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餛飩侯”是北京飲食行業，特別是特色小吃行業的知名品牌。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已飲譽京城，現已被批准為“中華老字號”。作為侯門長子的我，今天給大家講述一些其中鮮為人知的餛飩侯往事。
我父親侯庭傑1920年4月14日出生在離王府井很近的南河沿，在這裡渡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童年時代我父親讀過5年私塾，但因我祖父母過早病逝，我父親十幾歲便孤身一人在北京自食其力。開始是在東安市場賣報紙，後來賣一些生活物品，成年後也曾當過鐵路工人，但主要還是在東安市場作買賣。這期間飽受人間飢苦，造就了他吃苦耐勞的精神，並且積累了大量的社會閱歷，為他以後在激烈的市場竟爭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40年我父親和我母親成婚，1942年1945年我和大妹先後出生，為了維持一家四口的生計，我父親放棄了東安市場的小買賣。1946年也就是父親26歲的時候,經他人幫助開始“擺攤”經營特色小吃：餛飩：。先是在八面槽電料行門前，後搬到東安門16號公共汽車公司門前，這也是“餛飩侯”最初期的創業。因為當時沒有商標法，更沒無形資產一說，“餛飩侯”的這個稱呼就是我家的買賣。這期間以父親、母親為主，我和大妹也參加了經營與幫襯，後來買賣稍大些了，也請過數名幫工。
父親的成名離不開：天時：地利：人和：藝精：這幾大因素。
天時：雖然父親1946年就賣餛飩，但他的出名是在解放以後。1949年解放後的北京百廢待興，群眾急於安居樂業，形成了市面上的繁榮昌盛。父親在舊社會生活了近30年,飽嘗了人間疾苦，十來歲時親人先後都去世，父親當過工人、售貨員、小職員等，建國後終於盼來了翻身解放。他和大多數人民一樣，對共產黨的感激之情發自內心，剛剛解放時社會活動特別多，政府需要父親這樣熱心又有能力的人，所以父親被選為東單區工商聯委員。
餛飩是以夜宵為主，每天擦黑前做好準備工作，天黑後正式營業，這也體現了老北京的夜生活。北京是個大城市，這裡集中著城裡權貴、公僕、達官貴人、遺老遺少，以及全國各地的官員們。建國初期，生活水平不高，下班後帶著孩子，花上1000元（摺合後來的人民幣一角錢）吃碗餛飩，既擋餓又解饞，也不算貴，老北京也確實喜歡這口兒。（當時：餛飩侯：經營的有餛飩、燒餅、燒餅夾肉、五花肉、肉腸、雞蛋卷、白酒、啤酒。還有和餛飩侯搭夥的劉家褡褳火燒。）
地利：王府井一帶歷來是北京最繁華的地帶，加上東安市場的吉祥戲院，東安門的人藝，紅星影院等，自然形成商業飲食一條街。父親從小就生長在這裡，乾點事比其他人更容易。
正是這個時期，經過父親的打拼，由於料精、味美、方便實惠、服務周到，“餛飩侯”深得市民喜愛，而且常有社會名流光顧，逐漸聲名遠揚。
人和：父親對人熱情，光顧“餛飩侯”的人非常多，也包括一些社會名流。記得一天晚上10點半以後，人藝的演出結束了，一些父親熟悉的人藝著名演員，陪著周總理有說有笑地來到了我家的餛飩攤喝餛飩，周總理和演員們一邊喝著餛飩一邊說笑，十分親切，看不出首長、演員間的距離。光顧“餛飩侯”的還有著名學者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先生、著名作家老舍和夫人胡潔清、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李和曾先生，北京曲藝名家魏喜奎先生，琴書名家關學增先生，國家體委付主任榮高棠。這些社會名流的光顧下，無疑對“餛飩侯”的知名度起了不小的推進作用。
業精：當時京城那麼多賣餛飩的，為什麼我們家的餛飩能被大家認可呢？在這兒我就和您說說其中的奧秘。包餛飩的皮是餛飩的外包裝，“餛飩侯”的餛飩皮有薄如紙一說，成半透明狀把皮放在報紙上能看到上面的字，那麼薄的皮是怎麼做出來的呢？首先是選面，不是普通的標準麵粉，是當時很難吃到的富強粉，那個年代能用富強粉是很不容易的，必須經過上級部門批准，定量供應，一般家庭吃白麵已屬不易，能吃到富強粉就更為奢侈了，然而在“餛飩侯”卻能吃到，這在當時也是一種享受。有了面之後，要把幾十斤的麵粉揉成麵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兒，那時沒有和麵機，得手工和麵，這要靠父母親自動手，後來請過一個姓劉的老人幫助揉麵（此人當過兵長春人），面和好後要醒上一兩個小時。再說這擀麵，要用一米多長的擀麵杖，直徑在十幾公分，就這樣邊擀邊抻的，最後擀成薄如紙的餛飩皮兒，當年母親承擔此項活計，十分辛苦。擀麵的不粘劑用的是糰粉，剛擀完面時，臉上、眉毛上都掛滿了白粉，就連帽子遮不住的頭髮上都是白粉，就像聖誕節的聖誕老人一樣。
這餛飩餡是餛飩的靈魂，肉、蔥、姜等調料按一定比例調製，肉必須用前臀肩，七分瘦三分肥，要把餡經過無數次的攪動，直到餡十分均勻才行。因為皮薄，餡的顏色從外面很容易看出，紅裡透白、白裡透紅，從視覺便可產生美感，也就更增強食慾。
下面咱們說說這非常講究的餛飩的湯，湯的內容可相當豐富，不光有豬棒骨，還要放上兩隻雞，您說那湯的味道能不地道嗎？盛餛飩時，碗裡再放上蝦皮、 冬菜、紫菜、香菜、醬油、味精、胡椒粉、醋、辣椒，等喝餛飩的時候，您再配上燒餅，嘿~保您吃個滿意！
還有必須提的是我父親頭腦靈活、敢想敢幹。以前買賣小的時候只賣餛飩和芝麻燒餅，資金稍可週轉之後，就開始賣熟食和小菜兒了。後來有了啤酒（啤酒桶像個煤氣罐兒，裡面裝啤酒，一根鐵管插到桶裡，上面像水龍頭節門一樣，賣一杯，放一杯）這在當時，也是從我家開始的。後來在我家旁邊增加一家賣褡褳火燒的劉三大爺，品種更多了，也算優勢互補。再有就是招牌，自己宣傳自己，我曾清楚的記得，父親攤位的後牆上，掛著一個帳子，帳子的底色是紫色，上面書寫“餛飩侯”（仿宋體大字）和“北京風味”（仿宋體小字）周圍是一圈和平鴿（當時正值抗美援朝）裝飾，其實就是一圈餛飩吧！
當時京城諸多媒體對我家“餛飩侯”都有著詳細的報道。例如：《旅行家》雜誌（1957年4月號）41頁，金受申先生撰寫的《北京的夜》一文中，由毓繼明先生畫的鋼筆速寫插圖，畫面的前景一排人坐在木凳上吃餛飩，後景布棚內掛一布帳，帳上寫著“餛飩侯”三個大字。《北京遊覽手冊》（1957年版）136頁第10行寫到，“餛飩”北京餛飩鋪和餛飩攤很多，東安門東口路北“餛飩侯”較有名（晚間營業）。《國際畫報》1956年版刊登了背景是“餛飩侯”橫幅的，父親和大妹的照片。
在這期間“餛飩侯”的名聲越來越大，成為了京城響噹噹的餐飲品牌。
由於大勢所趨， 1957年的合作化，公私合營,我家的買賣也發生了變化。當時在東安門一帶經營餛飩攤的有很多家，因父親名氣較大，人又正直，很有號召力，被大家選為組長，地點指定在南河沿東皇城根南口，但這個地理位置顯然無法和原東安門（現改為東華門）靠近王府井的街面相比，顧客寮寮無幾，加上合作化，心氣兒也不高，甚至到了無法生存的地步，眾人十分著急，想重新回到東安門的街面上經營，但再以“攤兒”的形式出現是不允許的，只能以“鋪面房”的形式迴歸東安門大街。
經過考察後，選定東安門原“餛飩侯”附近的鋪面房，1959年遷入新址經營。因為合作前攤商“餛飩侯”早已為人們熟知，上級部門也認為這個名字好，因此沿用了“餛飩侯”的名號，沿用至今。父親任經理，一直到文革初期，在這十多年裡父親作為經理，為“餛飩侯”的發展壯大作過極大的貢獻。以下幾件事是值得提起的
1960年11月的一天，突然上級領導通知父親帶好廚具去人民大會堂，到後才得知，周總理請緬甸總理吳努品嚐北京風味小吃，是周總理親自點名要我父親前來製作餛飩，款待客人的，此後父親曾數次去西頤賓館獻技。在父親的培養下，他的徒弟在六十年代初參加全國烹飪比賽得了金獎。
美好的時光飛逝，文革開始了，作為北京的“名人”父親遭受了批鬥、遊街、受盡非人的虐待，難道這一切都源於小小的“餛飩”嗎？
文革期間我們六個子女中有五個因分配，下鄉插隊離開北京，父母親不光要遭受身體上折磨、精神上的摧殘，連孩子們也被迫離他而去！這時父親的病越來越重，因為得不到醫治導致失語，但扔要上班。
由於殘酷的批鬥致使他在1973年病情更加惡化，導致半身不遂。在母親和弟弟、妹妹的精心護理下，病臥八年。1980年10月30日病逝於北京醫院。
為什麼我們兄弟姐妹沒有繼承父親一手創下的“餛飩侯”？現在回想起來才終於明白父親的良苦用心。按道理家中兄妹六人，我這個老大應該替父母分擔一些壓力，但在1958年我初中畢業時父親堅持要我考高中（文革時這也是他的一條罪狀），父親供我上學這個事，在他周圍是不多見的，父親經過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不希望我們再去受他那樣的罪。1961年高中畢業後，我考上北京鋼鐵學院，1966年畢業後，一直從事教育工作，2002年從黃金系統的一個學校退休，職稱是高級講師，我特別感謝我的父母，為了我們吃了那麼多苦，把我培養成一名高級講師。
流著淚我終於把藏在心中“餛飩侯”的往事在這裡說給大家聽了，也算對得起當初父母親辛苦打拼下來的“餛飩侯”這塊招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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