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對中華民族影響最為深遠的思想，與此同時，可能也是受到非議最多的思想。可是，他又是在什麼樣的一種情況下被封建社會的統治者所選擇的呢？尤其是經歷了“焚書坑儒”，法家思想一家獨大，儒家思想瀕臨消失的情況下，又是如何重新發展起來、成為主流的呢？
水一白今天就來聊一聊這個事兒。
一、“焚書令”——諸子百家的夢魘
作為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黑點之一，“焚書坑儒”在很長一段時期裡被認為是秦始皇對儒家的摧殘與打壓。然而，細品《史記》後，我們會發現，這個事兒好像確實是被儒家誇大了，無論是“焚書”還是“坑儒”從本質上來看，都是法家對諸子百家的一種整體迫害，而不單單是儒家而已。
公元前213年，咸陽宮中一場秦朝博士之間關於“置郡縣、廢分封”的辯論，被丞相李斯上升到了“學古”還是“師今”的問題。作為助力秦國成功的法家，其目標即是通過現行的法令來治理國家，而“學古”在一定程度上則會限制法家的發展，而以“崇尚文化、重視歷史”著稱的儒家思想，恰恰是一個以“古文經典、先賢經驗”指導當前問題的思想，箇中差異還是非常明顯的。但是，以”焚書令“的具體內容來看，被燒的便不僅僅是儒家經典了。
李斯向秦始皇提出的”焚書令“中需要焚燬的即如下兩類書籍：
1、除秦紀外的史書盡皆燒燬；
2、非博士官所有，天下藏匿詩書百家語盡皆燒燬。
對應的實施辦法如下：
1、討論詩書者，棄市（在鬧市上執行死刑）；
2、以古非今者族。官吏見而不報者，同罪；
3、三十天內未燒書者，黥為城旦；（黥為城旦，即在臉上刻上記號，並服四年勞役）
4、醫藥、卜筮、農業書籍，不在此次燒書之列；
5、學法令者，應以吏為師。（相當於當時的普法教育）
這場法家對諸子百家的主動出擊影響還是非常深遠的。直到公元前191年，才由呂后及惠帝下詔廢除“焚書令”（漢時為“挾書令），民間藏書雖未盡毀，但也很快”消聲覓跡“了。孔子的八世孫孔鮒，當時便將《論語》、《尚書》、《孝經》、《逸禮》等書藏於舊宅的牆壁之中，直到漢景帝時期才因魯恭王劉餘為擴建宮室苑囿，破壞孔子之宅重新發現這批藏書。
二、儒生得罪了誰？
經典書籍一時或燒、或藏，那麼儒生們的生活狀態又是怎麼樣的呢？果真都被坑殺了麼？事實上，這個鍋秦始皇也不應該完全秦始皇一個人的。
”焚書令“頒佈的後一年，侯生、盧生兩個方士騙了秦始皇大把錢財後，又傳了不少秦始皇的壞話，然後就一遛煙逃跑了。秦始皇聽說以後，自然怒不可謁，當即下令嚴查同黨，但凡有誹謗皇上及妖言惑眾者，一律逮捕。最後的結果就是，460多個在長安討生活的書生、方士被一同活埋。
所以，應該說無論是”焚書“還是”坑儒“，針對的都不僅僅是儒生，儒生只是受害者之一罷了。《史記》中之所以誇大儒家受壓迫的程度，更大的可能是後來儒家地位提高後，對歷史的一種”修飾“。
並且，在《史記》之中，”欺壓“儒生的也不僅僅是秦朝統治者，還有漢家的開國君主高祖劉邦。
“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劉邦對儒生的”欺壓“顯然沒有秦始皇那麼殘暴，反而顯得有點”小兒科“。據《史記》記載，劉邦見到著儒冠的儒生來見他，當場便會把儒冠打掉，轉身便朝裡面小便。說不上兩句話，便破口大罵的事情也是常有的事。看起來好像是劉邦對儒生是討厭到骨子裡了，然而，實際上，這也是值得商榷的。
關於劉邦”不好儒“這段話出自於他手下一個騎士之口，告知的對象是高陽酒徒酈食其。可問題就在於，酈食其研究的是縱橫之術，而不是儒家思想，儒生的那一套也許在他身上並不適用。從後來劉邦對這些所謂儒生的態度來看，他討厭的很可能並不是儒生，而只是那些重視繁文縟節、不懂變通的書生罷了，這方面，他的傳人武帝、宣帝也是非常接近的。
三、儒家禮法的用武之地
公元前202年，漢高祖劉邦擊敗項羽，大擺慶功宴。
征戰沙場的將軍們第一次全員坐到了一起，把酒言歡， 大話戰爭歲月裡的傳奇經歷。原本開懷暢飲的場面，隨著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卻完全變成了另外一番模樣。從比拼功勞，到喋喋不休的爭吵，最後竟有人拔出劍來，砍在了旁邊的立柱之上，似乎都不把劉邦放在眼裡。
正是這個場景，讓劉邦最終意識到：禮法的約束還是很有必要的。
作為儒家思想的一個核心，禮法的作用主要是“別尊貴、序貴賤”，讓每個人清楚自己的位置，以行為帶動思想，改變亂世中“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所帶來的人心波動。
為劉邦操刀設計這套漢禮的恰恰是一位純正的儒生，此人名為叔孫通，本為秦朝待詔博士，精通秦禮、擅長儒術。秦禮作為脫生於周禮的一種形式，即便是在秦朝法家盛行的年代，一樣起到了維護帝王權威的作用。
叔孫通以秦禮為基礎，迎合劉邦的需要，進行較大程度的簡化。為了演習效果逼真，他特召集了一百餘位書生加以操練、磨合，才最終在劉邦認可的情況下，確定了漢初的禮儀。
在一些維護固有儒家思想的儒生看來，叔孫通的所作所為是在離經叛道、毀壞經典。他知道劉邦不喜儒服，便著楚衣相見；為了迎合劉邦，他竟將標準的禮儀大幅簡化，已不再有至聖先師傳下來的味道。然而，事實上，叔孫通的所作所為恰恰為儒家思想的發展指引了一條新的方向，與時俱進不僅僅適用於當代，也適用於當時那個年代。只有適應時代的發展，才有儒家思想更加廣闊的天地。
司馬遷評價叔孫通為“漢家儒宗”，並非是沒有道理的。
四、“黃老之學”下的文化思想
不過，儘管叔孫通為漢王朝打下了一些儒家的烙印，但是漢初民生凋敝的社會局面，漢朝的統治者選擇的還是更加適合的“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只不過，”黃老之學“沒有法家那麼”霸道“，自然也沒有消除其他思想成長的土壤。
“漢承秦制”的主體也不僅僅是秦朝整套的官僚體系，還有代表著秦朝法家思想的精華——秦法。與此同時，漢初的統治者還允許東方的諸侯國可以從俗而治，制定一些符合當地實情的律令制度，並未有嚴格要求”依漢法而治“，這也給其他思想和學說留下了很大的發展空間。
諸侯王也可以憑藉個人喜好，為自己的諸侯國營造出不一樣的氣氛。
楚元王劉交是劉邦的親弟弟，也是劉氏四兄弟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個。自幼好讀書的他最大的偏好便是被儒家奉為經典的《詩經》。為此，他曾專門跟隨荀子門徒浮丘伯學習，直到秦始皇下達“焚書令”為止。
漢朝建立後，他代替韓信成為楚王，將曾經的同學穆生、白生、申公等人召至麾下，委以中大夫之職，共同研究討論《詩經》。後來，他還親自為《詩經》作注，後人稱之為《元王詩》。
其他，諸如吳王劉濞、梁孝王劉武、河間獻王劉德、淮南王劉安等等諸侯王，也都是頗為重視學術發展的，也都在自己的諸侯國招纜了一批文人雅士。
但是，需要注意的一點是，這些諸侯王中大部分都只是愛才、惜才，將四方遊士招至手下，但並不意味著將這些思想作為指導性國策用以治國。這些文人書生特點也不盡相同，或以文辯見長、或以行賦為佳、或擅長研習經典、或樂於傳承文化，不一而同。
但不得不說，恰恰是這些文化、思想的發展，為後來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五、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受到武帝的推崇，得以推行。儒家思想正式成為中國古代的意識流派中最靠近封建統治者的那一個。
那麼，漢武帝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點，選擇儒家呢？簡單來說，主要有如下幾個原因：
1、“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不再適應時代的發展
隨著西漢經濟的發展，地方豪族勢力越來越強大，如果繼續“清靜無為”，不加以約束，那麼受影響的不但是底層的農民，還有至高無上的皇權。所以，此時西漢的統治者急需一種新的思想來代替“黃老之學”，維護大一統王朝的需要。
2、儒家自身的發展
此時，在漢初各種學說相對自由地發展過程中，儒家思想已經成為一種最為流行的思想學說。儒家經典也成為廣受歡迎的“教材”，習者甚多。提出“推恩令”的主父偃早年間學習縱橫之術，當年為了生計，也不得不去學習《易》、《春秋》等儒家經典。足見，儒家的發展已經是全方位的了。
3、儒家的“蛻變”
隨著儒家的不斷髮展，其思想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甚至可以用”蛻變“來形容。
由於“焚書令”的實施（約公元前213年-公元前191年），書本形式的儒家經典已不再流通，代之以老儒們的口口相傳。在這個過程中，儒家經典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變化，隨著個人理解以及不斷地解讀，儒家思想的話語權開始集中在一些大儒的口中。即便後來古文儒家經典不斷被發現，但也成為了無法避免地變成了館藏品，不再是”流通品“了。
4、董仲舒的解讀恰巧滿足了統治者的需要
因為儒家的發展以及解讀的變化，儒生們為了自己的飯碗，也勢必要不斷地迎合統治者的需要，利用儒家經典來解讀出更多更適合的理論。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大一統”等理論的出現，恰恰與西漢統治者的需要完全地契合到了一起。
所以說，漢武帝與儒家之間，更像是一種雙向選擇，而不單單是武帝的一時興起。
水言水語
當統治者需要有一種思想來約束臣民的時候，儒家思想適時地”進化“到了統治者所需要的高度，它才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具有統治力的思想。這並非是對與錯的區別，而是適合與不適合的問題。
但是要說明一點，儒家思想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或者更明確地來說，儒家經典也許並未有本質的改變，但是解讀卻是在不斷變化的。這也是西漢中後期，儒家治國的一個表現，越來越多地引用經典來提出意見、或解決當時的政事。宣帝時所說的”霸王道雜之“，”霸道“類似於依法治國，而”王道“便更傾向於以儒治國了。
時至今日，還是會有很多學者去研究、解讀古文經典，並將其與現代生活相掛鉤，這也都是文化思想”與時俱進“的一種發展。正因為這種發展，才使得這些經典更加具有生命力，經久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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