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1959年，在印度尼西亞的蘇拉威西島南部發現了中國宋代泉州磁灶窯燒造的白瓷盒。之後，菲律賓也陸續發現了許多中國宋代輸出的瓷器，這些瓷器都產自泉州南門外的德化瓷窯。2007年，“南海一號”古沉船從廣東陽江海域出水，中國有宋以來的輝煌貿易圖景示於人前，幾乎震驚世界，其中同樣有超過一半來自於福建泉州的德化窯和磁灶窯……
“南海一號”打撈出的福建磁灶窯瓷瓶
“南海一號”打撈出的福建德化窯四系罐
福建泉州的名稱就這樣闖入了考古學家們的視線，也闖進了世人的視線之中。人們不禁猜測：為何如此之多的沉船考古文物都來自於泉州呢？
原來，泉州在宋元之時，乃是東方乃至世界第一大港口，這也就無怪乎會有如此之多的沉船考古文物都是來自泉州的瓷器了。那麼，泉州港是如何成為東方乃至天下第一大港口的呢，它的崛起之路是如何的呢，就讓筆者帶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由中原戰亂而催生的經濟重心南移
唐末天下大亂，彼時的中原更是人間煉獄，自古但凡是遇到這種情況，有能力跑的人一定會選擇向南方跑。於是大批的士子世家開始南移，給當時的南方帶來了很多的機遇，福建也因此成為了南移士子們理想中的樂土之一。這些士子們入閩，在增加人口的同時，也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使得福建的農業和手工業在這個時期有了巨大的發展。
從歷史的大背景出發，這是一個正常的趨勢和現象：相對中原的動盪，偏僻而又安定的社會環境才是促進南方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的沃土。
中原戰亂，南方卻相對安定
因為北方的經濟開發較早，大多數王朝的經濟重心都在北方。從西晉末年開始，八王之亂，五胡內遷，中原戰火不斷；經歷隋朝短暫的統一之後，緊接著是隋末農民起義，又陷入戰亂當中；唐朝承平日久，但也只有150餘年的安定，又進入安史之亂，之後唐末五代十國。這六七百年的動盪與分裂，中原地區飽受摧殘，社會生產力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而福建總是能夠憑藉遠離政治中心的優勢，極少受到戰爭波及。不要輕視這數百年的積累，正是數百年的積累造就了泉州港興起的關鍵物質儲備。
唐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
特別是五代時期，時任泉州節度使的王審之很注意經濟的發展，選擇奉行以中原王朝為正朔的政治立場，最大限度保證了福建泉州的安定與繁榮，其“選任良吏，省刑惜費，輕搖薄賦，與民休息”的行政舉措也在鞏固自身統治的同時，有利於發展福建地區包括泉州的經濟。
而這位沒有進取之心的“寧為開門節度使，不作閉門天子”的王節度，客觀上也使得福建避開了許多不必要的戰亂和動盪，因此等到北宋徹底結束了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在成功讓國家統一、社會安定以後，泉州與閩南地區就順理成章地進入了大踏步發展的時期。
發達的對外貿易催生的經濟繁榮
在宋代，中外的貿易線可以被稱為“海上香料之路”，亦可被稱為“海上瓷器之路”。這是由於當時與中國鄰近的國家大多生產力落後，宋朝生產的許多瓷器和生活必需品一旦流入到國外市場，總能迅速脫銷，獲利頗豐。在商品利益的刺激和誘導下，宋朝的商人紛紛自各類港口出海，前往各國進行卯易。
香料貿易船
東亞各國雖然生產力落後，但其盛產的香料和貴金屬，卻是大宋王朝趨之若鶩的奢侈品。尤其是來自東南亞的各類香料，更是早早的就引起來自宋朝官府的大力購入與格外重視——除了滿足宮廷賞賜和使用外，香料其實還被大宋的百姓廣泛使用，而自古此類暴利行業總離不開官營手工業的橫插一刀。
”乳香，一名薰陸香，出大食之麻... 大食以舟載易他貨於三佛齊……番商貿易至，舶司視香的多少為殿最。”
——《諸蕃志》
“己亥，泉州陳洪進遣使貢白金千兩，乳香、茶藥皆萬計。己巳，南唐主上表乞呼名，詔不允。”
——《宋史》
“矩度為內香藥庫外兩庫，內庫在皇城裡，貯細色香藥，以備內中須索”。
——《東京夢華錄》
“步障移春錦繡叢，珠廉翠模護春風，沉香甲煎燻爐暖，玉樹明金蜜炬融”。
——無名氏 《鷓鴣天·步障移春錦繡叢》
宋朝人尤愛香料
不難發現，當時的宋朝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對香料都有極大的需求，他們除了焚香和薰衣，還將進口香料大量搭配民俗使用，如出產大食國的蘇合香油，宋人堅持認為此油可治大風病，還煞有介事的將其記載入藥典方子之中：
蘇合香油，出大食國，氣味大抵類篤耨，以濃而無滓為上，番人多用以塗身。閩人患大風者亦仿之。可合軟膏，及入醫用。
泉州港在這股對外貿易的浪潮中，逐漸和其他港口的一起被來往商旅評估對比。經過重重考核，泉州港逐漸脫穎而出，成為出海商旅所鍾愛的港口之一。在泉州港進行的對外貿易日益成熟壯大，而中外商品的輸入和輸出，促進了彼此間經濟文化的交流。泉州港依賴對外貿易，實現了經濟的繁榮。
有番舶之饒，雜貨山積——符合宋人的航海習慣與得天獨厚的交通
到了北宋中期，泉州已經成為一個“有番舶之饒，雜貨山積”的繁華港口。宋哲宗年間，為了適應泉州海外貿易的發展要求，宋王朝正式在泉州設立福建市舶司，“以來遠人，通遠物”。從此，泉州作為一個港口城市崛起的大勢己經不可遏制了。
之所以泉州日益崛起，那必定是得到了大量商旅的青睞，那麼到底是什麼使得泉州港在與其他諸多港口的競爭中拔得頭籌，乃至於幾乎沉船中大部分都是來自泉州的貨物呢？
“南海一號”船載的瓷器
從如今沉船多為泉州貨物的現象，我們甚至可以逆推到彼時泉州港口全盛時代的所謂“有番舶之饒，雜貨山積”到底有多令人驚歎，抑或我們可以通過“南海一號”考古所獲的冰山一角來逆推出彼時的泉州港的繁盛程度：
“南海一號”船載文物已發掘出土了近 20000餘套文物，其中有近 19000餘套是瓷器，隨著發掘清理的深入，出土文物的數量不斷地增加，截至 2019年 3月，水下考古人員從沉船上陸續發掘出超過 14萬件各類船載文物...除了瓷器外，還有大量的金器、銀器、銅錢等貴重物品，還發現了總重量達到 100噸的鐵鍋、鐵條...
宋人朱彧《萍洲可談》載：“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風；來以五月、六月，就南風。”可知宋代海商有利用季風航行的習慣，那麼，泉州港的快速崛起會不會和宋人的航行習慣有關呢？
在筆者查詢了相關記錄後，果然找到了專家給出的合理解釋：泉州港瀕臨臺灣海峽，冬季盛行東北風，夏季盛行東南風，從泉州出發前往南洋的貿易都是趁冬季北風出海，第二年夏季趁南風歸航。而通往北方的航程，卻是夏季趁南風北上，冬季“北風方回”。
毫無疑問，泉州港的航行客觀條件確實符合宋人的航海習慣。那麼，除了航海習慣外，泉州還有其他崛起原因嘛？當然還是有的！
宋元泉州海外交通圖
趙汝適在《諸蕃志》中曾詳細記錄了從泉州到海外各國的三條航線:
第一條是西南航線。向西南方向行駛，從泉州出發經廣州、西沙群島，抵達占城、真臘、渤泥、閣婆、三佛齊，然後再向西可達天竺、大食等地。
“真臘接占城之南，東至海，西至蒲甘，南至加羅希，自泉州舟行順風月餘日可到。”
——《諸蕃志》
“自泉州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然後至其國。”
——《元史》
第二條航線是東南航線。從泉州出發，向東南航行，可抵達麻逸、三嶼、、琉球等地。宋代，中國的商船會從泉州出發，至渤泥，然後再北上，前往麻逸進行貿易。
“麻逸國在渤泥之北，團聚千餘家，夾溪而居。土人披布如被，或腰布蔽體。”
——《諸蕃志》
第三條航線是東北航線。這條航線同樣是從泉州出發，向東北方向航行，抵達高麗和日本。北宋年間，高麗和中國的貿易非常頻繁，《宋史》記載，高麗
“王城有華人數百，多閩人因賈舶至”。蘇軾也曾經說:“竊聞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從泉州到日本的海上交通則有北宋崇寧年間到達日本進行貿易，帶去“象眼四匹、生絹拾匹，白績拾匹，碗貳佰床”的記錄 。
海上貿易的路線
正是因為便捷的航線與符合宋人的航海習慣，所以泉州港崛起之勢勢不可擋。而時移歲走，靖康之恥後宋室南渡，由於北方大量國土的喪失，使得南宋自一開始就極度依賴商稅，與泉州有貿易關係的海外國家在此時竟達到了五十八個之多。其中不僅有東南亞、印度、朝鮮、日本、阿拉伯，甚至還有東非、北非諸多國家。而南宋的官方文件和史學家們則一致表示，這種對外貿易可以“歲得息錢二百萬”，大大緩解了南宋的財政壓力，因此泉州貿易年盛一年，後至宋元之交，凡海舶出入，均於此港，泉州正式成為當時世界無二之貿易大港。
總結
眾所周知，商品經濟的特徵之一，就是產品被生產出來，除了滿足自身需要之外，同時還能滿足他人的需要。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泉州地區生產出來的產品被大量投入海外市場。當時與中國鄰近的國家大多生產力落後，這就為泉州地區的產品提供了廣闊的銷路。在此基礎之上，泉州港憑藉著地理交通便捷以及符合宋人的航海習慣的巨大優勢，迅速崛起成為彼時最熱潮的大港口，以至於出海之商船貨物“十有七八盡皆為泉州所產之器”。
而到了南宋時期，由於國防壓力驟升以及財政上的巨大缺口，朝廷不得不繼續倚重泉州港，正如南宋的泉州太守真德秀曾說:“惟泉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番舶也。”
兩宋時期，泉州港雲帆遮天，船舶穿梭繁忙。作為東方貿易的集中地，泉州港車水馬龍，中外商賈熙熙攘攘。來自東西方香料和珍奇異寶一車車的被送往未知的海洋，這是一片何等繁榮昌盛的景象！千載之後的現代，當沉船中的珍寶重新問世，依稀可見的是兩宋時期大放異彩的泉州港，它無愧為真正的“東方第一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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