”的結髮之言打破。結果沒想到陳阿嬌自己卻因為嫉妒衛子夫獨寵對衛子夫施咒而主動送上門了。
正如人們所經常說的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道理一樣，漢武帝之所以把這個關係到皇室內部政治團結和朝政社稷穩定的皇后廢立大案交給張湯，是出於其帝王固有的超出常人的用人嗅覺所決定的。那麼，張湯這塊對於漢武帝胃口的“食材好料”在漢武帝眼中的過人之處在哪裡？
就像漢武帝有其特殊的行政手段和馭臣政策一樣，張湯對於自身的行政業務展開也與常人不同。對於上奏的疑難案件，張湯會事先為漢武帝區別斷案的原委，對於案件審理的稿件會做出詳細的解釋和批註，漢武帝所定奪的案件便被張湯視作為標準判例，而漢武帝對於案件的指示也會被運用到相似案件中當作斷案的法律依據，史稱讞決法。
對於漢武帝不滿而意圖加罪或致死之人，張湯便會在審理的過程中不擇手段羅織罪名；對於漢武帝有意減輕或是免罪的親近之人，張湯便會讓人減輕其罪狀以滿足漢武帝的要求。從張湯的斷案方法和行政方式上可以看出，法律的定義完全以君王的自我認知為基礎，罪名的有無則建立在君王個人的喜怒哀樂之上。
身為廷尉的張湯把自身所負責的審理斷案的職責捆綁在漢武帝個人的權威意志之下，以此來達到取悅漢武帝的目的。這種行為並不意味著張湯不懂得作為一名國家司法人員應盡的職責以及自身工作能力的缺失。相反，正是因為張湯對於自身職責、工作能力以及自身行政地位的清晰認知，使得張湯能夠在與漢武帝的特殊政治行政體系中處理的得心應手。
法律在現代社會中擁有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法律的編纂以社會經濟發展中人的意識的螺旋上升為基礎，但是在法律的使用過程中則完全按照法律法規的現有狀況為依據統籌。漢代的法律制度建設在中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法制史中雖然尚且處於發展的初期階段，但是依託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封建法制建設無論是在理論、制度上較之於前朝秦代都有了極為明顯的進步。
特別是在西漢初期，隨著漢王朝政權的逐步穩定、中央集權王朝的政權鞏固，《九章律》、《傍律》等法律文件相繼問世出臺，初步形成了依法問責、有法可依、司法有據、按法懲戒的法制格局。但在後人所熟悉的漢初王朝，同時也給人最為印象深刻的武帝的歷史時期，張湯的出現猶如彗星一般帶著一道閃亮的劃痕撕破了寧靜的朝堂舊有的政治平靜。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以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為框架的皇權政治體制之內，行政意志以及江山社稷籠罩在家族姓氏的光環之下，是以皇帝為代表的皇室家族的私有產物。
同樣，附著於這片靠皇帝的淫威所供養生存條件的王土之上的官僚，其升職與貶謫完全暴露在最高統治者的個人感情意志之下，官僚的行政能力突出與否取決於是否能夠取悅皇帝，使皇帝的個人意志達到向下延伸的貫徹。
而張湯的崛起之路就在於他既行政能力突出，出色的完成任務，又能領會漢武帝的個人意圖，使漢武帝的意志從頂端通過自己不打折扣地貫徹下去。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專制主義皇權體制下整套官僚制度以及其所包涵的潛在利益和既得利益都是皇帝以及皇室家族的私有財產，皇帝依靠這批特殊的“財產”派生出更多的皇權利益，而官僚靠著個人的“領會能力”與“行政能力”得到皇帝的提攜與賞識，從而滿足自身的私慾。這種特殊的財產附著關係決定了皇權體制之下的官僚個人行政意志是皇權意志的衍生品，其行政能力完全以貫徹皇帝的意志為轉移。
人類是時代的產物，時代又成就了特殊的人才。
就像漢武帝被推上帶領西漢王朝改寫歷史的最前沿舞臺一樣，張湯也是宏觀的歷史長河中個人生活時代所創造的產物。正因為漢武帝對於中央集權的政治權力以及駕馭官僚的皇權權威的絕對意識，在漢武帝一朝才出現了像張湯這樣依靠建立在以最高統治者的個人精神意志之上的嚴刑峻法手段，來幫助漢武帝達到排除異己的政治效果，從而換取漢武帝的信任和達到個人私利權欲的酷吏。
總的來說，一方面是張湯成就了自己，另一方面也是漢武帝的存在創造了給予張湯生存的土壤，正是這個土壤孕育了像張湯這樣靠優化環境維持生計的酷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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