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民族經歷了與西方文明全然不同的現代化進程，也不斷遭遇著因西方殖民主義而導致的斷裂。在二戰後的民族獨立浪潮中，阿拉伯世界的共產主義浪潮蓬勃興起。然而到了1952年到1970年納賽爾領導埃及期間，泛阿拉伯主義在這個地區聲勢浩大，它結合了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並收編了親蘇共產主義者、成為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陣營之外“第三條道路”的典型。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六日戰爭”）中阿拉伯軍隊對以色列的全面潰敗，更成為中東政治的分水嶺，為後來大行其道的政治伊斯蘭鋪平了道路。在20世紀的阿拉伯地區，我們如何在歷史語境和國際政治中理解民族主義、共產主義和政治伊斯蘭這三套意識形態的更迭，又如何理解曾經因“反帝”而獲得絕對正當性卻在今日大多深陷泥潭的“第三條道路”？
埃及馬克思主義學者薩米爾∙阿明訪問北京參與“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之際，受邀在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做了一場題為《為什麼馬克思的學說對當代的意義比以往時候更加重要？》的講座，《澎湃新聞·思想市場》藉此機會對他做了專訪，請他談二十世紀阿拉伯世界的歷史進程。薩米爾∙阿明出生於開羅，在巴黎大學獲經濟哲學博士學位，是國際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經濟學家的同時，也是活躍的左翼社會活動家。現年87歲的他，幾乎經歷了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阿明指出，左翼在阿拉伯地區經歷了全面的失敗，走向“第三條道路”的左翼不再代表任何“替代性”道路，而是變成了建制的一部分。這也是一場災難，也是“阿拉伯之春”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
埃及馬克思主義學者薩米爾∙阿明在清華大學講座現場，講座題目為：《為什麼馬克思的學說對當代的意義比以往時候更加重要？》（Marx and living Marxism are more relevant today than ever），圖片由清華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提供。
阿拉伯民族的形成和現代化的斷裂
澎湃新聞：阿拉伯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中東世界是一支重要的推動力，阿拉伯民族的現代化進程又決然不同於西方的現代化進程。以埃及為例，我們該如何理解阿拉伯民族和其現代化進程？
薩米爾∙阿明：首先我們得理解所謂“阿拉伯民族”的複雜性。我們說“阿拉伯民族”是一個民族，是因為我們說同樣的語言——受教育人群說的語言是同一種。大眾的語言，也即是方言，則彼此相似，但也有些差異。 這和伊斯蘭有一定關係，但只能說是有一點關係，因為很多穆斯林也不是阿拉伯人，比如說波斯民族——伊朗人，又比如土耳其。
但在歷史上，這個（阿拉伯）民族除了第一任和第二任哈里發在位的很短暫的一段時間之外，從來都沒有真正團結起來。 就算在這些哈里發的時代，權力集中程度都是很有限的，實質上的權力分散在整個地區的多個王朝手上。 因而整個地區實際上存在著不同的生產方式，不同的歸屬，不同的貿易渠道——一方面是跟印度和中國，另一方面是通過拜占庭連接南歐和地中海區域，還有就是通過波斯和斯拉夫人貿易。
形成所謂阿拉伯區域的各個地區，其本身也擁有不同的久遠歷史，比如說埃及的歷史就要追溯到很久以前，超過5000年，其中很多傳統在阿拉伯時代也保留下來了——比如當代埃及的行政、分省區劃等等，都跟5000年前的古埃及時代沒有太大區別。埃及可以追溯到一個很古老的國家，而埃及又屬於更大的一個——阿拉伯民族。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大敘利亞地區——包括了今天的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約旦。這個區域擁有共同的語言基礎——阿拉姆語，很可能是耶穌基督說的語言，往上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的文明。這一區域的傳統更傾向於分散化，而不是集中化。埃及就有很強大的中央權力，很像中國。而大敘利亞就並非如此，更加分散。
還有就是伊拉克地區，也就是原先的美索不達米亞，巴比倫地區。這裡跟伊朗關係複雜。有時候是伊朗的一部分，有時候從伊朗獨立，有時候征服伊朗。這裡有自己的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
當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1500年前後吞併除了摩洛哥以外的整個阿拉伯地區的時候，整個地區慢慢衰落了。歐洲逐漸變為了中心——首先是意大利的城市，然後是伊比利亞半島，西班牙和葡萄牙對美洲的征服，然後是英國、法國、比利時崛起的資本主義。所以奧斯曼帝國變成了歐洲系統的邊緣。對阿拉伯地區的支配也逐漸從奧斯曼轉移到了歐洲人。
拿破崙入侵埃及之後，埃及的帕夏（行政長官）穆罕默德 ∙ 阿里感到我們必須現代化。其實，第一個以日本“明治維新”的方式現代化的國家，是19世紀初期的埃及。這是一場非常巨大的改革，他結合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國家主義的控制——國家建設工業。那時候埃及的鋼鐵產量高過了所有德意志邦國的總合，埃及的棉花織物產量也高過英格蘭。儘管農村仍然佔到80%，但也有一些和工業體系相連接的農村工業。
所以，穆罕默德 ∙ 阿里認為埃及有能力成為一個想象中的歐洲式先進國家。他還認為埃及可以通過征服“解放”整個中東。他發動戰爭佔領了整個大敘利亞。
穆罕默德 ∙ 阿里，被認為是現代埃及的奠基人。
澎湃新聞：所以說20世紀的泛阿主義要追溯到穆罕默德∙阿里，是嗎？
薩米爾∙阿明：是的。他和奧斯曼交戰，幾乎打到了伊斯坦布爾，他的軍隊也是一支混合了埃及人和敘利亞人的軍隊。這時候是英國人阻止了阿里，從而拯救了奧斯曼帝國——因為他們希望保留奧斯曼統治，不要讓這個地區進入工業化。到了1870年代（阿里的孫子）帕夏伊斯梅爾的時代，埃及要比明治時代開始時的日本還要先進很多。埃及本來會是一個強大的現代化國家，但是它沒能變成那樣。伊斯梅爾犯了一個錯——他認為參與那時候全球化的遊戲會是一步好棋。他從歐洲的銀行借錢，用來投資，建設蘇伊士運河，發展鐵路。這樣一來，國家就陷入了外債陷阱，也給了英國人藉口，讓他們在1882年介入干涉和佔領。英國對埃及的佔領從沒有在法律上正式化，形式上埃及是獨立的——不是殖民地也不是保護國——但英國軍隊一直在埃及駐紮。所以英國人事實上統治了國家。
接下來是瓦解埃及的工業。埃及的土地制度原先比較類似中國，土地國有，分配給小農。英國則把土地轉手給地主，創造了大地主階級。這些土地被用來種植棉花，出口給英國。
泛阿主義製造的政治真空，被政治伊斯蘭填補了
澎湃新聞：那納賽爾的泛阿主義又是如何崛起的呢？
薩米爾∙阿明：大部分埃及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從來都不能接受英國統治。他們利用一戰的機會，在1919年發起了一場規模浩大的革命——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革命。他們不要回到穆罕默德 ∙ 阿里那種獨裁統治，要歐式的議會制民主制。
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阿拉伯埃及共和國的第二任總統，1952至1970年埃及實際最高領導人。
經過一些談判，最後他們形成了妥協。直到1952年納賽爾掌權以前，埃及政治由兩支政治力量所佔據。一是開始時的民主主義的民族主義者，像孫中山的國民黨，他們也是現代化的支持者，不是要回到過去的那種民族主義。然後是由大地主等等組成的保守主義者，他們支持保持依賴他國的現狀。當埃及的所謂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資產階級沒辦法以自己的力量帶動進步，共產主義的影響就開始擴展了。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紅旗飄揚在尼羅河上，這個時間段大概是1942年到1952年。
在這段時間中，埃及社會分裂為了兩種力量，一方是共產主義者，另一方是反動保守派。納賽爾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掌權的。納賽爾主義是民族主義的，不是民主主義的，是反帝的，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他有一些這方面的改革，但是很有限。他在工業、銀行、大商貿上推行了一些國有化改革，也實行了土地改革——剝奪了大地主，但並不是服務於大眾，而是創造了一個新的富農階級。也就是說20%的農民獲得了利益，80%的什麼都沒得到。
在1955年召開的萬隆會議中，納賽爾和周恩來的會見非常具有決定性。周恩來跟他解釋“新世界體系”的構想，而納賽爾對此完全沒有想法。更糟糕的是，帝國主義的力量不可能接受這種設想，他們通過以色列進行代理人戰爭—— 1956年的第二次中東戰爭和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六日戰爭”）——以此干預中東政治。
1967年“六日戰爭”，進入耶路撒冷老城的以色列國防軍。
澎湃新聞：1967年的“六日戰爭”可以說是中東政治的一個分水嶺。納賽爾獲得了蘇聯的支持，尤其是有軍事支持。
薩米爾∙阿明：1967年的戰爭證明了納賽爾的政權實際上是虛弱的。無論是在建設國家方面，還是軍隊建設方面，政權都缺乏人民的實際參與。軍事力量不止意味著武器裝備。你也得有很強的政治支持。軍隊腐敗也是大問題。納賽爾的軍隊其實像國民黨的軍隊。
澎湃新聞：所以，儘管納賽爾得到了蘇聯的支持，你仍然認為他的民族主義成分要多於社會主義成分？
薩米爾∙阿明：是的。納賽爾同時鎮壓了埃及的兩支主要政治力量——共產主義者和反動保守派。從而他創造了一個政治真空——國家去政治化了 （depolitization）。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穆斯林兄弟會才崛起的。他們佔據了這個真空的位置。
此前，伊斯蘭一直在社會中存在著，以儀式的形式，和政治的關係並不緊密。你可以是共產主義者，可以是反動保守派，但你日常都可以過伊斯蘭的宗教生活，沒人會對此有什麼意見。但納賽爾的獨裁政治造成了一個結果，那就是人民不參與政治了，尤其是1967年戰敗之後。這就為政治伊斯蘭的興起創造了條件。
穆斯林兄弟會是1927年在英國人治下建立的，還受到了沙特的支持。其目的是為了反制逐漸興起的社會主義的影響。但他們並沒有成功，這也是他們逐漸轉向恐怖主義色彩的小團體的原因。納賽爾政府試著鎮壓他們，但是並沒有處理穆斯林兄弟會之所以誕生的基礎，沒有加強世俗政治的基礎。
納賽爾政府反而是採取了非常機會主義的策略。他強調說“我們是穆斯林，我們是穆斯林”。這並非泛阿主義的動員，而是國內政治的需要。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敘利亞和伊拉克這兩個國家，只不過他們是復興黨執政。
冷戰、第三條道路
澎湃新聞：你提到代表政治伊斯蘭的“穆兄會”在一個政治真空中崛起，但是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後，政治伊斯蘭崛起之前，阿拉伯也經歷了一段很短的左翼浪潮，它受到了1968年在法國爆發的左翼運動的影響。
薩米爾∙阿明：的確，埃及也在1968年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不過與其說是歐洲的影響，不如說是直接受到中國的影響。舉例來說，那時候，在埃及共產黨中，我們分成了兩派，一派更傾向於蘇聯，另一派更傾向於中國，傾向於毛。
澎湃新聞：中蘇的論戰和分道揚鑣的確影響到了大量第三世界國家。
薩米爾∙阿明：沒錯。但這其實也和我們的國內形勢有很大關係。它關乎我們的政權和我們的階級情況。親中派認為國家的未來在於團結80%的貧農階級、城市中的工人階級，以及覺醒了的民主主義的城市中產階級；親蘇派支持納賽爾，因為他們認為主要的敵人只有帝國主義。說的就好像帝國主義在埃及國內部沒有同盟一樣。
澎湃新聞：關於這一點，你曾經提到過，阿拉伯的革命或早或晚都走向了民族主義的道路。阿拉伯的共產黨被民族主義收編，邊緣化。似乎國際主義從來沒有辦法在阿拉伯地區紮根。
薩米爾∙阿明：左翼，至少是埃及、敘利亞、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左翼，一開始是相當獨立的——獨立於納賽爾主義者和復興黨們，甚至還是跟他們有衝突的。他們認為，反帝國主義不可能不依賴於大眾的力量，我們用的詞是大眾、人民，不是社會主義，我們要的是人民共和國。這意味著遲些我們可以走向社會主義——一種可能性，但不那麼確定。我們不能排除社會改革來反對帝國主義，我們需要大規模的、快速的社會改革。
但這時候蘇聯認為不行。他們說，我們現在在反對帝國主義方面已經有第三條道路了——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外的第三條道路。那就是納賽爾的道路，你們應該支持納賽爾。所以在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的共產主義者內部，很快就出現了分歧、分裂。
赫魯曉夫和納賽爾。
澎湃新聞：可是，我們平時理解中的“第三條道路”更像是既反對美國又反對蘇聯的道路。
薩米爾∙阿明：錯了！所謂第三條道路是反對資本主義也反對共產主義，但是不見得反對蘇聯。他們需要蘇聯的支持，軍事支持。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有時候是兩回事。事實上，在那時候，蘇聯已經不再輸出革命了。在埃及的共產主義者中，我們這些跟隨毛思想的人就說，納賽爾的道路不行！在反對帝國主義上，我們和納賽爾主義者一致；但是在社會議題上，我們又反對納賽爾主義者。
但是我們完全失敗了。在埃及左翼中間，我猜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傾向蘇聯，我們剩下三分之一就出走了。這也造成人們形成了一種對埃及左翼的印象，認為他們是蘇聯的支持者、納賽爾的支持者和復興黨的支持者。於是他們不再代表任何“替代性”道路，而是變成了建制的一部分。這也是一場災難。這也是“阿拉伯之春”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
澎湃新聞：二十世紀的大多數“第三條道路”看起來都陷入了泥潭。
薩米爾∙阿明：沒錯。在非洲現代史上有一個很短的時期，十到二十年左右。這個時代可以說是民族主義風行，馬裡、幾內亞、加納，然後是坦桑尼亞、剛果、馬達加斯加，埃塞俄比亞。這些國家都有類似的願景，現代化，團結人民。但是他們距離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很遠，他們不承認階級，以為可以團結所有人。這些國家形成了對帝國主義的反擊。正是這同一群人，後來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力，又接受了資本主義的秩序，引入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回到了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對非洲人民的支持很快就變成了對獨立國家的專制統治。這是一整個社會和政治的災難，也導致這些政權越來越不受歡迎。所以這才有了“阿拉伯之春”這場2010年代始於突尼斯、在埃及變得更重要的反對政權的規模巨大的運動。
那時候我在埃及，2011年，反對穆巴拉克的運動在街頭聚集了1500萬人。 現在埃及的人口大概是9000萬。所以運動的規模是空前的。那時候，穆斯林兄弟會沒有參與運動，前後七天都沒有參與——因為美國叫他們不要參與。然後，他們又加入了運動。這場運動是半自發的，鬆散的。運動是為了反對政權，強調的是社會因素——農民要求土地，工人要求薪水，中產階級要求民主，婦女要求權利……但是運動沒有長遠目標，沒有戰略。所以運動最後失去了方向。正是因為這樣美國才能要求開始所謂的選舉，快速的選舉。那時候我們這些埃及的共產主義者說，我們不要選舉，我們需要運動繼續下去，遲一點再選舉。我們首先得改變力量對比，改變社會力量。但美國人要求民主、秩序。穆斯林兄弟會的穆爾西在充滿爭議的大選中勝出了。他以為他可以輕鬆地統治國家。然而他不行，暴力很快就升級了，人民開始討厭穆兄會。3000萬人上街抗議穆爾西（注：關於這些大規模遊行的人數，不同機構的統計數字相差很大），很大規模的遊行。美國人讓軍方射擊示威者，但是軍方領袖——雖然並不是什麼好人，但也沒有那麼愚蠢——自己掌控了政權，逮捕了穆爾西。軍方統治比納賽爾時代更糟糕，它支持的是新自由主義。這就是我們埃及人今天的處境。
“阿拉伯之春”在埃及。
再說到第三條道路，我們需要看到它的歷史背景。我們現在是在一個倒退的階段。社會對不再關心政治了，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這個真空被瓦哈比教派佔據了，而他們是最為反動的。他們將伊斯蘭當作基本身份，而不再考慮階級、民族和其他維度。
第二個萬隆還有可能嗎？
澎湃新聞： 2015年你寫過一篇討論萬隆會議的文章，裡面提到我們需要另一場萬隆會議來想象世界的另一種可能性。但前面你也提到，萬隆、第三世界和“第三條道路”本身有著很複雜的狀況。你怎麼理解萬隆的意義？
薩米爾∙阿明：你知道，萬隆會議經過了很長的準備，而共產主義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52年的時候，我們一群主要來自埃及、伊拉克、敘利亞的共產主義者和伊朗、土耳其等地的同道中人一起掀動了一場辯論。杜魯門不是在1947年說世界分成了兩個陣營嘛。他把蘇聯和蘇聯陣營的東歐國家稱為“糟糕的共產主義獨裁國家”，把美歐稱為“自由世界”。蘇聯陣營一年之後反唇相譏，日丹諾夫代表斯大林，也表示說世界分成了兩個陣營——一個是社會主義的，另一個是資本主義的，大體上其實很像杜魯門的說法。他們眼中的社會主義僅限於蘇聯和東歐——甚至那時候已經是1948年了，他們都沒有預見到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他們也沒有提到中東、越南，一點都沒有。
我們那時候就批評日丹諾夫的報告。我們說這篇報告只是杜魯門報告的翻版——同樣的分割，完全忽略了那些處於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外的國家。這些國家是帝國主義的邊緣，也就是拉美、亞洲、非洲的大多數國家。
我們在看到中國革命的勝利後說，其實世界上不止是兩大陣營，而是三大陣營——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了中國；然後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西歐、日本；然後是全球的南方國家——亞非拉。那時候中國和蘇聯是一個陣營，所以我們很禮貌地寫信給中國表達我們對日丹諾夫報告的意見。周恩來在萬隆的表態大概意味著我們是對的，這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強的信號。這樣的問題到了1957年之後，尤其是1960年1961年的時候，就比較明瞭了，尤其是1963年中共的“25條”（《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
周恩來總理在萬隆會議。
所以這是萬隆會議的根源。萬隆會議不是從蘇加諾、納賽爾和尼赫魯這些領袖們的頭腦裡憑空跳出來的。他們作為各國新興的統治階級，覺得大家要一起做一些事情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世界秩序。這就形成了“不結盟運動”。我曾經寫過，不結盟運動那時候意味著不和現存的國際秩序“結盟”。
澎湃新聞：但今天我們看到，原先的第三世界已經發生了更多變化：拉美的左翼運動陷入了低谷；中東仍然充滿衝突；在諸如印度這樣的國家，右翼的政府將在未來繼續掌控政局；亞洲國家之間也仍然有各種矛盾。我們仍然能想象一場新的，在全球南方之間形成合作的萬隆會議嗎？
薩米爾∙阿明：萬隆是一個符號，它可以有很不一樣的內容。今天的情況的確變化了，如果有另一場萬隆會議的話，它會和之前那場很不一樣。回到今天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到相似之處，也有相異之處。相似的是我們仍然面臨著帝國主義中心——美國、西歐、日本。他們仍然保持著對世界——對全球南方的控制。他們也不能接受中國成為新的經濟中心。
而不同的是，南方國家的內部矛盾和南方國家間的矛盾，因為第一波反帝民族主義的失敗而變得嚴重。這一波民族主義類似國民黨，他們失敗之後留下了政治真空，而反動的政治力量——以宗教身份、民族身份、語言、族群等等為基礎，就佔據了這個位置。而帝國主義是系統支持這套力量的。我們今天面臨的這種情況，意味著我們必須重新思考“英特納雄耐爾”——重建一種國際主義，連接人民和勞工，連接農民大眾和覺醒了的中產階級等等力量的國際主義——這比僅僅是工人階級、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要更普遍。我們需要重建這種條件以形成一種積極的替代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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