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成立以後,在蘇北、皖北、粵北等非良渚文化分佈區域陸續集中出土了一些良渚文化的玉器,如安徽蕭縣金寨、江蘇新沂花廳、小徐莊等。
花廳遺址位於新沂城區南約15公里的馬陵山西麓,南京博物院曾先後進行過5次發掘,共發掘新石器時代墓葬100多座,出土玉器500餘件(組),基本上都屬於良渚文化玉器。關於這批良渚玉器的來源,有人認為是由於聯姻的原因造成的,即大汶口文化的女性與南方良渚的男性聯姻,良渚文化的男性居民帶來了良渚文化的玉器。在原始社會的交通和信息條件下,這種遠距離的大規模聯姻恐怕是很難讓人相信的。
1990年《文物天地》曾發表了一篇有關花廳遺址的文章,作者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戰爭說”,即“良渚文化一支武裝力量北上遠征,打敗花廳村的大汶口文化的居民,並實行佔領,作戰中己方陣亡的將土不可能運回老家,只能就地”安葬”,花廳北區即其墓地。
對於花廳北區是良渚人墓地的觀點,從墓中出土的大量良渚文化玉器證明其是可信的。花廳確實是在大汶口文化的範圍內,大汶口文化是以獐牙勾形器、骨牙雕刻器和隨葬豬頭(或豬下頜骨)的數量來象徵財富、權力和地位的,與良渚文化顯著不同。但這些良渚人到底是怎樣到達花廳的呢?
顯然,良渚文化的一支武裝力量北上遠征,陣亡後葬在花廳的說法不能讓人信服。首先,良渚人不太可能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地去遠征一個小小的花廳;其次,花廳“北區墓地的時間跨度較大”,這種反覆的遠征更是讓人匪夷所思;再者,出兵打仗除必需品外,必然是輕裝上陣,不可能攜帶大量的與打仗無關的陶器、石器、玉器用於陪葬,更不可能派人回去長途運輸這些隨葬品。因此,花廳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既不是由於聯姻,也不是因為遠征,而應該是因為遷徙,即良渚文化居民北遷的結果。
首先,氏族或部落的遷徙在原始社會乃至奴隸社會都是極為常見的現象,而且有時遷移的距離還非常遙遠。如分別起源於渭水上游和陝北一帶的炎帝部落和黃帝部落都曾經不斷向東遷移,並與黃河下游的蚩尤部落發生了激烈的衝突。而商部落也是從現在的東部地區發展起來的。
在考古發現中,民族遷徙也多有反映:大汶口文化墓葬已深入豫西,直達洛陽附近,如平頂山賈莊、偃師古滑城等。造成這種遷徙的原因很多,如氏族間戰爭的失敗,水、旱、蟲災等自然災害等。
從良渚文化的情況看,顯然是遭受了極為嚴重的水災。水災的結果就是農田被淹、家園被毀,人們失去了生活的來源。部分人爬到了附近的高地和丘陵上,過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悲慘生活。在大水退去以後,這部分人從高地上走了下來,重新建設自己的家園。
有人認為,上海的馬橋文化是良渚文化的主要繼承者,其或者是從殘留的良渚人那裡吸收了良渚文化的因素,或者本身就是良渚人後代創造的文化。由於水患的影響,原來的經濟幾乎完全遭到破壞,人口也大量減少,再加上自然環境的惡化,使馬橋文化的生產力水平大為下降,無論是製陶技術還是玉器製作技術,與原來的良渚文化已不可同日面語。
而另一部分良渚人則被迫四處遷徙,據研究,有一支良渚人南下粵北,後來融入了當地的石碳文化。在石碳文化晚期,一些二次葬的大墓中發現有一定數量的玉琮、玉璧、玉璦等玉禮器,很可能就是良渚人南遷的結果。
還有部分良渚人渡江北上,花廳遺址、金寨遺址就是北上的這部分良渚人沿途留下的痕跡。北上的良渚人數量可能比較多,同時也不是一批,有的在途中找到了比較理想的居留地就留了下來,不再繼續向北遷移,花廳、金寨大概就是這種情況。
還有的繼續北遷最後到達了黃河流域,由於勢單力薄,最後都融入了當地的土著文化中,僅僅在個別方面留下了自己本部族的印記。在黃河流域的龍山文化時期的遺址中都曾發現少量的帶有良渚文化特徵的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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