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類歷史的不斷髮展和進步，人類的律法體系也是在不斷優化和完善的。總的來說，社會越落後、越矇昧，刑罰就越殘忍、越沒有人道，而社會越進步、越開明，刑罰也會更人性化一些。
總的來說，隨著時代的不斷進步，刑罰的種類和強度都是在減少和下降的。不過，到清末之時，《大清律例》仍保留了一些殘酷的刑罰，相對於西方律法而言，要落後許多。
比較典型的一點，是《大清律例》規定，只要能得到犯人的口供，那麼無需其他證據，也可以將犯人定罪。
這樣一來，搭配《大清律例》中規定的大竹板、夾棍、拶指等刑訊手段，官吏們如果收受賄賂，或者純粹為了早點結案，便會出現嚴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現象。
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在二十世紀初，清廷剛剛經歷了庚子拳變和八國聯軍的動盪，開始痛定思痛，尋找變法自強的方法。其中一項舉措，就是成立“修訂法律館”，修改清律。
修訂法律館的組成成員，大多為曾在日本留學歸國的學生。《大清律例》修改的方向之一，就是廢除嚴刑逼供這些被西方人視為“落後、愚昧”的法律條款。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修訂法律館伍廷芳、沈家本上疏要求廢除刑訊制度，馬上得到了慈禧的批准：
“昨據伍廷芳、沈家本奏：議覆恤刑獄各條，請飭禁赴刑訊，變通笞杖辦法，並清查監獄羈所等條，業經降旨依議。……頗聞各省州縣，或嚴酷任性，率用刑求；或一案動輒株連，傳到不即審訊。任聽丁差矇蔽，擇肥而噬，拖累羈押，淩虐百端。種種情形，實堪痛恨。此次奏定章程，全行照準。”
《大清律例》頒行已久，為何清廷偏偏選擇在這個時候廢除刑訊？難道真的是為了減少冤假錯案嗎？其實不然。
慈禧之所以批准廢除刑訊，主要是因為洋人的要求。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中英雙方簽訂的《馬凱條約》規定：“中國深欲整頓本國律例，以期與各西國律例改同一律，英國允願盡力協助以成此舉。一俟查悉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英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
所謂治外法權，指的是領事裁判權。即外國人在中國犯事，使用西律而非清律來進行處罰。然而，也因為這樣，有很多外國來到大清的流氓混混在民間滋事，卻仗著領事裁判權逍遙法外，也因此導致民間百姓與洋人衝突不斷。
洋人最初以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大門時，就以《大清律例》刑罰太過殘忍為由，強索了領事裁判權。而領事裁判權的存在，又是導致義和團運動的主因。
如今洋人說只要大清修訂法律，便可放棄領事裁判權，這是慈禧認同這次法律修訂的理由。
然而，清廷此次廢除刑訊，初衷很好。可雖然強調說各地督撫要“嚴飭各屬，認真清理，實力遵行。”“儻有陽奉陰違，再蹈前項弊端者，即行從嚴查辦。”但落實到地方上，仍然是阻力重重。
因為一旦廢除刑訊，意味著各級處理刑獄的官吏失去了辦案的一個有效手段，而大部分官員思維很難一下轉換過來，導致要麼有些官員陽奉陰違，暗地裡用死刑，要麼導致案件積壓，難以結案。
因為新法實行太快，沒有留下過渡的時間和空間，因此上下掣肘，難以推行。而在西方人看來，清廷並沒有真的執行新律，因此也不肯放棄治外法權。直到清末，大清的律法改革仍然困難重重，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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