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8 方興東：可以把未來交給科技巨頭嗎

本文首發於2017年12月18日《環球時報》評論版，題為《

方興東：可以把未來交給科技巨頭嗎》。刊登版略有刪改

2017年是中國和全球互聯網巨頭狂飆的一年，財富和權力都創造了人類新的記錄。繼蘋果和谷歌之後，微軟、亞馬遜和Facebook等公司市場價值越過5000億美元，中國的阿里巴巴和騰訊也開始突破5000億美元，這些被稱為超級網絡平臺的科技巨頭不但高居全球市值最高公司前十榜單，而且這個數字參與全球各國GDP排名，在2017年能夠進入前25個國家，超過絕大多數國家，名副其實是富可敵國。而目前唯一的懸念是看誰率先超過1萬億美元。因為，這種集中度急劇提升的趨勢，遠沒有看到盡頭。

2018年全球網民將突破40大關，超級網絡平臺事實上已經是網絡時代信息基礎設施、商業基礎設施以及新型關鍵社會基礎設施的天然提供商和自然壟斷者，相當程度上相當於網絡空間的“二政府”。隨著特朗普充分藉助社交媒體平臺的威力一舉贏得美國總統大選，人們對於科技巨頭的強大力量有了全新的認識，也成為激發全球範圍對於科技巨頭主導我們未來生活的警惕和擔憂。每一個人都應該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可以將我們每一個人的未來放心地交給科技巨頭嗎？

上述高科技巨頭雖然商業模式不盡相同，但是他們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壟斷著10億級消費者的關鍵網絡應用，並且藉助平臺優勢，在不斷延伸到媒體、購物、娛樂、金融等各個傳統領域。超級網絡平臺的發展正在出現新的結構模式，形成了更加複雜、嵌套運行的平臺對平臺結構。值得警惕的是，當前全球信息基礎設施的嵌套平臺層次結構使得許多較小的平臺多半依賴於超級網絡平臺，這可以進一步鞏固後者的主導地位，並且開始大規模控制傳統社會的基礎設施。

超級網絡平臺的崛起引發了社會權力的大轉移，不僅僅公權力在轉移到平臺，私權力也在發生大規模的轉移。超級網絡平臺集私有和公共兩性於一體，融日常網絡監管、內容審查、違法信息阻止、用戶信息保護以及各種服務於一身，制定並實施了迄今大多數的網絡治理規則，成為人類網絡空間事實上的“二政府”，強力難以撼動。另一方面，隨著網民依賴程度不斷加深，個人社會關係、消費行為等個人信息和數據不斷匯聚，位置信息和消費行為等實時動態數據都基於網絡平臺，原本屬於個人完全掌控的“私權力”也很大程度上轉移到了平臺，個人失去了掌控。那麼，誰來保障我們每一個的基本權益和公共利益？

政府的公共性表現為政府將公民的意志和利益列入公共政策選擇的首要原則。但是，這些平臺本身屬於純商業機構，追求自身商業利益最大化為其合法而天然的目標。現實空間中具有主導核心社會基礎設施的政府部門，在網絡空間中越來越陷入缺位和失位的尷尬境地。網絡平臺的政策制定具有極強的公共性，但其中缺乏基本的遊戲規則和規範，相應的公共政策還沒有形成，政府很多時候淪為局外人。而超級平臺壟斷新型關鍵性公共服務缺乏有效授權，並不具備維護公共利益的合法性。超級平臺本身積聚的公共性和社會性：政府提供核心公共物品，制定關鍵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礎逐漸被侵蝕。平臺事實上封閉式地制定主要規則並且執行規則（裁判員和運動員一身）。十億級消費者實時動態的數據，是網絡時代社會治理的基本工具和基礎，但是，政府基本被排斥在之外，逐漸削弱治理能力和執政能力。

目前這種財富、數據和權力的急劇集中化已經開始引起西方的全面關注。加州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喬納森·塔普林（Jonathan Taplin），出版了《快速移動和打破事物：Facebook、谷歌和亞馬遜壟斷了文化，破壞了民主》，認為。十年間，全球最大的5家企業榜單通常都被蘋果、Alphabet、亞馬遜、微軟和Facebook霸佔。谷歌的壟斷地位堪比1956年的貝爾電話系統。市場過度集中是導致美國經濟中一些最持久隱患的罪魁禍首，包括工人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佔比下降、不平等待遇上升、商業創業企業減少、就業機會缺乏、研發支出下降。

他的建議是對不斷擴張的超級網絡平臺進行分拆。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尼克·斯爾尼切克（Nick Srnicek）出版《平臺資本主義》一書，認為谷歌、Facebook和亞馬遜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三者，谷歌控制了搜索引擎， Facebook統治著社會媒體，而亞馬遜主導電子商務領域。今後當人工智能進入這樣的程式，將更加加劇壟斷：對數據貪得無厭，贏家通吃的網絡效應更具影響，平臺的所有動力就會被放大。由此產生新的循環：信息越多需要機器的能力越強，可以更好服務更多用戶群，最後產生更多的數據。作者指出，數據資源將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資源之一，面對我們每個人的信息都被平臺公司掌控的現狀，我們應當防微杜漸，儘快將平臺公司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意味著

因此，應當在人工智能公司（超級網絡平臺）並未集聚權力發揮作用時修改少量法規。如果政府不接管今天的壟斷平臺，社會就需要承擔讓其擁有和控制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基礎設施的風險。他的建議更是令中國學者也驚詫：建議對超級網絡平臺實行國有化管理。開放市場研究所的巴里·林恩和馬特·斯托勒在《衛報》聯合發表“如何阻止臉書和谷歌變得更加強大”的文章，認為從本質上而言平臺收購具有的優勢存在天然的不公平，作者呼籲聯邦貿易委員會對臉書、谷歌和亞馬遜等平臺巨頭的潛在併購行為進行控制。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參議員約翰·肯尼迪對臉書和谷歌的力量感到害怕，在於平臺巨頭對用戶知道得太多，而對自己瞭解得太少

。這種信息力量的不對稱使得平臺能夠獲取任何用戶的信息，但卻對商業僱主一無所知。平臺巨頭無法有效管理它們已經控制的東西。

哈佛教授馬爾科·揚西蒂和卡里姆·拉哈寧在2017年《哈佛商業評論》第10期發表《管理樞紐經濟》一文，認為贏者通吃的時代已經到來，包括臉書、谷歌、微軟、蘋果、亞馬遜、阿里巴巴、騰訊和百度在內的幾家“樞紐企業”已經成為全球經濟中心。一些超級數字巨頭，或者說樞紐企業，正在超比例攫取全球經濟價值份額。這一趨勢可能會讓岌岌可危的收入不平等情況惡化，破壞經濟，造成社會動盪。作者認為政府和監管者將大力促進競爭，保護消費者利益，維持經濟穩定。否則，我們都將面臨危機！

2017年6月27日，歐盟委員會宣佈，谷歌濫用其在搜索市場的主導地位推廣自家購物服，打壓競爭對手的服務。決定對谷歌處以24.2億歐元(約合27億美元)的罰款。這筆罰金是歐盟反壟斷史上最大一筆罰金。這次處罰可能會成為全球樣板，具有示範作用。

超級網絡平臺問題是全球性問題，但是在中國更加突出和嚴重。與歐美相比，

首先是中國民眾的網絡依賴度更高。中國不但是全球大規模同時在線最大的市場，也是最活躍的市場之一，隨時隨地在線成為中國網民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對網絡的依賴度也是全球突出。其次，中國互聯網巨頭市場更加集中，目前最突出的社交媒體、電商和搜索等領域中國市場的集中度都大大超過美國。第三，中國互聯網的競爭格局生態沒有成熟，強大的壟斷力量不僅僅侷限在相關市場之內，而且快速到各個領域，業內創業者的站隊成風，成為形成鮮明寡頭化的派系和陣營。第四，互聯網巨頭面臨的傳統商業競爭制約更加薄弱。尤其是傳統商業領域，而歐美相對成熟發達，能夠形成更有效的競爭制約和平衡，但是，網絡平臺在中國形成了壓倒性的競爭優勢。第五，保障消費者和社會利益的法律制度不夠完善，無論歐美在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以及消費者保護等機制，即使有了立法也沒有形成真正的執行力和威懾力。第六，互聯網巨頭的企業自律和責任感更加欠缺，競價排名、二選一、選擇性屏蔽等破壞公平競爭的行為長期存在。 第七，消費者和弱小競爭者維權成本很高。最後，更重要的是獨立第三方力量式微和缺失。

商業力量對於社會獨立第三方力量形成極大的擠壓和收買：每年大批資金資助學界和有政策影響的關鍵學者，缺乏基本的披露規則，站隊和背書為訴求的廣泛的學界課題合作、律師事務所業務合作以及強大的政府公關團隊，深度影響立法和政策制定。而且組建了遠超任何獨立第三方和政府的研究院，引導輿論與政府。同時除了平臺本身是媒體之外，還通過投資控制媒體。某電商平臺投資的媒體、行業媒體和自媒體具不完全統計超過120多家，具備了強大的輿論引導和操控能力。

超級網絡平臺在全球全面崛起，這種顛覆開始真正進入爆發的臨界點。與此同時，圍繞政府合法性危機，超級網絡平臺與各國政府之間的博弈與衝突也進入了白熱化階段。這場博弈很可能會決定，未來究竟是政府還是平臺，將主導人類網絡時代的國家與社會治理和國際秩序。任何沒有制約的權力，都是危險的。中國更應該提前警惕這個趨勢的嚴重性。一方面，要形成真正積極有為的競爭政策，打破壟斷，制約濫用壟斷行為，嚴格審查影響競爭的收購兼併，進一步激活競爭和創新；另一方面，要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使得網絡平臺更加開放，算法更加透明，形成開放式的協同治理機制，能夠讓業界、社會、政府等利益相關方成為平臺治理的真正主體。另外，最關鍵的是，

必須執法到位，維護法律的尊嚴和威懾力。我們的互聯網立法不可謂不多，行政法規和管理規定紛至沓來。但是為什麼如此眾多的濫用行為經久不衰，無所顧忌，主要原因在於沒有形成有效的監管和治理能力。變相縱容了濫用行為的泛濫。以生效十年的反壟斷法為例，迄今沒有在互聯網領域形成一起成功的反壟斷案例。也就是說，迄今沒有讓反壟斷的陽光照進互聯網領域。

超級網絡平臺無疑創造了極大的社會價值，給每個網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福利。但是，如果缺乏有效的治理機制，如果權力擴展和濫用缺乏資源，很可能就會走向反面。中國已經是網絡經濟很多領域的全球引領者，我們在超級網絡平臺的治理創新上，也理應走在全球前面。確保互聯網這一新文明的引擎繼續推動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