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陳志華原名陳欣永，又名陳逸彥。1914年生，廣東省普寧縣佔隴鄉佔梨村人。生前系汕頭日報社離休幹部。1945年3月參加潮汕人民抗日遊擊隊（後為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韓江縱隊），同年6月由方東平同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46年至1947年由組織安排到香港、泰國工作。1948年冬因積勞成疾回家鄉養病。解放後先後在潮汕文聯、《工農兵》文藝社、汕頭日報社工作，1984年離休。1997年，獲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頒發的“從事新聞工作五十年”榮譽證書。父親一生熱愛祖國，熱愛共產黨。解放前曾冒著生命危險將黨報《華商報》從香港秘密送到汕頭。解放後曾受過不公正待遇，也長期遭受疾病的折磨；但仍然堅持自己的信仰，帶病工作，他活得艱難，也活得堅強。父親1999年8月2日逝世，終年85歲。

經熔爐的鍛鍊，愛憎更加分明

1938年上半年，由過去一位興文中學的同學蔡初旭(地下黨員)介紹，父親到她的村子當小學教員。學期結束前，普寧縣旱壙鄉興文中學一批進步老師由於積極宣傳抗日和進行革命思想教育，被當地的反動“校董”全部解聘。這些老師，多數是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這時是抗日戰爭第二年，救亡工作正是需要大力開展的時候，興文中學舉行了師生難忘的“別離典禮”。那一天，父親帶著難過的心情跑來參加這具有歷史意義的典禮。這時，學校地下黨組織負責人馬士純老師對父親說，他們決定到揭陽創辦南僑中學，繼續革命，宣傳抗日救亡。父親要求跟他們一道去學習、工作。從此，父親在該校負責講義的刻印和油印工作，漸漸地父親刻鋼版已小有名氣。稍有時間，他就去聽課讀書，半工半學。

“南僑”是抗戰初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誕生的學校，有“革命熔爐”之稱。父親進了“南僑”中學之後，經鍛鍊，覺悟進一步提高。1940年夏“南僑”被封后，父親由朋友陳超仙介紹到興文第九分校教書。後又於1942年初夏，由同學、同鄉林紫介紹到了桂林，在南天出版社工作，擔任經理。就在這時，父親認識了革命作家胡風，併為他出版了整套《七月詩叢》。父親萬萬沒有想到，就是這小段經歷，影響了他的整個後半生。

國民黨軍警不敢正視他

1944年7、8月間，桂林失陷前夕，父親和母親文曉原離開桂林，步行逃難，於年底輾轉回到家鄉。

1945年初，潮汕已組織抗日遊擊隊，父親不願留在家鄉，決定上山參加革命，就由同鄉盧煤介紹，經過負責當地黨的地下工作的李雪光同意，於1945年3月，上了大南山，參加游擊隊。

進了隊伍，組織分配父親在該隊政治部出版組任組長，期間父親刻印過大布告《告潮汕人民書》《軍中文藝》(創刊號)等宣傳品。不久，經組織同意，母親也上山入了伍。幾個月後，1945年6月15日，由方東平同志介紹，父親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日本投降後，8月間，接上級指示，非武裝人員暫時撤退。父親在林紫幫助下，隱蔽在汕頭市《光明日報》當校對。過了兩三個月，風聲又告緊，組織即決定父親撤退到香港工作，這時是1946年初。

盧煤當時在香港《華商報》(即《南方日報》前身)當校對組長，由他通過組織，安排父親到該報當校對。半年後，父親因勞累過度，不幸染上肺病，為了照顧父親的身體，組織調換了父親的工作，由他在香港負責潮汕一帶進步書報的供應工作。

當時黨在香港辦的報紙是《華商報》和《正報》，這兩種報都是國民黨查禁的。為了對付國民黨的檢查，人和書報都得偽裝。這時林紫在汕頭《光明日報》編副刊，他為父條物色了一套黃呢軍裝和一雙皮靴，並由他通過汕頭《建國日報》總輯楊樾搞了一張父親“駐香港特約記者”的證明和一枚《建國日報》的證章。這樣，父親的偽裝內外俱備，加上一個有色眼鏡，國民黨軍警見父親這副樣子，也不敢正視他。書報裝在一個大皮箱裡，上面蓋了幾件衣服，衣服下面是上海生活書店和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理論書籍和進步刊物。《華商報和《正報》放在最底層。這工作從1946年5、6月開始到1947年2月左右結束。

經歷九死一生

父親每次帶書報到汕頭之後，就到《光明日報》社，把大皮箱放進林紫的睡床下。然後去華聲書報社與王增輝同志接頭。父親把《華商報》、《正報》及一批批進步書刊帶到“華聲”之後，他們就馬上分發到潮汕各縣。據當時在《團結報》負責出版的黃樹堅同志反映，由於當時交通困難，《團結報》一些電訊往往依靠《華商報》轉載。後來華聲書報社被國民黨特務搜查，王增輝同志被捕後壯烈犧牲。

1947年春，組織調一批同志到泰國曼谷，父親帶著母親和剛出世不久的我與同志們一起到曼谷去。當時饒彰風同志把他們介紹給曼谷《真話報》的卓揚同志，父親一上岸，便被安置在曼谷新地文化公司門市部工作。

新地文化公司是一個進步文化宣傳點，曾於1947年6月舉辦“新地木刻展覽”，宣傳國內解放區苗壯成長的木刻藝術。

1948年上半年，組織把我們一家安置在曼谷的南洋中學(該校是一所進步學校)，父親因肺病不能教書，在圖書館工作，母親在該校附屬小學教書。過了幾個月，曼谷發生“六五”事變，南洋中學有二十多位教職員工被捕入獄，其他大部分同志也離開學校。我們一家沒地方去，就住在學校宿舍。但就此父母親失業，生活陷於困頓……不久，父親的肺病已經惡化到了極為嚴重的地步，瀕於死亡。幸得黨的搶救，送父親回國醫治。這時是1948年冬天。

父親回到家鄉，家人賣掉公田救治父親生命，一年後，父親的病基本好轉。1951年1月，組織安排父親到汕頭市潮汕文聯工作。

橫遭飛來之禍

歷經九死一生的父親，剛剛過了幾年平和的日子，又橫遭一場飛來之禍。

1955年6月9日午夜，父親在睡夢中被叫醒，旋即被押到粵東行署公安處審問，後拘留在中山公園前附近一座樓房樓下，二樓則拘留著父親的老友林紫，——這是潮汕地區僅有的兩名“胡風分子”。

父親被拘留審查兩個月後，釋放出來參加肅反運動，遣送回鄉務農。1956年調回原單位《工農兵》雜誌社。父親自此陷入政治運動的漩渦，直至1980年才正式平反，當時市委組織部送來的大紅平反通知書上，父親曾有的“罪名”是“壞分子”，就是這莫名其妙的三個字，使我們全家二十五年間不見天日。

這二十五年的日子，是如何捱過來的？父親在那二十五年精神上的折磨究竟有多大？我作為長子，又為父親寫過那麼多的申訴書，心裡最清楚，但那不是文字所能表達的。我只能說的是，父親一直不屈不撓，拒絕在任何“處分”上簽名，他也不向任何領導討好求饒，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陳述事實，表白心跡。父親在臨終前的一段日子裡，還老是搖著頭、無奈地嘆息著：“我這輩子沒做什麼事業，我本來還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一生都毀了……”我只能在一旁陪著傷心落淚，我不知道該用什麼言語來安慰父親。

晚年的父親，惟一的大事，是參加報社黨支部會。父親是老黨員，他對黨的感情始終不渝。每次報社開支部會，他風雨無阻，一定參加，即便是坐著輪椅，也要護理工抬上六樓，而且每次都要發言。支部的同志理解這位老黨員的心情，他們都尊重他、支持他，使父親得到精神上的滿足。每次參加支部會回來，父親都會高興地告訴我：“我今天發言，大家都熱烈鼓掌。”這是父親晚年最開心的時刻。

哀痛父親一生活得太艱難

父親去世的前一天，把我叫到床前，拉著我的手說：“韓星啊，我就要走了，你要有思想準備……你現在也算是個作家了，韓行、韓光也都有自己的事業，看著你們幾個都成為有用之才，這是我最大的安慰……我走後，你不要忙亂，一切從簡……”父親說這些話時，神色極其平靜，思維也極其清晰，眼睛炯炯有神。我知道，父親這回真的要走了。

當晚，父親入睡後就再也沒有醒來。父親是在安睡中去世的，父親走得從容而安詳。

父親走了，我不曾放聲痛哭。但只要一想起父親，心頭一熱，淚水就盈滿了眼眶，然後順著眼角緩緩地淌下來，多少次坐著坐著，就這樣淚流滿面。我哀痛父親一生活得太艱難，他沒過上幾天舒心日子。我感念父親有著做人的最重要品格——誠實和剛直，體現著一種堅強的精神力量，為我們子女留下一筆精神財富。我常常想，該用什麼來概括和形容父親的一生呢？我想到那矗立於叢莽之上、傲岸不群的山。

是的，父親，你就是這樣的一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