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開元盛世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繁榮的時代，經濟、文化等方面達到中國古代社會的頂峰。開創這一盛世的李隆基用過幾位好宰相，尤其是初期的姚崇、宋璟，與貞觀朝房玄齡、杜如晦並稱大唐四大賢相。
【開元盛世和姚崇的十個條件】
姚崇上任之前和李隆基談了十個條件，滿足這些條件他才可以出任宰相，李隆基全盤接受。姚崇沒有辜負李隆基的信任，在任三年多時間解決了諸多問題，被稱為“救時宰相”。之後的宋璟在任三年，同樣以勸諫李隆基為首要工作，鞏固了姚崇諸般措施的效果。
二人在任前後六七年時間，興利除弊、選任人才、整治吏治、抑制權貴，這才能夠戰勝開元初期的連年自然災害，取得對武則天以來政治局面撥亂反正的效果。開元八年大唐“五穀豐登”，開元十二年“年穀屢登”，開元十四年人口達到七百餘萬戶，雖然軍事上並未取得開疆拓土決定性的勝利，但李隆基在文治方面已經達到甚至超越太宗文皇帝李世民的歷史高度。
此時，姚崇已經在開元九年去世，宋璟也被罷相，雖然能勸諫李隆基，但也無法像之前一樣天天在李隆基耳邊聒噪。
於是，李隆基就徹底忘記了姚崇當年的十條約定，放棄了開元初期的原則和堅持，盛世雖然按照慣性繼續前進，並在天寶年間達到頂峰，但盛極而衰，即使沒有安史之亂，各種社會問題也將讓盛世終結。
回過頭來看看姚崇的十事之說，剖析一下唐王朝的開元盛世。
【朝堂之上，要確保政治清明】
武則天以來，唐王朝的帝王權威達到了頂峰，皇帝成了王朝長治久安的最大不穩定因素，限制帝王權力是有識之士的共同目標。
所以，姚崇十事當中有四件直接就表明了這方面的觀點，包括依法治國、接受逆耳忠言、尊重臣子等，皇帝尤其不能因自己的喜好決定國家大事，這是對武則天以來已經敗壞的唐王朝政治風氣的撥亂反正。
開元時期，李隆基基本上沒有對大臣下過毒手，也能接受大多數勸諫，一方面是姚崇、宋璟二人先後在位，底子打得好，另外也是武則天、韋后、太平公主等人流毒太甚的結果，朝野上下人心思安，普遍意識應該改變過去幾十年的混亂政治風氣。
加上姚崇是個能辦實事兒的人，李隆基前期也能夠放權，雙方經過了互相試探完成了初期的磨合。一次姚崇請示官員任免事情，李隆基不置可否，弄得姚崇“懼”。高力士勸諫李隆基應當多與宰相溝通，李隆基說：“
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新唐書》）大事兒皇帝和宰相商量著辦，小事情宰相完全可以自己決定。有了李隆基這句話，姚崇就敢放開手腳大幹了，“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新唐書》）
這是開元盛世的政治基礎。
【限制宗教與國爭利，限制奢靡之風，關注民生】
武則天時期推崇佛教，權貴們就大肆營造寺廟、爭取佛門僧尼人數指標，既在政治上迎合武則天，又可以鑽國家律法漏洞逃避賦稅在經濟上得利。此風蔓延開來，越來越多的富戶依託寺院逃避賦稅，唐王朝稅賦流失嚴重。
開元二年，姚崇上奏，提出對寺廟人員和田地進行嚴格審查，同年又發佈了禁造佛寺的赦書，“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舊寺頹壞應葺者，詣有司陳牒檢視，然後聽之”（《資治通鑑》）。另外，又拾起了當年唐高宗李治時期的“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舊唐書》）規定，開始對宗教佛道兩門進行抑制。
效果還行，“天下僧尼偽濫還俗者三萬餘人”（《唐會要》）。這個數字對幾十萬的僧尼隊伍來說比例不算很高，但剎住了武則天以來宗教人士成為新的特權階層的歪風，對原有權貴階層也是一次打擊。
姚崇的這些措施相對溫和，並非晚唐武宗時期的極端滅佛舉措，雖然效果不如滅佛來的酣暢淋漓，但也能夠一定程度上解決這個問題，且對社會穩定影響較小。
姚崇明確提出，杜絕除國家規定賦稅之外的一切“貢獻”。所謂“貢獻”，就是地方官吏和權貴階層以上交皇帝為名向百姓徵收的額外財貨。
多年在地方為官的姚崇深知其中隱情，自武則天掌權之後，地方官員進獻“祥瑞”和各種珍惜物品，給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負擔，無數倖進小人以此獲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結合整治吏治，姚崇徹底杜絕了這種陋習，保證了開元時期唐王朝行政體系廉潔、高效。
李隆基對此也非常支持，開元二年，“內出珠玉錦繡等服玩，又令於正殿前焚之”（《舊唐書》）。同年九月，又對厚葬之風進行了限制，明確了下葬必須簡儉，送終器具不得用金銀裝飾，地方官員嚴加察舉。
當時的李隆基，真的是個不錯的皇帝。可惜到了天寶時期，李隆基自己就已經開始追求奢侈享受，安祿山等地方官員憑藉進獻各種奇珍異寶維持與李隆基的親密關係，開元初期崇尚節儉、整治吏治的成果已經基本失效。
有了廉潔、高效的行政體系，唐王朝諸般經濟上的改革措施得以有效推行，常平倉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常平倉制度在隋煬帝時期被破壞，本來是用來平抑糧價、救濟災民的常平倉成了皇帝和地方政府的錢袋子，加速了隋帝國的崩潰。唐太宗時期重建常平倉制度，在初唐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到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時期再次被皇帝和地方官員濫用，五十年來天災頻繁，常平倉未起到應有的作用。
姚崇在開元二年提出再次重建常平倉制度，明確了常平倉儲糧的徵收辦法和使用辦法，之後開元四年、七年、十六年又幾次重申，保證了開元盛世的糧食安全和百姓基本生活保障。
這些是開元盛世的經濟基礎。
【務實穩重的軍事策略】
自唐高宗李治平滅了百濟和高句麗，唐王朝的對外擴張就已經徹底停止。武則天在軍事方面幾乎毫無建樹，對吐蕃、契丹、後突厥數次大戰失敗，造成了唐王朝軍事實力在開元初期降到了谷底。
中原弱則蠻夷興，周邊吐蕃、後突厥、契丹和奚族、渤海國開始興起，當時唐王朝面臨的外患要比想象中嚴重的多。
姚崇很清醒的認識到開元時期的唐王朝與貞觀時期不同，已經不具備對外擴張的實力，只能採取對內恢復經濟、對外“持重安邊”的策略，再依靠唐王朝的國力來消耗周邊異族的銳氣。
開元二年，李隆基不顧朝臣反對，接受了薛仁貴之子薛訥的建議，命薛訥統兵六萬討伐契丹和奚族，結果戰敗，薛訥被剝奪官爵成為庶人。好在隨後薛訥戴罪立功，在隴右擊敗了吐蕃入侵，挽回了薛家的榮譽。
之後的李隆基理解了姚崇的對外政策，再也不好大喜功的貿然對外開戰，開元年間基本上保持了對外防守反擊的穩重策略，周邊異族也沒在開元年間佔到什麼便宜。
這些是開元盛世的軍事基礎。
到天寶年間李林甫掌權、十大節度使建立，開始“對外開邊”。但既無戰略目標也無戰爭決心，強盛的國力沒能轉變成軍事勝利，還埋下了安史之亂的巨大隱患。
【取得了部分效果的限制外戚、宦官】
姚崇十事中明確提出“宦豎不與政”、“戚屬不任臺省”。
唐王朝對外戚、宗室在朝中任職並無限制，武則天掌權期間尤為嚴重，並延續到韋后、安樂公主、太平公主等人。
外戚方面，李隆基接受了姚崇的建議，開元初期外戚勢力得到一定限制。開元四年，因毆打御史大夫，李隆基下令杖斃了皇后的妹婿等人，對外戚勢力是一次沉重打擊。
“四年春正月癸未，尚衣奉御長孫昕恃以皇后妹婿，與其妹夫楊仙玉毆擊御史大夫李傑，上令朝堂斬昕以謝百官。以陽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陳請，乃命杖殺之”（《舊唐書》）。
但李隆基之後寵信武惠妃和楊貴妃，徹底忘記了姚崇的諫言。
唐代宦官勢力始於武則天，喜歡排場的武則天增加了大量的宦官，雖然少有干政記錄，但皇帝最接近的這批閹人早晚會成為國家禍亂。
李隆基掌權過程宦官群體幫了大忙，高力士就是其中的代表，因此李隆基對宦官勢力並沒有做太多的限制。開元初期，高力士為首的宦官群體一直保持了對李隆基的忠誠，雖然手握重權但還算是正面力量。
天寶之後，隨著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越來越多的宦官參與了軍政事務，宦官逐漸成為一股對唐王朝有影響力的政治勢力，安史之亂後更加難以遏制。
宦官問題是開元盛世給唐王朝之後百多年留下的最大禍患之一。
姚崇十事簡明扼要的說明了中國古代社會治理的關鍵要點，並通過開元盛世的到來證明其可行性，只要內外安定、上下齊心，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勤勞的先人們自然就會創造出無盡的財富。
中國古代社會的盛世就是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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