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四年一屆的全國書法篆刻展，把投稿類型分為楷書、行書、草書、隸書、篆書、篆刻六大類。筆者認為，這種把參展書體分為篆、隸、楷、行、草五體的做法是不科學也是不合理的。
在書法藝術的演變中，多有不同書體兼融的例證，如漢《祀三公山碑》，清楊守敬評：“非篆非隸，蓋兼二體而為之，至其純古遒厚，更不待言，鄧完白篆書多從此出。”又如三國吳皇象《急就章》，應是楷隸行草多體兼容；再如蘇軾《前赤壁賦》，也是行楷書法兼融的典範；再如高二適先生晚年所作也是諸體合一於其筆下的。
這裡僅就行草書體而言，在古人書論中早已有明確論述。
清劉熙載《書概》雲：“行書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真而縱於真，草行近草而斂於草。”行書（真行、草行）是介於楷書與草書之間的一種書體，大約出現在東漢末年。
“行書”之稱始見於西晉衛恆《四體書勢》一文：“魏初，有鍾（繇）、胡（昭）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
唐代張懷瓘《書議》雲：“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
可見，古人早就把行草書作為一種書體對待。中國書協也曾連續舉辦全國行草書法展，因此，我認為作為四年舉辦一次的國展，人為地把參展書體和標準設定為篆書、隸書、楷書、行書、草書，不但不符合書法藝術的發展規律，而且更不符合書法學習、傳承、創新的規律。當下書法藝術管理者只是簡單看到事物的表面現象，沒有深究其內在本質規律。因為當下這種全國書法展覽相對於書法史來說，還是一個非常新鮮的事物，也就短短几十年時間。如果管理層能在當下予以足夠的重視，也許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各級各類書法展賽活動風起雲湧始於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近十年來，以入展、獲獎而能夠成為國家級、省級書協會員為驅動，以設立等級獎、重金獎勵為誘餌，書法展賽達到愈演愈烈的程度。毋庸置疑，書法展賽的興起對推動書法藝術的普及與提高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問題，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是，廣大參與展賽活動的書法愛好者為了能夠入展、獲獎，總是圍繞著展覽的導向、評委的指揮棒打造作品，形成了大量複製名家、抄襲古人，帶有製作性、工藝性、程式化的創作，乃至形成了千人一面的風氣，一定程度上扼制了當代書法隊伍的創新意識。回顧古代書法藝術的發展，那麼多富有個性的書法家不斷湧現，對照當前書法展賽活動的輿論導向，這些問題不能不令人擔憂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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