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中蘇關係緊張，蘇聯政府撤走了所有援華的科學技術人員和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在中國西北部某基地正在幫助中方進行核武器研究的蘇聯科學家，也很快被蘇聯政府強行安排撤離。這一事件曾在短時間內給中國的核武器研究帶來了不小的困擾。中國科研人員在整理蘇聯專家留下的資料時，發現了一份絕密電文。
密電是一名對中國非常友好的蘇聯專家留下的，他在電文中寫道：我們離開了，但你們還有王淦昌。
誰是王淦昌？居然連蘇聯專家也知道他的大名。
神秘的失蹤事件
1958年，一支從朝鮮戰場凱旋的英勇之師正走在回國的路上，突然接到一個特殊指令，從而改變了行程，繞了一個大彎開始向中國的西部挺進。當時中央的命令是：不准問幹什麼，不准問新的任務，不準打聽到哪裡去。這樣一支軍隊，就
突然消失在大眾的視野中。
許多年後大家才知道，這支神秘的大軍被調到了中國西北一個神秘的無人區——原子彈、氫彈研究中心。當時許多援華的蘇聯專家也悄悄來到這個西北荒漠，幫助中國進行核方面的研究。
蘇聯專家的突然撤離使新中國的第一次原子彈研究幾乎陷入了癱瘓。還好，有那封密電，還好，有王淦昌。
1959年，王淦昌作為中國的代表，到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員，從事基本粒子研究，並被選為副所長。王淦昌領導著這個中蘇聯合研究小組在核試驗中，首次發現了反西格瑪負超子，並首次觀察到在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中產生的帶奇異夸克的反粒子，把人類對物質微觀世界的認識推進了一大步。當時就有人預言，不用多久的時間，王淦昌將把世界最高物理學的獎項諾貝爾物理學獎收入囊中。
就是這樣一位被世界科學界認為極有前途的天才科學家，卻突然神秘“失蹤”了，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其實，王淦昌的“失蹤”和前面那支部隊一樣，都是因為同一項研究。
彼時，蘇聯專家的突然撤出導致我國的核研究團隊突然遭到架空，王淦昌在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正好接近尾聲，他突然接到國內發來的緊急指令，臨危受命，趕回祖國。
剛到北京，他就被安排與時任第二機械工業部部長的劉傑以及老同事、老朋友錢
三強會面。劉傑部長向他轉達了黨中央的決定，要他三天之內到核武器研究所報到，即刻參與中國原子彈的研究工作。劉傑部長的開門見山讓王淦昌覺得很為難，因為在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已經接近尾聲，自己再堅持一段時間也許就能取得更進一步的突破，那將是劃時代的突破，更有可能是問鼎諾貝爾獎的突破！這是每一位科學家的夢想。
但是祖國這個時候需要他，國家也沒有時間等他去實現那個觸手可及的個人夢想。
經過艱難的抉擇，王淦昌服從祖國的安排，毅然決然地接受了這份任重道遠的任務，沒有和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同僚告別，就前往核武器研究所報到去了。
因為核武器研究是當時我國的最高機密，劉傑部長要求王淦昌不能再繼續使用“王淦昌”這個被科學界熟知的名字，而要用一個假名，在國內投身於隱姓埋名的研究和生活，還必須跟他原來留學的德國、他的學生所在的美國等外界斷絕一切往來，同時保證不洩露任何關於核武器研究的機密。
王淦昌脫口而出：“那我就叫王京吧，我姓王這是祖宗給的姓，京就是北京的京，代表我的祖國。”
就在世界科學界尋找這位傑出的中國科學家的時候，化名王京的王淦昌正隨著解放軍的軍車，一路顛簸著向西北大漠的深處挺進，目標只有一個：核武器研製工程。
在西北荒漠深處的核研製基地，中國兩彈一星的功勳科學家、王淦昌的學生鄧稼先曾這樣稱呼當時的三位核武器研究負責人王淦昌、郭永懷、彭桓武：三尊大菩薩。
1967年12月，聶榮臻副總理（中）、王淦昌（左）和朱光亞（右）在我國西部核試驗基地
“三尊大菩薩”之一的王淦昌是核武器研究基地歲數最大的科學家，主要負責核武器的實驗工作。
王淦昌曾經說：科學雖然是沒有國界的，但科學家是有祖國的。現在我的祖國貧窮落後，我要回到我的祖國去，為她服務。
包辦婚姻下的熱血學者
1907年5月18日，王淦昌出生於江蘇省常熟縣（現為常熟市），他的祖父是地道的農民，父親精通醫術，是當地有名的郎中。但在王淦昌4歲的時候父親就因病離世，13歲時母親也一病不起，離開了這個世界。幼小的王淦昌一下子成了孤兒。
孤兒王淦昌曾經一度靠放羊來維持生計、補貼生活，但王淦昌的外婆是一位有遠見的老人，她鼓勵王淦昌去讀書，就算孩子沒有了父母，她也不想讓自己的外孫成為放羊娃，中國不缺放羊娃，但是缺少有學問的人。正是這位江蘇農村老人的淳樸思想，使得王淦昌脫離了放羊娃的命運。但是，也正是這樣淳樸的思想，讓
這位支持王淦昌讀書的外婆早早為他定了一門親事。給孩子定個娃娃親，在當地是一種習俗，但是在後來風起雲湧的大時代新思潮下，這種青梅竹馬的娃娃親，變成了受人非議的封建包辦婚姻。
一路從小學讀到清華大學的王淦昌，經歷了20世紀20年代風起雲湧的“五四”運動後，思想上受到了不小的衝擊。別的同學都在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甚至有的女同學為了反對父母包辦婚姻而選擇離家出走，男同學為了反對包辦婚姻和家庭決裂。而王淦昌門當戶對年長他3歲的妻子吳月琴卻在王淦昌讀大學4年間為王淦昌生了3個女兒。王淦昌曾一度反思自己接受外婆安排的包辦婚姻是否是一個錯誤，但妻子吳月琴的溫良和善，對老人的孝敬、對王淦昌無微不至的照顧，使得王淦昌欣然於這段“封建制的包辦婚姻”。
王淦昌和妻子吳月琴相濡以沫幾十載，妻子一直默默地在背後支持他的事業。當王淦昌在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進行訪問研究時，周恩來總理還專門調派吳月琴和王淦昌的小女兒去蘇聯，陪同王淦昌，照顧他的生活起居。正是在妻子的悉心照料下，王淦昌和同事們一起潛心研究，發現了反西格瑪負超子，在研究領域闖出了一片新天地。在他隱姓埋名投身於核研製期間，他的家人始終不知道他在忙些什麼。他的女兒曾這樣說：“我們也不知道他去幹什麼了。有些鄰居問我父親到哪兒去了，我母親說父親在信箱裡。”
做學問不能沒有血性，有血性才能做學問。
王淦昌在54歲時回國，隱姓埋名去研製核武器，與他年輕時的熱血性格是分不開的。1925年，剛剛來到上海讀書的王淦昌就和同學們一起參加了抗日遊行，
抗議日本人殘殺中國軍民的“五卅慘案”。當他們拿著傳單走到英租界的時候，英國巡捕衝出來驅趕遊行的學生。王淦昌不幸被一名印度巡捕抓住了。
王淦昌質問道，“我在自己的國家發傳單抵制日本人，和你有什麼關係？”印度巡捕答道：“這裡是英國租界。”
王淦昌義憤地喊道：“正因為這裡是英租界，我才來散發傳單。你和我還不是一樣，我的祖國受帝國主義欺凌，你的祖國已經淪為帝國主義殖民地，當了亡國奴。可惜的是，我還在為祖國的命運拼搏，你卻在為侵略者效勞。若此事發生在你的國土上，你會去抓自己的兄弟同胞嗎？”
王淦昌以流利的英語雄辯，讓印度巡捕無話可說，等到了遠離巡捕房的無人之處，這名尚有一絲良知的印度巡捕悄悄地將王淦昌釋放了。
來到清華大學讀書的王淦昌依然滿腔熱血，當時日本人為了侵華正在積極準備，又一次把軍艦駛入中國內河，遭到駐紮在大沽口的中國軍隊炮擊。於是，美英法日等多國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開放天津入海口至北京的全部內河河道，不準設置炮臺。
激憤的中國學生再次走上街頭，抗議帝國主義對中國主權的踐踏。但是當時的北洋政府一味崇洋媚外，欺軟怕硬，當學生們走向總理府時，衛兵卻向學生舉起了槍！
青年時期的王淦昌
和清華大學的同學們一起走在街頭的王淦昌親眼看到自己的同學被打死，北師大的女生也倒下了一片。
當晚他來到老師葉企孫的家裡，向老師說起白天的經歷。葉企孫老師激動地盯著他，
嚴厲地問道：“誰叫你們去的？你們明白自己的使命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為什麼會捱打？為什麼落後？你們明白嗎？如果我們的國家有大唐帝國那般的強盛，在這個世界上誰敢欺辱我們？一個國家與一個人一樣，弱肉強食是亙古不變的法則。要想我們的國家不遭受外國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學！科學，只有科學，才能拯救我們的民族！”說罷，葉企孫老師淚流滿面，不能自已。
王淦昌被老師發自肺腑的話所打動，他開始深刻感受到愛國與科學緊密相關，也開始將科學視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葉老師的一番話，決定了他畢生的夢想和追求方向。
他暗下決心：獻身科學，走科學救國的道路！
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作為清華大學第一屆畢業生，王淦昌考取了當年的江蘇省官辦留學生，前往德國柏林大學留學。
王淦昌在德國的導師邁特納女士是當時被愛因斯坦稱為“比居里夫人”還要有才華的女科學家。
在德國的學習，極大地激發了王淦昌生命中的創造力。一次，王淦昌在參加物理研討會時，對一個實驗產生了疑問。有人通過實驗證明，用釙釋放出的α粒子轟擊鈹核會產生很強的貫穿輻射，並將其解釋為γ輻射。但王淦昌認為，這個結論有問題。通過改進計算方式，重複試驗，可能會找到真相。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老師，老師卻搖搖頭說：“你別胡思亂想了，先去完成我佈置的實驗吧。”不久，他再次提出請求，老師依然拒絕說：“你是我的學生，怎麼能重複別人的實驗呢？”王淦昌只好放棄。
直到兩年後，英國人查德威克用王淦昌所設想的方法找到了中子，並獲得當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邁特納聽說後，主動來向王淦昌道歉。王淦昌說：“這不能怪您，是因為我沒堅持自己的想法。”
浙江大學的“娃娃教授”
在德國留學四年後，王淦昌回到了祖國，在浙江大學擔任教授，這一年他才27歲。被同事和學生親切地稱為“娃娃教授”。
就在王淦昌準備回國大幹一番的時候，侵華戰爭開始，浙江大學被迫遷往內地。王淦昌失去了進行實驗物理學研究的最佳機會，開始在顛沛流離中度日。
在浙江大學轉移到貴州遵義時，王淦昌的小女兒降生，由於家裡食不果腹，沒有奶水餵養孩子，為了補貼家用，王淦昌養了一隻小羊，每天上課帶著小羊一起去，下課了牽著小羊去山上吃草。學生們背後都叫他“牧羊教授”。
多年後他的學生回憶，大家當時都以為王淦昌很有錢，因為抗日之前，浙江大學
教職工的工資很高，物價很低，一個教授應該頗有些積蓄，即使轉移到貴州也不至於吃不飽飯，可是王教授怎麼會生活得這麼苦，還需要養羊來補貼家用呢？可是慢慢地，學生們才知道了王淦昌清貧的真相。
王淦昌在授課
原來抗日戰爭爆發後，王淦昌和另一個浙大同仁一起挨家挨戶宣傳抗日救國，提倡“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齊心抗日。王淦昌把家裡的金銀珠寶，甚至妻子的陪嫁首飾都捐出去給軍隊買槍炮抗日了。
“娃娃教授”“牧羊教授”王淦昌在抗日期間身邊還藏著一個寶貝，就是當時全亞洲唯一的一塊“鐳”。當他離開德國回到浙江大學任教的時候，就一直沒有忘記科學救國的理想，不遠萬里用鉛盒帶了一塊“鐳”回到中國。
據後來王淦昌的兒子回憶，抗戰期間，每一次空襲警報響起，別人都是急急忙忙去拿家裡的金銀細軟躲進防空洞，父親是二話不說，總是第一時間拿起那個裝著鐳的小鉛盒往防空洞跑。
儘管是烽火年代，在四處漂泊居無定所的日子裡，王淦昌也堅持研究，不能親自去做實驗，他就將自己對實驗和核物理的理論進行整理發表。
1942年，王淦昌將自己關於發現中微子的方法和建議，寫成了兩篇論文，發表在美國著名的《物理評論》雜誌1942年1月刊上，論文一經發表，就引起了世
界物理學界的震驚。
王淦昌的論文發表後，美國物理學家阿倫（J.S.Allen）立即按照王淦昌的方法和建議進行實驗，並很快取得了肯定結果。兩個月後，即1942年3月16日，阿倫把他的題為《一箇中微子存在的實驗證據》的論文寄到《物理評論》，並在該刊1942年6月發表。該實驗也一度被稱為“王淦昌—阿倫實驗”。
近些年，楊振寧教授曾多次談到，王淦昌—阿倫實驗是世界上第一個比較確切地驗證中微子存在的著名實驗。這個結果不僅證明中微子存在，也證明在核範圍內能量和動量都守恆，為費米理論提供了鞏固的實驗基礎。
身處戰火中的王淦昌還預言，誰發現中微子，誰就將獲得諾貝爾獎。這個預言在1995年被美國科學家萊茵斯實現，而萊茵斯探測中微子的測試方法，用的正是王淦昌—阿倫實驗方法。當88歲高齡的王淦昌聽說美國人用自己50年前文章中設計的方法探測出中微子並獲得了諾貝爾獎時，表現得十分平靜。
王淦昌道：“這本來就是一個可行的方法，只是當年中國正被日本侵略，我的生活顛沛流離，不具備實驗和研究的條件。”
從他的話語中，我們不禁感到一絲憂傷，這已經是王淦昌第二次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了。
造成這一切的結果，是該歸咎於日本的侵華？還是該歸咎於當年的中國太羸弱？話題再次轉回到葉企孫先生的話，“要想我們的國家不遭受外國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學！科學，只有科學，才能拯救我們的民族。”
所幸，王淦昌從來沒有放棄對科學的追求，不僅在不斷地轉移顛沛中教書育人，也一直在鑽研原子核的理論研究。值得欣慰的是，王淦昌對驗證中微子所做的歷史性貢獻在世界科學史上還是得到了首肯和認可。繼1943年王淦昌的工作被美國《現代物理評論》稱為國際物理學重大進展之一後，1947年，王淦昌被授予範旭東獎金。第一屆範旭東獎金授給了著名化學家、制鹼專家侯德榜。王淦昌是獲此獎項的第二人，也是最後一人。1946年，王淦昌被載入美國所編的百年來科學大事記。竺可楨在1949年初的日記中寫道：“近美國‘科學促進 ’ 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出百年來科學大事記，中國人能名列其內者只有彭桓武與王淦昌二人而已。”
以身許國，不計個人得失
王淦昌接受了劉傑部長和錢三強的委派，離開了國外條件優越的研究室，一頭扎進了中國西北的大漠胡楊之中。
一開始，核爆實驗室設在京郊的長城腳下，經過上千次的實驗，王淦昌領導的實驗小組基本掌握了核爆數據。
1963年，王淦昌帶頭離開北京，前往西北荒漠中的核實驗場，在海拔3200米的高原，水燒不開，饅頭蒸不熟，條件異常艱苦，許多年輕人都叫苦不迭，何況他還是當時年齡最大的科學家。
王淦昌（右）與丁大釗（左）在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實驗室工作
王淦昌扛住了生活上的艱苦，投身核武器研究第一線，每次實驗他都親力親為，親臨實驗第一線，深入車間瞭解情況，和大家談論交流，熟悉每一個技術環節，審核每一次實驗數據。在他的嚴格要求和親自指導下，核爆實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次去廣州開會，時任外交部長的陳毅問王淦昌：“你的那個東西什麼時候響？”王淦昌說 ：“還有一年。”陳毅高興地說道：“好呀，你的這個東西響了，我這個外交部長以後腰桿子也就更硬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終於試爆成功。新中國向全世界宣佈，我們也有核武器了，我們不再是東亞病夫任人欺侮，我們要做東方的巨人！
時隔兩年八個月，第一顆氫彈也爆炸成功，我國終於成為世界上從原子彈到氫彈發展時間跨度最短的國家（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7個月，美國用了7年4個月，法國用了8年6個月）。這裡面有王淦昌的心血，人們稱他為核彈先驅。可是王淦昌卻謙虛地說：“這是成千上萬科技人員、工人、幹部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員。”
在原子彈和氫彈爆炸成功後，他又領導大家進行了3次地下核爆實驗，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1979年，王淦昌加入中國共產黨，為國家努力奮鬥30餘年，他終於實現了多年的夙願。1980年，他和多位科學家聯名提出提高中國科技水平的“863計劃”，這個計劃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
改革開放後，王淦昌身兼數職，但他堅持認為自己的陣地還是在原子能所，所以
他還繼續留在所裡領導一個研究小組，進行核聚變的研究。
“巴甫洛夫活到80多歲還在搞研究，我還可以搞很多年研究。”王淦昌經常這樣對身邊的人說，他要活到老研究到老。
王淦昌說：“我們應該要求自己站在世界科學發展的前列，只有這樣，才能帶領青年人去發展我們的科學事業。”
2003年，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把一顆永久編號為14558的小行星命名為“王淦昌星”。
從此，在浩瀚的宇宙當中，王淦昌擁有了一個永恆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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