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參軍三十五年，四十餘次進藏，榮立兩次二等功，十一次三等功。進藏的三條主要公路——青藏線、新藏線和川藏線，他都曾參與修築，並一次次由此走進神秘的雪域。
他寫了十多部書，榮獲過魯迅文學獎等多個獎項。他說自己是“職業軍人，業餘作家”，並給自己定下“三不”原則：不寫違背良心的書，不在上班時間寫文學作品，不向所在部隊推銷一本書。
黨益民軍裝照
黨益民齋號“三西堂”，其中蘊含“西夏、陝西、西藏”三地在他心中凝聚成的深厚情結。党項後裔的血脈在他身上延續，陝西渭北是他的故鄉，西藏是他靈魂的棲息地。
黨益民的作品，書寫的都是“三西”的歷史與壯闊。他說：“是家鄉給予了我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澱，雪域高原讓我的靈魂一次次得到洗禮和淨化。我的書是我和我的戰友們一起寫的，我用手中的筆，他們用青春、熱血和生命。他們才是真正的英雄！”
築路青藏線
感覺裡，我屬於西藏。走在其險無比的川藏公路上，我能感覺到這西藏血脈在怦然跳動。我的一切似乎都被強烈的陽光融化在那片土地上，變成了那裡的一塊山石、一捧冰雪，一個冰川上的無跡的腳印，一聲神鷹的鳴叫。
——《用胸膛行走西藏》
1963年，黨益民降生在陝西富平的一戶農家，談不上富裕，倒也不缺衣食，讀書與畫畫裝點了他的童年。
黨益民從小愛讀書，他發現村裡隱藏著一個“書庫”。有家男人在外地書店工作，每次回來都帶一些新書，而留守在家的女人卻從來不看，只是將這些書堆放在牆角。黨益民為了借書，時常幫她乾點雜活。借來的書，他如飢似渴地閱讀，然後再完璧歸趙，連個書角都不曾折過。
就是這些堆放在牆角、落滿灰塵的書，啟發了黨益民的文學夢，讓他知道了什麼是小說、散文和詩歌。
黨益民也愛畫畫。他利用暑假上山挖藥材、捋柏籽、捉蠍子和土元（當地叫“簸箕蟲”）賣錢，一個暑假能掙十幾塊錢，除了交學費、買書本，還可以買畫畫的顏料和紙張。
每當過年，別人家女孩子剪窗花，黨益民畫窗花。村裡人看著新奇好看，便紛紛請他去畫。幫人家畫完窗花，還有茶飯招待，其樂無窮。
1982年10月，19歲的黨益民應徵入伍，與800名陝西籍戰友共赴青海格爾木，成為一名基建工程兵，開始修築青藏公路，從此與西藏結下了不解之緣。
黨益民與戰友們的任務，是將慕生忠將軍開闢的青藏公路改造為二級柏油路。他們在唐古拉山腳下的通天河施工，春天上山，直到大雪封山前才能下山。嚴寒與勞累自不必說，還要時時經受死亡考驗。這讓黨益民始料未及。
第一次翻越唐古拉山時，黨益民因高原反應暈倒在雪地裡，戰友救起了他。這是他第一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這麼幸運。有一個新兵，剛被拉上高原，從車上跳下來就暈倒了，再也沒有醒來。這樣的事情時常發生，在青藏線的七年，黨益民所在部隊先後犧牲了幾十位戰友。
黨益民後來終於克服了高原反應，適應了高原生活，當他又一次翻越唐古拉山時，他站在山口“海拔5230米”的路碑上，讓戰友拍了一張照片。照片洗出來後，他在背面寫下一句話：“唐古拉在我腳下！”
上高原的第二年，黨益民聽到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次大雪封山，一輛運輸物資的軍車被大雪困在半路上，駕駛員連凍帶餓暈倒在駕駛室裡，一位路過的藏族阿姐把他揹回帳篷，把他的雙腳抱在懷裡暖了半夜，戰士才漸漸甦醒。黨益民深受感動，他用三天時間把這個故事寫成了七八千字的短篇小說《姐弟情》，在《西藏日報》上發了一個整版。這是他的處女作，那年他20歲。
1989年年底，黨益民隨部隊搬遷到成都，開始從另一個方向進藏。他們部隊的任務是整治病害頻發、一年只能通車三四個月的川藏線等。
黨益民曾用“像快刀子殺人”來形容川藏線的危險，那裡塌方、雪崩、泥石流不斷，被稱為“世界公路病害百科全書”。突如其來的災難，隨時都有可能奪去戰士的生命。
1994年，黨益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藏光》出版，著名作家陳忠實欣然為其作序。陳忠實寫道：“黨益民多在祖國邊陲之地驅車馳馬，那塊對我們來說既感陌生又感豪邁的高原巍峰，他是千遍萬遍看過踏過也擁抱過，汗和血都灑在那裡了，情繫高原，是真情實感，而不是矯情偽飾。我讀這部長篇時感到了人物的鼻息和汗腥，那是一種關於高原和人生的生命體驗，這體驗裡噴薄著感人的真情。”
2000年，黨益民調進北京，擔任武警交通指揮部宣傳處處長。他筆耕不輟，白天工作，晚上寫作。他將家鄉富平的百年曆史投影在一個家族的盛衰史上，寫出了40萬字的成名作《喧囂荒塬》。2002年，長篇小說《喧囂荒塬》在《中國作家》雜誌首發，隨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著名作家柳建偉讀完小說斷言：“《喧囂荒塬》肯定會在文壇引起震動，成為2002年中國文學不可忽視的重要作品。黨益民這個對許多讀者尚顯陌生的名字，從此以後無疑會列入中國當代實力派長篇小說作家的名家之列。”
果然，《喧囂荒塬》小說獲得了當年“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每年只評選一部長篇小說），後來又榮獲四川省政府獎“巴金文學院文學獎”（每屆只評選一至兩部長篇小說）。
一路格桑花
我愛的花兒在高原，它的美麗很少有人看見；我愛的人兒在高原，他的笑容沒有被汙染。
——《一路格桑花》
在北京那幾年，黨益民因為工作需要，經常來往在進藏的路上。那些生死劫難的經歷，激盪著他的胸懷，催促他落筆成文。
一位去西藏結婚的新娘因患肺水腫長眠不醒，將自己的婚禮變成了葬禮；女人帶著5歲的兒子去西藏探親，等來的卻是丈夫犧牲的噩耗；戰友們舉著蠟燭為援藏醫生照亮，眼睜睜地看著一位年輕又帥氣的代理排長，一點一點停止了呼吸；一位士兵犧牲後屍體不全，分兩次才被找到，他被掩埋兩次，成為全軍惟一擁有兩座墳塋的烈士……
黨益民一直想把這些寫進書裡，想讓這些聖潔崇高，卻不為人知的生命以另一種方式存活在這個世界上，但他總是找不到感覺。他已經寫了6萬字，感覺不對，沒有表達出他想表達的東西，只好一敲鍵盤，全部刪除。
終於，2004年年初，他突然找到了這本書的靈魂：“我愛的花兒在高原，它的美麗很少有人看見；我愛的人兒在高原，他的笑容沒有被汙染。”戰友們像格桑花一樣，默默無聞地開放在高原的深處，開放在無人區裡。他們的心靈與人生無疑是美麗的，但這種美麗卻很少有人看見。
“這不就是我想表達的東西嗎？”春節長假期間，黨益民足不出戶，閉門寫作，二十二天一氣呵成18萬字的《一路格桑花》初稿。
《一路格桑花》出版後，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被評為青少年喜愛的“百部優秀圖書”，六年後被拍攝成同名電視劇，在央視一套黃金時間播出。
2004年的七八月間，黨益民再次離開北京，走進西藏。走之前，他買了五份人身意外險，悄悄放在家裡的書架上。他從新藏線起點葉城一路往上，穿越阿里無人區到達拉薩，再從拉薩沿川藏線到成都，整整走了三十八天。
路過岡底斯山的主峰岡仁波齊山下一個武警中隊時，黨益民為了給恐懼高原的新兵做榜樣，圍繞海拔6000多米的岡仁波齊峰轉了一大圈，用了十三個半小時，徒步58公里。
黨益民作品（攝影丨王琪玖）
記者採訪黨益民時，他說“我什麼都不怕，就怕感冒”，因為在西藏的幾次重感冒，一兩個月不能痊癒，給他留下了病根。“那時在西藏感冒了，坐在車裡，自己手舉吊瓶，一邊輸液，一邊長途奔襲，一天要跑七八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黨益民說：“那時年輕要強，可真夠拼命的。”
黨益民這麼拼命，是因為他答應過西藏那些即將退伍的老兵，要讓他們退伍前看到寫有他們故事的書。這本書對他們來說，也許是一輩子的紀念。
兩個月時間，黨益民完成了20多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用胸膛行走西藏》。因為白天工作，晚上寫作，加之疾病纏身，他患上了嚴重的腰肌勞損。有時寫到深夜，從椅子上都站不起來。
2005年，《用胸膛行走西藏》出版。文學評論家李炳銀說：“這是當代文學中開放的一束英雄花朵。戰士們宗教般的忠誠，如同從遙遠的高原，為身處喧囂塵世的人們引來一溪清洗心靈、滋潤肺腑的聖水。”
而對黨益民來說，最重要的是他兌現了諾言。那年的退伍老兵臨走前，都拿到了寫有他們故事的《用胸膛行走西藏》。
也有人看不到自己的故事。
一位戰友曾和黨益民開玩笑說，你寫了那麼多西藏的書，什麼時候也能寫寫我呀。幾個小時後，這位戰友犧牲了。黨益民流著淚，寫下了這位戰友的故事。
《用胸膛行走西藏》後來獲得了全軍文藝一等獎、第三屆徐遲文學獎、第四屆魯迅文學獎，並被翻譯成英文，參加了第44屆倫敦書展。
在魯迅文學獎的頒獎現場，黨益民說，“我是來為犧牲的戰友們領獎的，這本書是我和我的戰友們一起完成的，我只是一個代筆者。”
2007年9月，黨益民調到新疆武警交通二總隊擔任副政委，又開始從新疆方向進藏。他們部隊的任務就是養護新藏公路、重修天山公路。在天山指導工作期間，他又“挖”出了一個被雪藏幾十年的真實故事——
上世紀70年代，為響應毛澤東“搞活天山”的號召，打通天山南北通道，一支部隊集結新疆，修築著名的天山獨庫公路。一次，部隊遭遇大雪封山，彈盡糧絕，上級派班長鄭林書、新兵陳俊貴等四名戰士前去送信求援。四名戰士帶了20個饅頭，在冰天雪地裡爬行了三天三夜，生命遭到極大威脅。班長鄭林書將最後一個饅頭讓給了新兵陳俊貴，陳俊貴因此活了下來，而班長鄭林書和副班長羅強英勇犧牲。陳俊貴腿部凍殘，另一名戰士陳衛星腳指頭被凍掉。陳俊貴復員回家後感念戰友，便放棄了縣城的工作，帶著妻兒重返天山，為班長和168名犧牲在天山的戰友守墓。他們開荒種地，吃野菜，喝雪水，一守就是二十五年。
黨益民採訪了陳俊貴一家人，並在2009年春天，在冰封雪裹的天山深處用十個夜晚的時間，一氣呵成寫出了長篇報告文學《守望天山》。
《守望天山》被《北京文學》第一時間頭條發表，《讀者》《新華文摘》等全國十幾家報刊轉載、電臺聯播，並榮獲“北京文學獎”和徐遲文學獎。守墓人陳俊貴的故事，很快在全國傳播開來。後來，陳俊貴還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被評為“全國道德模範”、“感動中國”十大人物。《守望天山》被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成了電影，後來又被編成歌劇，在國家大劇院演出，產生了很大影響。
阿宮的傳說
新中國成立前有“地下工作者”，朋友笑我是“地下寫作者”。沒辦法啊，既想把工作幹好，又不想放棄業餘愛好，就得少說話，多吃苦，不張揚。
——《阿宮》後記
黨益民是党項後裔，血脈中湧動著西夏情結，他研究十載史學資料，想要復活党項人的秘史。
西夏史是一部絕學，黨益民通過多年研究，自制了西夏地圖、西夏都城圖、人物關係圖，試圖在這裡破解西夏興亡的千古之謎。
2008年，黨益民的長篇歷史小說《石羊裡的西夏》出版，並獲得了第二屆柳青文學獎。這本書在走進歷史的肅穆和文學的奇想的同時，也帶著非常強烈的憂患反思。正如著名評論家白燁所說：“西夏王朝的盛極一時與迅疾衰敗，使它像劃過歷史長空的一顆流星。因為遺蹟的泯失，史料的闕如，有關它興廢存亡的一切，都成了一個難解的歷史謎團。作者在外戰與內戰、兵戰與心戰的立體畫卷之中，慨嘆著一個民族的勃興，也悲嘆著一個民族的衰亡；作品在西夏秘史的出色文學演繹中，字裡行間都回蕩著對‘和’字的深切呼喚，從而使這份西夏曆史的個人想象，具有了今人的深刻反思，具有了現代的啟人深意。”
黨益民是關中人，卻常年奔波在關外，但是，家鄉的人文歷史總是縈繞他的心頭，富平獨一無二的戲曲阿宮腔便是他念茲在茲的鄉音與鄉愁。
傳說阿宮腔是項羽火燒阿房宮後，逃亡的宮女將宮廷歌舞帶到了民間，歷經兩千年傳承不斷，演變而成。黨益民從小就愛聽阿宮腔，開始文學創作後，他一直想為阿宮腔寫一部書。2011年，長篇小說《阿宮》出版，這個願望終於實現了。
這部小說不同從前，主人公不是某一個人物，而是這種奇異的腔調——阿宮腔。書中各章節相對獨立，都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故事，但章與章之間的人物相互牽連，故事藕斷絲連；單章可以當做短篇來讀，但把這些短篇組合在一起，便是一部長篇。
黨益民將《阿宮》的體例比作縫“百家衣”——看似零碎的布片，用針線縫綴起來，就變成了一件完整的衣裳。他在這部小說中，裝入小人物的悲歡沉浮和關中渭北的文化風土，秦漢文明的碎片也散落其中。
這種結構，是黨益民的一次探索與創造。他無疑獲得了成功。這部書在國內出版後，又很快在臺灣出版，引起兩岸國人對阿宮腔這個“非遺”劇種濃厚的興趣。
著名作家陳忠實讀過《阿宮》後說：“黨益民筆力是寬博的，文字是深刻質樸的，內容是有思考有關照的。在看似平常的敘述中，散發著一種震撼人心的東西。他的深沉與內斂，使我看到了別一種生活，品味到了別一種滋味。而且，他有著深厚的地方文化情結，這決定了他的寫作題材、寫作手法的一致性與連貫性，同時決定了其作品的品味與格調。讀《阿宮》，我確實被他的語言、人物以及情節打動了。”
2013年，黨益民從新疆調任武警遼寧總隊副政委。等待命令期間，他有半個月假期。
當時，黨益民正在創作的長篇小說《根據地》即將完成，他懷揣手稿，回到富平老家，白天照顧患病的母親，夜裡抽時間寫作。這部小說記述了中央紅軍長征“落腳”陝北之前，陝甘邊紅色武裝力量長達十年的“鬧紅”史，再現了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勳等老一輩革命家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艱難歷程。
2013年10月15日，黨益民終於完成了書稿。那天正是習仲勳誕辰一百週年的日子，黨益民和妻子早早起來，步行來到習仲勳陵園。站在習仲勳墓前，他在心裡默默地說：“習老，我終於寫完了，我用這部書向您致敬，向所有陝甘邊紅軍英烈致敬！”
這部書稿經過國家出版總署兩年審讀，四次修改，終於在2015年出版。甫一出版，便受到極大關注。
中國作協副主席、著名作家何建明評價說：“黨益民歷經十年，潛心研究陝甘革命根據地創建歷史，五易其稿，創作完成此作品，其治學精神和創作態度尤為可貴。他獨具慧眼，深刻把握歷史脈搏，生動形象、客觀全面地再現了鮮為人知的陝甘紅軍鬥爭史，作品因其真實性、複雜性、揭秘性而撼人心魄。《根據地》填寫了文學書寫中國紅色歷史的一個空白，是黨史軍史的生動讀本。”
著名軍旅作家王樹增說：“黨益民是位卓有成就的當代作家，他的作品呈現出美學意義上的兩極：堅實的現實主義風格和極具想象力的浪漫主義激情，尤其在對民族歷史和人文精神的深度寫作上，顯示出其深厚的文學功底和藝術才華。《根據地》的推出，既沿襲著歷史寫作的風格，也飽含了對文學意義的新的詮釋與探索。從這個意義上講，這部作品遠遠超出了歷史事件和故事敘述的文本範疇，作品以新的視角引領我們在回望歷史之時，前所未有地關注今日中國。這種引領和關注，就是這部作品的時代意義與文學價值之所在。”
最後的《雪祭》
我如同虔誠的聖徒，用滾燙的胸膛行走西藏。不同的是，聖徒們朝聖的是神靈，而我朝聖的是長眠在雪山上的戰友們的英靈。在西藏，我感受最深的是，生的艱難與死的容易。
——《雪祭》後記
離開了西藏，眷戀反而愈深。
黨益民曾用“鈍刀子割肉”和“快刀子殺人”形容新藏線和川藏線的嚴酷條件，它們能在不知不覺中一點一滴摧殘生命，也能在瞬間使生命化為烏有。
黨益民在西藏親歷了七次生死劫難：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唐古拉山上幾乎凍死；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上，用了十三個半小時徒步58公里，繞著岡底斯山的主峰岡仁波齊走了一圈，幾乎累死；在黑昌線遭遇大雪封山，每天只能吃一把黃豆，幾乎餓死；在阿里無人區夜渡冰河，冰層突然坍塌，車子陷進河中，幾乎被淹死；在川藏線怒八段遭遇山體崩塌，幾乎被砸死；得過多次重感冒，其中一次邊乘車行軍，邊手舉吊瓶自己給自己輸液，輸到再也輸不進去，後來病情惡化，引起肺水腫，幾乎病死；在聶拉木至樟木口岸的山路上，車子的一隻輪胎突然跑掉了，幾乎翻車被摔死……
即便如此，他還是眷戀和深愛著西藏。他總是隨身攜帶一張綢緞做的西藏公路交通圖，那地圖，承載著他心中化不開的西藏情結與懷想。
2016年，黨益民再次為他魂牽夢繞的西藏和戰友奉獻了一部《雪祭》。這部長篇小說在《中國作家》第四期刊發，後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
《雪祭》以追憶的形式輻射到20世紀50年代前輩軍人維護西藏和平、建設西藏的英勇事蹟，展示了西藏近半個世紀來的深刻變革與發展，謳歌了兩代西藏軍人的使命與擔當。故事曲折跌宕，文筆樸實凝練，人物豐滿真實，藏地風情濃郁，讀來撼人心魄、催人奮進。
2017年1月11日，《雪祭》研討會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召開。與會評論家認為，《雪祭》不僅是一部具有重大社會效益的主旋律之作，而且在藝術水準上達到了相當的高度。該書書寫祖國和英雄，真正深入到人物的內心之中，是用生命講述中國故事的一個樣本。
雖然是熟悉的雪域，熟悉的部隊生活，但黨益民寫《雪祭》卻寫得很艱難。故事裡的艱險困苦、生死劫難、巨大犧牲，都是他所見親歷，那些痛楚和遺憾，是他的真切感受。他懷著悲憫，寫就這本書，用來祭奠自己的戰友。
黨益民告訴記者，《雪祭》可能是他最後一部關於西藏的小說。他不想重複自己，他想在近幾年好好讀書，做一些有關方面的深入研究，等做足了“功課”，再開始新的敘述探索。他希望經過沉澱的下一部作品，能夠再次超越自己。
文丨杜林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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