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後繼續北上，並一路攻取大沽口。
此刻，在太平軍與英法聯軍的雙重打擊下，清廷已是風雨飄搖，不得已派出欽差大臣佳良、花沙納前往天津與英法談判，並全盤接受了對方的修約要求。
隨後，俄、美兩國也及時趕來分享成果，這就是1858年清廷與四國簽訂的《天津條約》。
幾乎就在同時，日本也與英法美等國簽訂“安政條約”，歐美列強們跑了一趟東亞，做了兩國生意。
按說這事算是了結，但第二年（1859年）英法兩國來北京換約時，卻突然節外生枝，以至釀成大禍。
當年6月18日，英國新任公使普魯斯（額爾金之弟）率領16艘戰船來到天津白河口，美國公使華若翰及法國公使布爾布隆也隨後趕到。
6月22日，曾一舉殲滅太平北伐軍的僧格林沁奉命照會英、法公使，指定其北塘上岸，由陸路進京換約，並不準攜帶武器。
在此指示下，美國公使華若翰照辦，並順利入京換約。
但是，英法兩國挾上年的勝利之威，其堅持要走水路至天津，態度極為跋扈。為阻止英法艦隊上行，清軍在白河放置了三道竹障，其中一道被英國艦隊挑釁性的拆除。
交涉無果的情況下，英國艦隊及一艘法國軍艦再次派船拆除第二道竹障，由此爆發一場惡戰。
據僧格林沁報告，戰事是因為英國艦隊“立意尋釁用武，驕悖情形，實難容恕”。
戰鬥打響後，法國艦隊也前來增援，但他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此時的大沽口炮臺已經得到大大的增強。在清軍的打擊下，兩國艦隊慘敗而歸。
事後統計，這次的大沽口之戰共擊沉英國軍艦4艘，擊傷6艘，上千名英法軍隊傷亡過半（主要是英軍），戰果不可不謂輝煌，堪稱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對外戰爭的首次大勝。
喜訊傳開後，就連曾國藩也在寫給友人郭嵩燾的信中說：“夷務初起後，至是始一大創之，中外人心為之大快！”
郭嵩燾是咸豐皇帝派往僧格林沁處襄助軍務的謀士，在他看來，本次看似大勝，實則取禍之道。
原因是，“洋人以通商為義，當講求應付之方，不當與稱兵”，雖然這次僥倖獲勝，但從長遠看，英法兵力遠在中國之上，“戰無了局”。
換言之，以當時清廷的實力，應付國內的叛亂已經夠嗆，根本不可能同時應付兩場戰爭。與其對列強尋釁而多事，倒不如先消滅太平軍、捻軍這兩個心腹之患，再徐圖自強。
郭嵩燾的觀點，在大勝之餘的僧格林沁聽來未免有些忠言逆耳了。
在僧王眼中，這些洋夷也不過爾爾，對付他們應“力求控御之方，申明大義，振起國威”，若“一味遷就，益將輕視中國”。
特別在剿滅太平北伐軍後，僧格林沁更是信心爆棚，他曾大言不慚地對人說：“洋兵伎倆，我所深知，彼何足懼哉？”
事情鬧大後，英法組成了一支兩萬五千人的聯軍，於1860年氣勢洶洶地捲土重來。
這一次，英軍帶來了最新型的阿姆斯特朗野戰炮，法軍則帶來了吃水只有5英尺的炮艦，足以在淺水橫行。
當年8月，英法艦隊聚集173艘各類艦艇，陸續向天津大沽口逼近。
此後的戰局幾乎沒有懸念，僧格林沁所部清軍一敗於大沽口，二敗於八里橋，在阿姆斯特朗野戰炮的轟擊下，三萬鐵騎連同清廷嚴防死守的“夷夏之防”，最終在炮口下灰飛煙滅。
在英法聯軍即將破城的前夕，咸豐皇帝匆忙逃往熱河避難，並於次年駕崩於此，再也沒有回到京城。
之後，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聯手發動“辛酉政變”，奪取政權，而在此之前，奕已代表清廷簽訂《北京條約》，屈辱媾和。
20年前，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炮聲沒有驚醒國人，林則徐、魏源等人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也沒有引起多少人的關注和共鳴。
20年後，“天朝”再一次嚐到“夷人”的苦頭並見識了洋人落地開花炸彈的威力後，不得不考慮“師夷長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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