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1889－1962），祖籍江蘇武進，生於天津，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歷任清華學校教員、物理系教授、教務長等職；1931年任清華大學校長；1938年任西南聯合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席；1945年籌備覆校，繼續擔任清華大學校長；1955年，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新竹清華大學前身）。他與葉企孫、潘光旦、陳寅恪一起被列為清華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
1938年西南聯大負責人與教員合影。（前排左起黃鈺生、李繼侗、蔣夢麟、黃師嶽、梅貽琦、楊振聲、潘光旦，二排右三為聞一多）
1947年4月27日，清華大學36週年校慶，梅貽琦與時任北京大學校長鬍適、原西南聯大訓導長查良釗、原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的合影。這是原西南聯大三校(北京、清華、南開)恢復後，清華從昆明回北平清華園第一次舉辦校慶。
1946年西南聯大結束後，離開昆明前梅貽琦夫婦合影。
梅貽琦致鄭天挺函。（1945年5月6日）
1938年4月2日，當時的教育部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在長沙組建的臨時大學西遷昆明，組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5月4日開始在昆明上課。梅貽琦因特殊的機緣被後人稱為“西南聯大的靈魂”。
“吾從眾”釀造民主治校作風
無論是在清華還是在西南聯大，後人對梅貽琦的美譽都不是由於他的強勢，而是由於他的謙和與“慢、穩、剛”的性格，從不獨斷、專橫，人家說什麼他就聽什麼，人們經常聽見他說“吾從眾”，很少發表觀點。他任清華大學校長和西南聯大常委會主席時的“眾”就是師生，從眾就是遵從師生的意見。
梅貽琦“從眾”並不是沒有他堅守的東西，在西南聯大他堅守的是保證學術自由和聘請學有專長的學者來校任教。也就是早在1931年他提出的“大師”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在抗戰困難時期，物資極其匱乏，西南聯大根本不存在“大樓”，他就將“大師”作用發揮到極致，並充分尊重教授。學校開會時梅貽琦常坐在一旁聽講，從不干涉教授們的發言，只是偶爾站起來給大家倒倒茶水。
人們將清華、北大、南開的學風分別表述為嚴謹、自由、活潑，三校教授講同一門課，各有各的思想和觀點，各有不同的講法。梅貽琦本著學術自由精神，尊重每位教授，不強求一律，不厚此薄彼、互相瞧不起，而是溫文爾雅、寡言少語地對所有人尊重信服。
“教授治校”體制不是梅貽琦在清華大學的首創，而是蔡元培提倡並於1917年在北大施行後獲得全國廣泛的認可。清華大學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少壯派”幾經鬥爭，才形成清華比較民主的管理體制，它包括校務會議、教授會、評議會三個機構，凡學校的重要事務，如聘請教師、學校規劃、制度改革等，都需評議會決定才能施行。準確地說梅貽琦是包含葉企孫、陳寅恪等人在內的眾多人通過“教授治校”體制推選出的校長，他在思想上也是維護這一制度的。
到西南聯大情況有些變化，一是清華式的“教授治校”是“自訂製度”，與當時政府的法令和規定有某些不一致；二是同為西南聯大常委的原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雖然接替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學，但他內心並不認同蔡元培提出的“教授治校”，而是公開宣傳他的“校長治校，教授治學”。或許蔣夢麟本人也感到這是個難題，在一次大會上，蔣夢麟把自己的表交給梅貽琦說：“我的表，你戴著！”想以梅貽琦作為自己的“代表”來處理這個難題，並常說“在聯大我不管就是管”。
l938年西南聯大的教授、副教授共161人，其中清華的就83人，佔51%。清華師生佔整個西南聯大的師生總數一半左右，蔣夢麟是那樣的態度，張伯苓是梅貽琦的老師，西南聯大辦學體制卻不可能與此前清華完全一致。西南聯大也有教授會，但主要為一諮詢機構，由常委、教務長、總務長、訓導長、各院院長及教授代表組成的校務會議才是決策機構。學校很多專門性任務都交給由教授組成的常設或臨時性的委員會去研究和辦理，也能夠很好地發揮教授主導作用。
梅貽琦在西南聯大最主要的成就是成功地維護並鞏固了獨立自主辦學的傳統。他認為大學的天職就是追求真理、服務社會。大學理應培養建設人才，需具有批判精神。只有提倡學術自由，包容新舊左右才能辦出真大學，好大學。只要教師不在課堂上宣揚自己的主義，不借學校的名分去搞政治，不影響本職工作，就不能干涉教師教學自由。
1940年教育部（重慶）頒佈訓令要求全國高校統一科目、統一教材，聯大召開校務會議決定由教務長主持全體教授參加，商定回應策略，起草了《西南聯合大學教務會議就教育部課程設置諸問題呈常委會函》，報聯大常委會抄呈教育部，文中既義正詞嚴而又文辭雅訓道：“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以刻板文章，勒令從同。世界各著名大學之課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課程各大學所授之內容亦未有一成不變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可日臻進步也。”又言，教育部乃行政機關，可視大學研究教學之成績作賞罰，“但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律以孫中山先生權、能分立之說，則教育部為有權者，大學為有能者，權、能分職，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設施，將使權能不分，責任不明”。軟硬幽默盡藏其中。函文經梅貽琦審訂，在“教部今日之員司”處加批：“此段不抄入呈部文中”後抄送教育部。教育部接此後也無可奈何，只好默認聯大對相關訓令可以變通執行，從而切實保障了教授既教書，也參與學校的民主管理。
梅貽琦遇事總是先傾聽教授和學生的意見,集思廣益，擇善而從。有人問他擔任了十八年清華校長的秘訣，梅貽琦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黴（梅）！”
風雨飄搖中堅韌前進
1931年梅貽琦在清華校長就職演說中道：“辦學校，特別是辦大學，應有兩個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他在西南聯大所做一切都是圍繞這一中心，認定學術研究是立國興邦的命脈所繫，不學無術將使國家民族陷於愚昧的深淵。他認為“校長的任務就是給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
在西南聯大最艱難的時期，梅貽琦給教授們“搬椅子”的工作也是最難的，他與師生們多次討論確定“剛毅堅卓”為西南聯大校訓，盡力創設精神和學術自由的環境，在艱苦環境中堅持嚴謹、嚴格的管理。
對學生學業的考核從不因為艱苦而放鬆。有個學生的一門課得了59.5分，影響畢業，還得留校一年重修這門課。他找教務長說情不準，便質問說：“59.5分與60分有什麼差別？”教務長回答：“如果59.5分與60分無差別，那麼59分與59.5分也無差別，自然與60分也無差別。如此類推，最後零分與60分也無差別了。”聯大八年，先後擔任過教務長的有潘光旦等五位教授，實際主持聯大工作的梅貽琦也兼任過一學期教務長，就在梅貽琦兼任教務長時，一個四年級學生選修l2個學分，卻有六個不及格，照章要令其退學，該生就去找梅理論，梅沒有抬頭，只說了一句：“你把12用2除一除。”學生無言。
西南聯大是梅貽琦一生中最艱難的時段，他所做的事一般人看不見，尤其是那些十分在意當下迅即有顯性業績的人所不願做的。事後人們才發現他做了很重要的事。當時，全國大片國土已是敵佔區，烽火連天，全校師生員工背井離鄉來到異地，解決他們的食宿、興建必需的校舍是校領導必須完成的艱鉅任務。而當時即使最簡單的生活、最粗陋的茅舍都來之不易。梅貽琦所能做的就是克勤克儉、行勝於言，事無鉅細都要操心。
聯大教職工的工資，雖隨生活指數有一定調整，但遠遠趕不上飛漲的物價，教職人員的生活均極為清苦。梅貽琦在常委會建議一定要保證全校師生不斷糧，按月每戶需有一石六鬥米的實物，租車派人到鄰近各縣購運。清華大學設立清華服務社，從事生產，用它的盈餘補助清華同仁生活。梅貽琦顧念北大、南開同仁，年終一視同仁地送給大家相當於一個月工資的饋贈。梅貽琦還倚重葉企孫1932年在清華辦起的特種技術研究所，利用教師的技術專長，在為國家及地方建設部門服務同時將所獲利潤逐季分配給西南聯大同仁。也有教授家人以自制物品到外面販賣來彌補生活的不足。
梅貽琦剛到昆明時還常說笑話，後來敵機頻繁轟炸，聯大校舍多處受毀，打亂了正常的教學秩序，每遇到一件事情都需要學校當局明智抉擇和妥善處理。為維持學校工作順利運轉，梅貽琦花費很多精力和時間與中央政府以及當地領導層保持關係，使得在辦學經費、物資供應、運輸工具、學生校外活動，乃至就業安排等方面均維持正常。抗戰後期由於多年的戰爭消耗，後方物資匱乏，物價飛漲，供應短缺，學生與教師的生活愈趨艱苦，學校的困難一天天加深，梅貽琦也就一天天衰老消瘦，卻又充滿抗戰必勝的樂觀。
梅貽琦與教授們一樣租住民房，住處逼仄，他一家來昆明後先住東寺街花椒巷6號，一年後遷西倉坡5號清華大學昆明辦事處樓上不大的房子裡，後來為避空襲遷居西郊龍院村惠家大院，這個院子還住了其他10餘位聯大教授，梅貽琦將校長專車交給學校共用，自己外出近則步行，遠則搭別人便車，該拿的補助金也不拿。
當時的生活拮据，伙食也寒酸，沒有青菜，經常吃白飯拌辣椒，吃上菠菜豆腐湯就很高興了，有時還要餓肚子。為增加收入，梅夫人韓詠華不得不自謀生計，擺地攤變賣孩子舊衣服掙10元招待客人有之，到醫院、首飾店、衣帽工廠、盲童學校打短工亦有之，還自制糕點到大街上出售，為了賣得好，取名“定勝糕”。梅貽琦自己也注意節儉，1941年7月他去成都公差，已訂好回昆明的飛機票，恰好有可乘的郵政汽車，為給學校節約200多元，他毫不猶豫退掉機票改乘郵政車回昆明。
梅貽琦沒有可能將主要精力用於教務，而是要應付各種事務，每次旅途都不免要半夜起床，說不定能否準時起程，一天走不成，得第二天再來等。1941年春夏的一次旅途中耽擱了近3個月才回到昆明，途中飽嘗了敵機轟炸、陰雨飢寒及車船不便的艱辛。
1940年，他在一次會上說：“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一條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負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韌前進，雖然此時此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我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到那時我們把這條船好好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仁校友說一句‘敢告無罪’”，充分地表現了他在昆明辦學的沉重心情，也顯示了他對前途的希望。1945年4月，抗戰勝利前夕梅貽琦在校慶講話中再次引用這段話，並說：“此天明風定之日，不久可望來到。”
外圓內方不為己所不願
梅貽琦在任清華校長時就採取“無為而治”的方式治校，那些他不去做、不願做的事從另一方面顯現出他的人格。
昆明當時在政治上與中央政府保持了相對隔離，西南聯大的學術思想自由因此而受益。學術自由與獨立思考在這樣的環境裡蔚然成風。因少數教授以鬥士為榮，性情率真，動不動就在課堂發表鼓動演說，滿嘴“過激”言論。梅貽琦說：“少數言論確有行為不當，很多同仁也都深不以為然，此數人之舉乃一時之衝動，或因其家屬眾多，時有病人，生活太困難，愁悶鬱於胸中，所以才找機會發些火氣。”不但巧妙保住了教授，還為提高教授待遇尋找機會。
西南聯大教授們提倡培養學生的獨立判斷能力，讓他們靠這種能力去決定自己業務前途與政治方向。於是就有青年學生抗議政府的活動，梅貽琦盡力給以保護。1942年在昆明發生了學生“倒孔”運動，當時學校領導多次走訪雲南省政府領導人，進行疏通工作，才避免了學生遊行時發生意外。
抗戰中後期，各種思想與權勢的矛盾鬥爭不斷加劇，學校環境很難平靜。梅不參與或偏袒某一方，設法保護有各種不同思想的人。1945年7月10日梅貽琦主持常委會決定7月31日西南聯大正式結束，最後一批覆員的學生11日離開昆明，不料15日發生聞一多被殺案，梅貽琦一面安撫聞一多家人，一面報告警備司令部保障其他同仁安全，7月24日下午主持完追悼會後，又與賀麟等人組織對兇案的觀審，確保查清真相後才離開昆明。
抗戰時期，大敵當前，眾多大學生有強烈的抗敵報國激情，離開學校，投筆從戎。當時中國教育家中有觀點明顯對立的兩派，一派是陶行知等人主張“罷平時教育，辦戰時教育”，認為搬遷學校是“逃跑教育”，主張鼓勵學生積極參軍抗戰；另一派則是梅貽琦、胡適、蔣夢麟等人主張“戰時教育當作平時辦”，不提倡優秀的學生上戰場，而應該發揮所長，做好學問與研究，用學術為國家服務，梅貽琦明言：“我們做教師做學生的，最好最切實的救國方法，就是致力學術，造成有用人才，將來為國家服務。”
西南聯大也有不少學生積極投筆從戎，梅貽琦和一些教師還是對很多優秀學生離開學校感到十分惋惜。但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身為校長對他們這種愛國舉動也不好出面阻止，尤其是也在西南聯大唸書的兒子梅祖彥面臨是否從軍的選擇時，梅貽琦對兒子說：“你想去我支持，你不想去我也不反對，你自己做決定吧。”後來學機械工程的獨子梅祖彥在參軍熱潮中應徵入伍做翻譯官，他的二姐梅祖彤也應徵參加了英國人組織的戰地誌願醫療隊，是西南聯大唯一參軍的女生。一方面說明他是校長對自己的子女不搞特殊，也不強行為孩子做主；另一方面折射出他對抗戰時期不少青年從軍的基本態度。
梅貽琦不該說的話他堅定不說，每年招生偶爾有個別人上門來為自己的子女、親朋好友說項，梅貽琦從來堅持原則。因學校事務免不了與當地政商各界交往，其中交往較多的雲南省主席龍雲的女兒極想考進西南聯大附中，結果名落孫山。龍雲叫秘書長去和梅貽琦疏通。秘書長說，“我打聽過了，梅校長的女兒梅祖芬也未被錄取。”龍雲一聽怒氣全消，梅貽琦得悉後也只是囑咐聯大老師幫龍雲女兒補課。另一次有位校友說自己的孩子準備考大學，請校長多關心。梅貽琦聽完，沒答應也沒拒絕，只是說：“我的小女兒去年也沒考上聯大，她只好錄取到別處了。”梅貽琦舉家遷到昆明後，長女梅祖彬讀聯大外文系，次女梅祖彤在聯大生物系，三女梅祖杉上經濟系，兒子梅祖彥上機械工程系，他們都是考上的，小女兒沒有考上也就上不了。
不去做自己不願做的事，不去說自己不願說的話已經成為梅貽琦人格的一部分。葉公超在回憶梅貽琦的時候說：“梅先生是個外圓內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願意做的事，罵他打他他還是不做的。”梅貽琦晚年健康不佳時，曾和他住對門病房的老友胡適勸他要記得寫遺囑，公事私事都應該寫。他不愛聽，也不願寫。夫人與其他親人勸他也不寫；直到胡適留下遺囑離世，梅貽琦還沒寫；梅貽琦永訣時也沒有留下任何遺囑的文字。他什麼都知道，但他什麼都不說，他不愛說，也不願說，長眠後只留下一直帶在身邊17年的一筆筆規規矩矩記著清華基金的賬目。
這些賬目不僅顯示梅貽琦是清華基金的“守護神”，在沒有任何監督的情況下沒有動用半文錢，也顯示他清白的一生。
【延伸閱讀】
版本：九州出版社 2011年4月
《梅貽琦日記》
版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1年4月
□儲朝暉（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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