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的現代思想之旅正式啟程，拜訪的第一位思想家是德國人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為什麼要用馬克斯·韋伯作為現代思想課程的開篇？
很簡單，因為韋伯標誌著現代思想的成年。
一百年前的德國“頭號公共知識分子”
我自己第一次聽說韋伯的名字，是在30多年前，在哲學家李澤厚老師的一次演講中。李教授說，我們中國人都知道偉大的卡爾·馬克思，但德國還有一位“馬克斯”也很了不起，就是馬克斯·韋伯。他們都是現代社會學的奠基人，還有一位是法國學者涂爾幹。
韋伯到底有什麼了不起呢？我去讀他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可惜當年太年輕，沒怎麼讀懂。我就去讀韋伯的傳記，想先了解一下這個人。結果讓我大吃一驚，本來以為他是個大學裡的老學究，沒想到他非常關注社會現實。
印象最深的一個例子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韋伯寫信給德軍的實際指揮官魯登道夫，要求他向協約國獻上自己的頭顱，挽回德國的榮譽。魯登道夫當然不會就這樣自殺了，但他同意和韋伯見面。結果兩個人唇槍舌劍，辯論了好幾個小時。我很難想象，世界上有哪個學者能和一個將軍展開這樣的辯論。
不僅如此，韋伯還在報刊上經常發表政論文章，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親身從軍，他參與建設和管理軍隊中的野戰醫院；在戰後又加入德國的談判使團，作為顧問參加了凡爾賽和會；還參與起草了一戰之後德國的共和國憲法。
韋伯不是一個象牙塔中遠離大眾的學究，而是一位廣泛介入公共生活，面向社會和現實的學者。他是一百年前德國最大的“公共知識分子”。這就是韋伯思想生涯的第一個特點。
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不過，公共知識分子好像一般都特別忙，很難靜下心來紮紮實實做學問。然而韋伯在學術上的涉獵非常廣泛，而且都卓有成就，被公認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這是韋伯思想生涯的第二個特點。
韋伯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包括社會學、經濟學、宗教、政治、哲學、歷史甚至還有音樂，他還專門寫過一本叫《音樂社會學》的書。這位20世紀初的德國人甚至還寫過一本《儒教與道教》，專門來探討為什麼中國沒有出現西方那樣的資本主義，可見他的視野之廣闊。
然而這樣一位大學問家，學術生涯卻頗為短暫。韋伯25歲就獲得法學博士學位，30歲就成為正教授，令同輩學人望塵莫及。可惜四年之後，韋伯就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離開了大學，有幾年的時間完全停止了學術工作，病情緩和後才恢復學術研究。但又過了十六年，到1918年，也就是一戰結束的那一年，才正式重返大學。可是回到大學才過了兩年，韋伯就染上了當時肆虐歐洲的西班牙流感。1920年的6月，剛滿56歲的韋伯英年早逝。
在我準備這門課程的時候，突然意識到，韋伯就是在我這個年紀去世的。在56歲的生命中獲得如此卓越的成就，讓人驚歎，也令人敬畏。我想起韋伯的墓誌銘，那是來自《浮士德》的一句話：“我們再也見不到他的同類，塵世的一切莫不如此” 。這句話用在韋伯身上再恰當不過。
繞不開的里程碑
那麼韋伯究竟做出了怎樣的發現，為什麼我們會說他是現代思想成年的標誌呢？
說到成年，你覺得人到了怎麼樣的境界，才可以稱得上真正的成年呢？
我認為大概有兩個標誌：
- 第一是明白自己，對自己的過往有真正的理解；
- 第二是反思自己，能看透自己存在的問題。有點像是孔子說的“四十不惑”。
我們說韋伯標誌著現代思想的成年，正是因為他完成了這兩項任務，看清現代，反思現代，讓現代社會邁入了“不惑”之年。
看清現代，就是真正理解現代社會運作的底層機制。在韋伯之前，西方的現代化已經高速發展了兩百多年，但對於現代化的理解還停留在片面和表面的層次。直到韋伯以理性化為核心，建立了一套現代化理論，才第一次全面而系統地解釋了現代社會的來龍去脈和運轉機制。
反思現代，就是指出現代性最深層的缺陷。這些缺陷不是現代化曾經戰勝過的那些問題，比如愚昧無知等等；我們現在說的缺陷，是根植於現代化本身的問題。這些問題不會隨著社會進步而消失，反而會因為現代社會的發展而越來越嚴重。學術界將這類問題叫做“現代性問題”。
韋伯對現代性的正反兩面，第一次做出了最全面、最清晰的分析。從此以後，西方思想家只要討論現代性問題，不管是贊成還是反對他，都無法繞開這座里程碑。
科學理性做不到什麼？
韋伯到底洞見了現代社會的什麼奧秘？其實並不複雜，你記住這三個字：“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這三個字，就是現代性問題的關鍵。
我們知道，啟蒙運動之後，在理性和科學的幫助下，人類實現了巨大的進步。在古代社會，大多數人的生活都貧困艱難。甚至王公貴族也未必過得很好。
比如亞歷山大大帝去世的時候只有32歲，後世學者根據記載，推斷他是死於感染導致的持續高燒和衰竭。設想當時如果有抗生素，又會怎麼樣呢？
還有十三世紀的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他的王后一生中生育了16個孩子，前15個孩子中的男孩全部在十歲之前夭折了，直到第16個孩子才順利長大成人，王位的繼承才有了著落。
你看，無論是皇帝還是國王，在疾病面前都毫無辦法。到了啟蒙時代之後，短短兩三百年，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說一個簡單的數據：人類的平均壽命，兩百年前還只有25歲，到了2016年，已經達到了72歲。
這麼巨大的成就是怎麼獲得的呢？韋伯發現，工業革命、科學革命、地理大發現，這些大事件背後，有一個統一的思想動力，就是“理性主義”（Rationalism）。當時人們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過去的不幸都是由於矇昧和無知造成的，如果用理性清除掉矇昧和無知，我們就會走向真理，越來越幸福。
然而，也恰恰是馬克斯·韋伯，這位深刻理解科學理性力量的思想家，卻站出來告誡人們，有些問題，甚至是極為重要的問題，科學無能為力。
韋伯是怎麼說的呢？
讓我帶你穿越到一個歷史的現場：那是1917年的11月7日，一個冬日的夜晚，在慕尼黑的一間藝術大廳裡，正在進行一場演講。大廳裡擠滿了年輕的學生，還有許多著名學者。韋伯在臺上演講，題目叫“以學術為志業”。
身在臺下，我們滿以為，韋伯會告訴大家科學有多麼偉大的意義，值得青年人去獻身。然而，他是怎麼說的呢？他說：認為科學是通向幸福之路，這是“天真的樂觀主義”，只有書呆子才會相信。科學根本無法回答什麼是“幸福”，什麼是“意義”這類問題。
韋伯舉了一個例子：假如現在有一位病人生命垂危，只要送到醫院，我們就能用醫學技術維持他的生命。但是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要不要去搶救這位病人呢？
如果病人只能維持生命，但根本無法好轉，又會耗費大量的金錢，拖垮他的家庭，你認為應當做何選擇？如果病人自己希望，不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來搶救，你認為要怎麼選擇呢？如果你知道病人在這種狀況中非常的痛苦，你又要怎麼選擇呢？
醫生回答不了這些問題，即使他有最豐富的醫學知識和最高超的技術，也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韋伯認為，這是生命意義的問題，超出了科學的邊界。科學永遠無法回答：我們做出什麼樣的選擇才是“值得”的，我們過什麼樣的生活才是“有意義”的，我們生命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科學也許可以給出最優的“方案”，但永遠無法教給我們一個最優的“選擇”。理性主義的新麻煩
韋伯用數百萬字的著作，向我們展示了，科學和理性如何塑造了現代社會，在政治、經濟、精神的深層結構中形成了怎樣的“運行方案”。但同時，他又向我們指明，這些方案、以及方案背後的理性主義，不僅很難帶我們走向真理和意義，還可能會讓我們離意義越來越遙遠，甚至還會帶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的麻煩。
這些方案是怎樣的，這些麻煩又是什麼，這就是接下來我們課程中要探討的內容。
下一講，我們就來了解韋伯的第一個重要命題：世界的祛魅。
問答
最後留一個思考題：關於科學能夠做到什麼，又不能做到什麼，你有什麼樣的想法，或者遇到過相關的例子嗎？想聽一聽你的見解。
——劉擎《現代思想四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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