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一方面是來自原住地的推力,另一方面是來自移住地的吸力,是兩種合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山東因人口稠密,自然災害頻仍,苛捐雜稅繁重,使本來就極度貧困的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更加困窘。為了謀求生存,山東災民被迫越海闖關,遷居到地域毗連、人口稀少、資源豐富的東北。
一、清政府的移民政策
“關東”是指山海關以東的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區域,“闖”是指在清政府的禁止之下進行的活動。1644年,清兵入關後,就將關東劃為禁區,嚴禁關內人涉足,黑土地是“龍興之地”,“龍脈”不可侵犯,一切都得原封不動地保留著,加上不斷抽調八旗兵丁入關打仗,使面積佔全國五分之一的東北人口只佔全國的0.1%左右,平均每平方公里還不到兩個人。順治八年(1651年)清政府發佈了召墾令,“民人願出關墾地者,令山海關造冊報部,分地居住”。兩年後,又頒佈《遼寧招民開墾條例》,按招民多寡,授以大小官職,併發給移民耕牛、種子、口糧,鼓勵人民出關開墾。直到康熙初年玄燁親政前,政府仍在鼓勵人民開墾。
到了康熙七年(1668年),出於保護滿族利益的考慮,清政府宣佈關閉山海關的大門,“罷遼東招民授官之例”,[1]關外之地列為禁區。以後禁令時緊時鬆,遇有災害年景,黃河流域諸省百姓往往蜂擁過關,人數之多,難以阻擋。如乾隆八年(1743年)大旱災,流民增多,乾隆帝下詔開禁讓流民通過。乾隆九年、五十七年也分別有變通放民出關的事例。除了這些年大規模的集中移民外,平時單身傭工或偷渡性移民也已累積成龐大的數量。由於這些移民都是在封禁條件下進行的,所以稱之為“闖關東”。實際上清政府對移民採取的是默許和容忍的態度。在每隔一段時間強調或重申禁令的同時,對以往的移民事實總是採取既往不咎的處理方法,所謂“嚴定招墾之禁,已佃者不得逐,未墾者不得招”。[2]這就告訴後來者,移民事實是合法的。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關東的華北農民總計達100多萬人,其中大多是外出謀生和外出逃荒的人。
1860年,咸豐帝正式宣佈關東地區全面向流民開放,以山東人為主的流民大量出關,闖關東從此由“涓涓細流”演變為“滾滾洪流”。
二、清朝時的農業危機
1.人口增長。
明末清初的戰亂,社會經濟破敗凋敝,人口損傷慘重,百姓流亡十之六七,山東“一戶之中至有一、二人”,“十畝之田,至種一、二畝”。[3]為了鞏固統治,清政府採取召集流民,取消“三餉”、“加派”、“更名田”等措施,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人口開始回升。經過康熙時的整治,特別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佈“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使賦稅的徵收與人口數量脫鉤,人口增長擺脫了賦稅的束縛,大量隱匿人口上登戶籍。雍正元年(1723年)實行“攤丁入畝”後,取消了丁賦,消除了農民對編戶入籍的顧慮,有利於人口的增長。“乾隆盛世”,山東人口進入大發展時期。到鴉片戰爭時(1840年)山東人口增至32 408 273人。此後,山東人口增長速度減緩。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太平天國的北伐軍和其後的捻軍,曾在山東魯西北西南地區與清軍展開多次激戰,人口損失眾多;同時,自然災害連年不斷,宣統年間,人口出現負增長。
2.人地矛盾。
清朝初年,為鞏固統治,清政府鼓勵墾荒,把“州縣衛所荒地無主者,分給流民及官民屯種,有主無力者給牛耕,三年起科”。[3]康熙八年實行“更名田”,耕地面積不斷擴大,由順治十八年的74 133 000畝擴大到康熙二十四年的92 526 000畝,新增17 393 000畝。此時,山東地區的宜墾地已基本墾殖完畢,但人口仍無節制增長,現有耕地無法滿足人口的需要。此後,雖有開墾,但大多比較貧瘠,收成很低。在清代,山東耕地除了清初有較大增加外,總量基本維持在98 000 000畝左右,但山東地區的人口持續高漲,從順治十八年的8 798 000人增至光緒十七年的37 096 000人。在人口的高壓下,山東地區的土地不負重荷。
3.土地兼併嚴重。
在商品經濟衝擊之下,土地兼併日益嚴重。1684年山東巡撫張朋羽指出:“今見山東人民逃亡京畿近地及邊外各地甚多,皆由地方勢豪,侵佔良民田產,無所依靠,乃至如此。”乾隆時,有丁、嶽、郭、王四大姓,土地幾佔半縣,都是有名的大地主。鄭燮任濰縣令,曾作《濰縣竹枝詞》,其中有:“繞郭良田萬頃賒,大多歸併富豪家”詩句,就反映的這一問題。
伴隨著山東地區人口的日益增長,農業危機的不斷加重,自然災害頻發。據李向軍統計,從順治元年(1644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山東地區共發生各種自然災害4 204次,在天災人禍的衝擊下,“闖關東”就成為廣大貧民謀生的一條生路。
三、自然環境的變遷
1.自然災害。
康乾時期,政治的安定和氣候的穩定之間呈現某種相關性,在長達一百多年的和平時代裡,不曾出現大的旱災和澇災。清代後期,咸豐年間波及廣西、直隸、河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等地的大蝗災,歷時七年,並與大旱相伴隨。光緒初年發生于山西、河南、山東、河北等地的大旱災,稱為“丁戊奇荒”,造成的餓殍就達千萬人以上。
2.黃河改道。
1855年(咸豐五年),由於發大水,黃河在河南境內的銅瓦廂斷堤改道,滔滔黃水奪路北流,結束了南宋以來南流700年的歷史。黃河的這次改道,對其下游地區造成了巨大災難,尤以山東受災最重。原本依仗黃河水源的眾多城市、村莊、田地日漸衰落,改道後的新河道常年氾濫,加劇了洪澇災害和土壤鹽鹼化,大批農民因此破產逃荒。
在天災人禍的衝擊下,原本就人多地少、土地兼併嚴重的山東更是雪上加霜,大批農民流離失所,蜂擁“闖關",局面已無法控制,黑龍江將軍特普欽於是奏請朝廷“開關",他在奏摺中說:“東三省之開放設治,遂如弩箭在弦,有不得不發之勢矣。"在此情形下,清廷被迫打開虛掩的大門,正式允許流民進入關東。
經過眾多流民的辛勤勞動,一個全新的“移民社會"在東北形成了。至1911年,東北約有1 800萬人,其中約有1 000萬人是由山東、河北、河南等地先後自發湧入的流民,其中以山東人最多。據推斷,整個清代,山東移往東北的流民約有700萬至800萬人之多。
四、創業精神
每一種社會實踐活動都有一種特殊的精神作為其靈魂,這種內在的靈魂是實踐活動中最活躍的力量。“闖關東”之所以一代一代堅持這一實踐活動,除了上述原因外,還在於闖關東者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自覺和不自覺地發揚了一種特殊的精神,即艱苦創業的精神,這是形成闖關東的主觀原因。山東地區有著悠久的文化底蘊,中國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山東人吃苦耐勞、不怕艱險的精神突出地體現在闖關東的社會實踐活動中。山西人走西口,山東人闖關東,“民以食為天”,一向守土安命的農民為了“稻糧謀”,突破傳統守鄉戀土的傳統觀念,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現象,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五、影響
1.“闖關東”對於東北地區的開發,促進東北地區生產力的變革有著重大影響。山東移民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民食問題,減少了內亂之源,有利於社會的鞏固與穩定。此外,移民有利於中華多民族大家庭的鞏固與團結。史書曰:“滿漢舊俗不同,多經同化,多已相類,現有習俗,或源於滿,或移植與漢。”
2.移民的最初動機是謀取生路,但是開發東北富源的實踐卻遠遠超出這一狹隘界限,孕育出一種悲壯感人的文化精神,具體表現為:力闢榛莽的土地開發精神、追求財富的實業開發精神和啟迪民智的文化開發精神,這種精神雖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但它所體現出的則是人類所共有的進取、創業精神。
3.“闖關東”逐漸成為具有“山東特色”的地區文化傳統,在齊魯大地承傳、沉澱、累積。這種傳統積澱越厚,闖關東的內驅力越強,闖關東越是普遍化,這種地區文化傳統越厚重,形成一條不絕如縷的因果鏈。流民紮根在關東,這就意味著血緣、地緣關係的延伸和社會關係的擴大。關東成為山東人的第二故鄉。在膠東地區,幾乎村村、家家都有闖關東的。甚至村裡青年人不去關東闖一闖就被鄉人視為沒出息。闖關東作為一種社會習俗而被廣泛接受,形成一種文化現象。
4.關東文化研究的學者董鴻揚強調:力闢榛莽的土地開發精神講的是早期“闖關東"的移民或為旗人僱傭開荒或偷墾土地,體現出一種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使榛莽變為良田。這種力闢榛莽的土地開發精神還內含一種反傳統性,“闖關東"的人們突破了守鄉戀土的傳統觀念,在不自覺中創造出一種文化新質。
參考文獻
[1] 清聖祖實錄[M].北京:故宮博物院,1936.
[3] 清世祖實錄[M].北京:故宮博物院,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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