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翻譯引進到國內，《硅谷百年史——偉大的科技創新與創業歷程（1900-2013）》（以下簡稱《硅谷百年史》），就成了人們瞭解舊金山灣區和硅谷的最佳讀物之一，在國內擁有大量的粉絲。這次舊金山之旅，本報記者專訪了該書作者皮埃羅·斯加魯菲（Piero Scaruffi），在硅谷的誕生地斯坦福大學旁的咖啡館，聽聽皮埃羅眼中的硅谷。
此外，廣州日報記者還專訪了硅谷摩根山市原市長瑪麗蓮·里布思，斯坦福國際研究院創新領導中心執行總裁高樂德·雷格理茲。“三人行必有我師”，在歷史學者、政府官員、研究機構負責人的講述中，舊金山灣區逐漸變得立體起來。
《硅谷百年史》作者皮埃羅：大企業一些行為正在扼殺創新
“恐龍”橫行 “叢林”漸失
在《硅谷百年史》的作者皮埃羅眼中，硅谷的成功，在於舊金山灣區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灣區從移民中所獲得的競爭優勢是巨大的。人才匯聚於此是因為灣區“很酷”，它對來自東海岸、歐洲和亞洲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而言，是一個夢想之地。氣候和金錢當然重要，但是吸引移民們來到灣區的根本原因卻是體現在職業生涯中的硅谷精神。它使得工作感覺起來不像是幹活，而是自我表現的一種方式。
皮埃羅說，在多年的成功發展後，硅谷近年有一種不好的趨勢，現在大企業的一些行為無疑正在扼殺硅谷寶貴的創新。他指的是谷歌、Facebook、亞馬遜這些大公司在併購初創公司，他們直接把這些小公司買下來。因為相對於在自己公司裡面走各種流程，開沒完沒了的會議來成立新部門，研發新東西，不如直接把正在做這類事情的小公司買下來。對大公司來說，這節省了各種流程成本，甚至在一些極端情況下，大公司只是看中了初創公司中的某些人才，併購後得到了想要的人才，卻放棄了小公司原來的發展方向。
對這些被併購的初創公司來說，他們失去了成為下一個谷歌的機會。如果小公司一直都在期盼著如何儘快被大公司併購，又怎麼能有專心創新創業呢？皮埃羅舉例，如果20年前IBM買下谷歌的話，就不會再有今天的谷歌了。這讓很多人都在討論，硅谷這些大公司是不是實際上在扼殺硅谷的創新，而這些小公司也不會再有成長後對抗大公司的機會，大公司的併購實際上是提前清理了競爭對手。
（皮埃羅和本報記者）
這直接產生了一個現象：在21世紀的最初十年，硅谷第一次不是以“小”著稱，而是要“做大”。英特爾（半導體公司的第一）、甲骨文（ERP軟件的第一）、蘋果（世界上身價最貴的公司）、谷歌（在網絡搜索行業中遙遙領先）、Facebook和LinkedIn（社交網絡行業的第一和第二名）、思科（路由器行業的第一）、惠普（個人電腦行業的第一），這些都是以前在硅谷不存在的大型跨國公司。硅谷原本是以“小”著稱的，當它變成大型公司的聚集之地後，硅谷敢於冒險的態度也可能隨之改變。
除了小公司被併購可能導致的問題，人才是皮埃羅指出的另一個問題。美國的移民法、經濟不景氣和美元的長期疲弱極大地降低了來自其他發達國家的大學生移民的數量。那些來到美國留學並想留在這裡工作的人們，越來越難以獲得工作簽證。
作為人才的主要來源，當地的名牌大學仍然是初創公司的搖籃。但正如《硅谷百年史》裡所寫的，“每一所高校都已經大大擴充了學生們的活動，使學校變成一個圍城，學生們沒有時間旁騖校園之外的事情，這不利於同其他文化環境之間的互動。人們認為，此種封閉體系是為了培養超級專家，但是卻扼殺了創造性。”
冒險
為什麼硅谷出現在美國？一個簡單的答案是，總的說來，美國對於這些人才比較友善，而加州最為友善。西服和領帶是皮埃羅最喜歡用的比喻。在歐洲，不穿西服、不打領帶很難成為一個成功的僱員，所以能在等級階梯中爬升的人往往也是穿著考究的人，並不一定是知識淵博、精明能幹和具有創造性的人。而在加州，億萬身價的人穿的也是牛仔褲和T恤衫。
硅谷的故事未能發生在歐洲的另一個原因，在於歐洲人不願冒險的思維模式。皮埃羅給記者講述了自己在歐洲早年的親身經歷。他曾在一家歐洲的跨國公司工作過10年，每當一個工程師團隊有一個新產品的想法時，經理人員就會問一個很微妙的問題：“有人幹過這個嗎?”如果他們回答“是”，經理就會說：“我們太遲了。”如果他們回答“否”，經理就會說：“那就沒必要了。”這樣，工程師們就沒法做什麼新東西。而在硅谷，美國人敢於冒險的熱情得以發揚光大。硅谷培育了一種敢於冒險的文化，進而把它變為一種科學。
創新
硅谷所在的舊金山灣區，在全世界範圍內，是移民與當地人融合程度最高地區。這些移民他們帶來了各式各樣的文化，並在這裡共存。所以皮埃羅在書裡花了大量的篇幅來證明社會在創新的過程的重要性。
硅谷之所以特殊，是因為它的創新並不是首先由政府規劃的，而且也並不是由大型公司來主導的，而是在本身就非常具有創新力的社會中自然而然產生的。哪類人是最具有創新力的？在美國，最不具有創新力的就是官僚的政府機構、傳統企業，而最具有創新能力的通常是藝術家、音樂家、作家和媒體人，而不是技術人員。所以，讓硅谷成功的不是政府，不是公司，而是社會的創新風氣。
皮埃羅舉例說，他到過中國很多地方，但他卻不想了解IT相關的東西，因為大家都在自己的辦公桌旁敲著鍵盤，那非常無趣。他會要求人們帶他去看建築、看藝術、聽音樂，那才是城市的精神，真正有創造力和生命力的東西。他還笑著說，“給你們點時間去認識廣州的藝術家，下次我來廣州，要帶我去看各種藝術。”
幫扶
除了冒險精神和創新精神，在硅谷，對於初創公司來說，他們最在乎的是已經成功的人們所堅持的幫扶精神。
皮埃羅說，當人們在這裡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之後，硅谷便開始受益於其自產的百萬富翁的慷慨。慈善活動和天使投資為打造創造力提供了第二助力。“當你還不富裕的時候要有創造性，當你富裕了要支持創造性。”這可以成為硅谷創業者的座右銘。灣區的生活方式產生的社會壓力讓你必須“與眾不同”、必須“做到最好”。當靠自己的奮鬥致富的人們聚會時，他們不只是吹噓自己如何淘到第一桶金，還會談論如何花錢以幫助那些值得幫助的事業，或為初創公司添翼助飛。在某種意義上，個人奮鬥成就的百萬富翁對於使之能夠成為百萬富翁的體制懷有感恩之情。這一現象已經成為美國社會肌體的一部分，在硅谷尤其得到了最為崇高的體現。
容錯
在斯坦福大學旁邊的Borrone咖啡館，皮埃羅指著周邊的環境告訴記者，年輕人喜歡這裡，因為硅谷可以做各種蠢事兒，可以去嘗試各種天馬行空的念頭，失敗完全不是問題。硅谷能成功，是因為它鼓勵明智的失敗。一句耳熟能詳的忠告是：“失敗是常事，但要失敗得快些。”
在硅谷存在著“試錯法”，或者是“失敗可以創造機會和更好的創新”這種為人們普遍接受的理念。再就是，失敗者受到的是“鼓勵而很少是懲罰”，這說明美國西部的開拓精神依然存在。
皮埃羅甚至把試錯的精神引用到企業之間的競爭，他認為企業要為自己的錯誤付出教訓，而政府也不應該出手去救排名靠前的企業，因為這對迎頭趕上的企業不公平，而是要讓領頭的企業承受起錯誤的後果，這樣能讓後面做了正確決定的企業上位。
他認為行業的領軍企業的缺失，對於促成創新十分重要。蘋果公司完全錯失了互聯網的問世，谷歌完全錯過了社交網的到來，Facebook很快也要完全錯過“下一個大產品”。每一個這樣的失誤都有助於產生一個新的巨人和一個全新的產業。如果蘋果在2000年推出了一個搜索引擎，谷歌也許永遠不會存在；如果谷歌在2004年就推出了一個社交網平臺，也許根本就不會有Facebook公司的產生。
施樂：
贏了複印機
輸掉“計算機”
史蒂夫·喬布斯在1996年的一次演講中曾說：“施樂本來可以擁有整個計算機產業……可以成為20世紀80年代的IBM……可以成為20世紀90年代的微軟。”
發明了個人電腦、圖形用戶界面、激光打印機、以太網技術，20世紀70年代，施樂硅谷研發中心是當時美國最成功的公司研究所。可施樂硅谷研發中心創造瞭如此多的技術發明，卻沒能實現商品化呢？
1975年2月，施樂硅谷研發中心的工程師們在內部演示了個人電腦的圖形用戶界面。8年後，蘋果公司推出了麗薩電腦，帶有按施樂硅谷研發中心的開發原理設計的圖形用戶界面。喬布斯曾開玩笑說，施樂無法和他的不成體統的初創公司競爭，因為施樂的成本結構太高了，公司臃腫而膨脹。正如一個施樂工程師開玩笑所講：“我們即使造一個曲別針，也會花費3000美元。”
皮埃羅在書中總結道，施樂管理層把公司看成一個複印機公司，而不是計算機或出版公司，他們留戀出租複印機的商業模式，而不是新的辦公技術。此外，公司做決策時，不是考慮新技術、新機遇，而是考慮個性、權術和短期利益，施樂硅谷研發中心常常以純粹的研發中心的模式行事，其科學家通常遠離客戶培訓、銷售或內部創業精神的培訓。所以，雖然施樂硅谷研發中心在技術創新方面非常成功，但是它在科技成果商品化上卻非常失敗。
（硅谷摩根山市原市長瑪麗蓮·里布思）
只有1/100的留學生能留下
“舊金山灣區並不‘完美’，它一樣有自己的問題。”硅谷摩根山市原市長瑪麗蓮·里布思（Marilyn Liberers）近日接受廣州日報專訪時表示。去年剛剛卸任市長一職的她，過去5年裡曾來過中國26次，可說對中國、對廣州相當熟悉。現在她是美中硅谷協會的會長，繼續為硅谷和中國的溝通交流做出努力。
瑪麗蓮對中美灣區發展的觀察有自己的心得。以舊金山灣區為例，硅谷是市場主導發展起來的，政府介入比較少，所以存在相當的不確定性。大量財富的聚集，讓舊金山灣區現在面臨著地價上升、物價上漲、生活成本高等問題。而規劃不好、狹長的地塊可用空間不多，讓硅谷面臨用地不足的發展瓶頸。這方面中國則做得比較好，尤其是規劃長遠、土地充裕，這方面是中國的優勢。
交通方面，硅谷出行主要靠高速公路，早晚上下班高峰期擁堵，交通模式的單一也制約了硅谷的進一步擴張。當地也在準備建更多更長的高速公路，連接到更遠的區域，解決硅谷當前區域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
除了土地和交通，人才簽證是硅谷面臨的另一個問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1999年所做的一項研究表明，國外出生者佔硅谷熟練的科學和工程工作者的三分之一。印度人和華人佔多數，約佔總數的75%。瑪麗蓮告訴記者，硅谷周圍有諸多世界一流的名校，但現在不少優秀的高校畢業生卻沒有辦法留在硅谷工作，8000人中只有80人能拿到簽證留下，政府應該儘量改變移民政策，才能為硅谷留下寶貴的優秀人才。
（斯坦福國際研究院創新領導中心執行總裁高樂德·雷格理茲）
秘訣：將創造力技術商業結合
從電腦鼠標到達芬奇遠程手術機器人，從Siri智能語音系統再到癌症治療，美國斯坦福國際研究院被稱為硅谷高科技公司科技創新的“幕後英雄”。作為聞名全球的綜合性諮詢研究機構，在70多年的創新中，斯坦福國際研究院創造了新的行業、數十億美元的市場價值和持久的社會價值。如今，其研究範疇非常廣泛，涵蓋生物醫學、化學和材料、科學計算、地球和空間系統、經濟發展、教育、能源和環境技術等方面。斯坦福國際研究院在科技成果成功轉化上有何經驗？日前，在廣州大學城內舉行的2018中美（廣州）創新領導力研討會上，斯坦福國際研究院創新領導中心執行總裁高樂德·雷格理茲（Claude Leglise）接受廣州日報記者專訪，解碼斯坦福國際研究院領導力的秘密。
在公開演講中，高樂德認為，研究院創新堅持的原則之一就是堅持以市場為導向，新技術新發明只有在市場中才能產生價值。他稱，研究院在研發新產品時，一定是以客戶需求為導向的，新發明新技術最終交給客戶來決定產品的價值。
“過去一年，斯坦福國際研究院的科研成果轉化率超過27%。我們的秘密是將創造力、技術、商業結合在一起。”高樂德告訴記者，科學和技術的結合才有可能改變世界。相關資料顯示，斯坦福國際研究院的科研成果轉化率已達到25%以上，是普通高校的10倍。國際眾多知名的跨國公司對其項目進行大量的投資，並與研究院合作組建了諸多的高新科技開發公司、科技園、孵化器及產業基地。
記者瞭解到，就在今年年初，斯坦福國際研究院也漂洋過海來到廣州。今年1月，廣州斯坦福國際研究院正式落戶廣州開發區，廣州有望藉助這一“外腦”，加速本地優秀項目的創新孵化。新成立的廣州斯坦福研究院將以企業化形式運作和發展，下設四中心一平臺，包括項目引進中心、投資中心、創新培訓中心、內部運營管理中心，同時還設有研發平臺，平臺將攜手廣汽、廣電、廣藥等本地龍頭企業，圍繞各領軍行業單獨設立聯合研究院，協同美方科學家共同開展科研成果的本地化實驗。
在該機制下，世界前沿的科技項目有機會“引進來”，結合中國市場實現本土化、產業化；本地的尖端項目也有快速通道可“走出去”。
“硅谷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高校，包括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在內的學校培養了具有知識、創造力的學生，畢業生通過學到的科技創造了公司並運營成功。”對於當下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高樂德認為，高校和大學在知識、科學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他們能有意願且能夠將好的想法商業化，推向市場並讓社會受益。
“當下很多國家地區都在學習硅谷，希望打造第二個硅谷，但成功不多，硅谷有其獨特的文化所在。”高樂德認為，其實在粵港澳地區，廣州、深圳、珠海、香港就有很多機會，包括知識、年輕人、資本和獨特的文化，他認為，這些要素可以讓中國原本強大的製造業走向創意創新之路。
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龍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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